前言

我在1990年和1991年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全过程，有幸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许多次讲话。

说“有幸”，不是例行的套话，而是由衷之言，因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第一，胡乔木和胡绳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第二，因为要编写一本简明的中共党史，反复讨论，工作时间持续近一年，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胡绳更在大半年时间几乎全力以赴地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在这过程中，一直在认真地思考，不断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所以谈话的内容几乎涉及这七十年党史中的各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特定条件，很少能听到他们这样系统地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意见。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刚出版就发行了五百多万册。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仍保持着很大影响。而系统地看看胡乔木、胡绳两位那么多次的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我对他们的讲话始终做了详细的记录。有两个有利条件也便于我能够详细地做好记录：一是他们讲话的速度都比较慢，常常是一面思考一面讲，有时还有些停顿的间隙；二是他们都是江苏人，说话带有口音，而我的祖籍也是江苏，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时很低，我也能听清楚。所以，自信能把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记下来。

这些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搁置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也八十四岁了。记的时候，为了图快，字迹相当潦草，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来说更不容易看明白。将来成为废纸也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一直想把它整理出来，对后人还有点用。

当然，要整理也有顾忌：他们两位都不在了，我不敢肯定整理的记录是否百分之百都符合他们的原意。记录的字迹太潦草，有的地方连我自己也认不清了。还有，这些讲话当时在场的几乎都只有几个人，所以他们说话比较随便，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好不好？但想来想去，这些记录下来的讲话中包含着很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可以给人们以启迪。只要说明这只是记录稿，不是他们字斟句酌后写定的文章，整理出来总比变成废纸好，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这件事。至于记录和整理中难免有少数同原来讲话有出入的地方，现在也无法再请他们自己核校了，如果有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我想读者会谅解的。

因为大多数场合参加谈话的人很少，讲话比较随便，只要听的人明白就行了，所以有些地方他们的话讲得很简单，甚至有说半句的。为了便于读者明白，少量地作了些注，用不同字体来排印。

还要考虑这些话是二十多年前说的。历史的实践发展得很快，人们的认识也发展得很快，有些问题，他们后来的看法也会有变化，但这是历史记录，不能拿后来的认识去修改他们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话。只要读者把它放在二十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来读，就不会有什么误解了。

整理的工作量不小，我年纪大了，又不会用电脑打字，确实有点望而生畏，所以采取由我拿着记录本子读，金以林录音、整理，再经我多遍根据原记录仔细核校的方式定稿。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小部分，即五、六两部分，附录一的（三）和附录二，是我直接根据笔记本整理的。

书中还有三个附录。一个是在这前后胡乔木有关党史的三篇讲话。前两篇谈的是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有关问题。内容和稍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直接有关。因为胡乔木指定我对这本书第二编（也就是大革命时期那部分）做了一遍修改，所以参加了那两次谈话。参加的人很少，记得只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郑惠和我三个人。这两篇在《胡乔木谈党史》一书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记录稿，这次我又根据自己的记录进行仔细核校后做了修改和补充，也收入本书。后一篇是胡乔木同逄先知和我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的，没有发表过。附录二是胡绳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记得也没有发表过。另一个附录是我写的《忆胡绳同志》，曾刊载在《党的文献》上，内容大多是记录了胡绳有关党史研究的议论，也附作参考。

书稿整理完后，忽然有一个感想，书名也可以称作《一本书的历史》，因为它是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写的，是一本历史著作怎样写成的历史，特别是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大师为它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这对后人可能会有启迪。

最后还得再重复一遍：书中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他们在二十三年以至二十四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些问题正在思考中，记录也不敢说绝对没有记错的地方。这些，相信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