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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名字从表面上看都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有时甚至可以简化到不能再简的地步，或者以数字为序（称一、二、三、四等），以天干为序（称甲、乙、丙、丁等），甚至采用“虎儿”“狗儿”之类的小名；或者像“老外”那样，直接借用祖父、父亲的名字，人们为了加以区别，在称呼时加上“老”“大”“小”的标签，如“老约翰”“大约翰”“小约翰”之类。
但是，也正因为名字是一个符号，它就不仅仅具有标识的作用，还蕴含着某种难以言明或者无须言明的特殊意味。用中国的老话说，任何一个名字都隐含着某种“微言大义”；用西方的新词说，任何名字都是一种独特的“有意义的形式”（form with meaning）。名字的确定、名字的称呼，乃至名字的更易，往往足以与一个人的性格、命运、遭际等发生种种神秘的关联，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一位少女称一位男性为“叔叔”还是“哥哥”，其中也许就蕴含着相当微妙的情感因素或心理因素，难道不是这样吗？
尤其对于历史久远的汉字文化来说，“命名”更是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形无形地渗透到当下的文化传播或文化传承之中。在当今网络盛行的时代里，“起名网”“取名网”之类的网站仍然大行其道，风光无限。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只要有一个“匹配”的、“合适”的名字，一个人就可以一生好运，一个组织（公司、学校、机构等）就可以飞黄腾达。而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旦遭逢坎坷，厄运频现，当事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心生疑窦，是否因为名字不“匹配”或者不“合适”？于是就迫不及待地请相士测字算命、改名甚至更姓，祈求鸿运降临。
也许正因为历史上、社会上、文学上“名”和“实”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因缘，所以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语重心长地强调：“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老夫子看来，“名”和“实”之间居然存在着一种车轱辘似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且“名正”居然成为“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措手足”等所有社会行为的发端、基点，这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著名作家张爱玲有一篇趣味盎然的短文《必也正名乎》，文中说道：“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之类）。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张爱玲提醒我们，“小说里的人”颇有“名副其实”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上人名的由来一开始总是不由自主的，而小说中的人名则是作家有意的创造，就像李小龙博士这部书稿所说的，书的名字（当然也包括书中人物的名字）“可完全由作者支配，因而也就更能体现作者的意图”。
我不知道小龙博士在选择“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时候，是否考虑到“名”和“实”之间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我可以料想到，也许正是书名作为一种符号足以成为揭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内在奥秘的切入点这一想法，引起小龙博士一探究竟的好奇和兴趣。而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好奇和兴趣，恰恰是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触媒。
当然，要将个人的好奇和兴趣转化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里需要的是研究者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而这种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对于多年沉浸传统文化、精研古代典籍的小龙博士来说，恰恰是他的长项，因此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将个人的好奇和兴趣转化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问题。
在多年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小龙博士敏锐地揭示：“小说书名虽然似乎不参与叙事世界的进展……却实实在在是叙事世界得以建构的入口。”从这一“入口”步入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世界，入门既正，收获必丰。因此，在2010年，小龙博士就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关系研究”，旨在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抉发“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之“名”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一斑窥全豹，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不同于西方叙事传统的民族特征，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历时七年之久，小龙博士向学界奉献出《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这部厚实的著作。
我认为，在中外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抉发“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之“名”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课题的提出和解答，实际上派生出两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追问方式：第一，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现象，与西方小说相比较，是否具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如果有，从何而来，如何呈现，有何价值？第二，每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其他小说相比较，是否具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如果有，从何而来，如何呈现，有何价值？要而言之，前者的提出和解答根基于一种宏观的中外文化比较视野，而后者的提出和解答则根基于一种微观的小说文本阐释方式。
恰恰是这两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追问方式，构成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结构框架。全书共七章，第一章和第六章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渊源流变和体制特征，第七章为中外小说命名方式的比较，这三章采取宏观的中外文化比较视野，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的形成、特征和价值，揭示其深厚的文化内蕴；第二章至第五章则采取微观的小说文本阐释方式，选择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单篇作品、明代“四大奇书”、艳情小说、《红楼梦》等一些特色鲜明的个案，细致地考察古代小说的命名与其叙事世界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并不认为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结构框架已经达到“无懈可击”或“完美无瑕”的地步。如果由其他学者来展开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结构框架。比如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框架，从中外小说命名方式的比较入手，揭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方式的独特现象，然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角度分别加以考察，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接着选取一些个案进行文本阐释，借以支撑或深化由整体考察得出的结论。又比如采用“先分论后总论”的结构框架，从中国古代小说命名史上选取若干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个案，一一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抽绎、归纳出古代小说命名的一些带有共性的特征，进而在中外文化比较视野中考察这些特征的历史渊源，揭示这些特征的文化内涵。在学术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结构框架，大而化之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研究者不同的思考路径和不同的治学兴趣，而这恰恰构成一个成熟的研究者的精神素质和学术修养。我想，聪明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小龙博士这部著作的结构框架中，体察到他的思考路径和治学兴趣，进而认知他的精神素质和学术修养。
而最让我欣悦的是，小龙博士在这部著作中拈出的众多学术问题及其巧妙的解答方式，鲜明地彰显出他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常常给读者以深刻的启发。
例如，中国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书与子书，甚至可以说原本就蕴含于史书与子书之中，是史书与子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早就已经成为小说研究界的共识。但是，从史书与子书的文化传统入手，深入透视小说命名的“胎记”乃至“基因”，这却是前人未曾涉足的学术问题。小龙博士由此切入，撰写了“从《汉书·艺文志》看文言小说命名的子史渊源”和“《史记》诸体对文言小说命名的垂范”两节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又如，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命名史上，呈现出一种对“三字名”的强烈偏好和趋向，“三字名”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是浏览中国古代小说史，尤其是浏览小说书目，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或许因为“熟视之若无睹”，从未将“三字名”及其生成渊源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小龙博士偏偏将这一众人“习矣而不察焉”的现象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撰写“白话小说三字名经典地位探究”一节，深入探讨，引发出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在中国传统中，人名、地名等大多是“三字名”，由自有含义的两个字再加上一个类似于“姓”的类名构成；而古书的书名，也多为“二字名”加上一个“体字”的组合，形成“三字名”。而且，古书的书名，与人名的命名方式“姓＋名”相反，而与地名的命名方式“名＋姓”相同，采用的是“类名后置”的方式。有的学者凭主观经验简单地断言，中国文化“姓在名前”，体现出对群体性的“第一关注”，而西方文化“名在姓前”，体现出对个体性的“第一关注”，这两种传统判然有别，“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以及西方人的宗教性”。小龙博士仅举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名与地名的不同命名方式，就足以解构这样的论断。其实，从命名方式前后易位的自如与自由，也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特征。
类似的例证在小龙博士的这部著作中在在皆是，无须我一一列举，细心的读者不难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随处得到会心的体悟。
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发现问题远远难于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提问”原本就隐含着“解答”，因此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而能不能发现问题，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无中生有”可以说是一切学术问题的唯一来源与途径。因此，能不能“无中生有”，便成为考查一位学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基本标准。
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清楚地了解到，小龙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始终葆有探索的敏感、思维的活跃和论述的透辟，正是一位擅长于“无中生有”的优秀学者。继深得学界好评的《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之后，小龙博士又奉献出《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这部丰厚的著作，学术道路在他的面前伸展得如此宽广、如此深远，而且还将继续宽广而深远地伸展开来。这的确让我由衷地欣慰，也由衷地钦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发扬光大，不正有赖于一批又一批像小龙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的自强不息、奋力精进吗？
是为序。
郭英德
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