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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夏自居，称诸夏、华夏，居于中国，文明风流，分布四方的蛮、夷、戎、狄则茹毛饮血，尚未进于文明。这正是《礼记·王制》所描述的情形。
不过，有学者指出，将四夷与四方固定搭配，而称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应当是战国时期天下秩序概念化和规则化的结果。
因为迟至春秋之世，夷、夏还是混杂而居，更不必说，早先并无夷、夏的分别，夷、狄之类指称，也没有它们后来具有的那种文化上的贬义。夷、夏之间的分际，尤其区分夷、夏之观念上的自觉，应该是经历了漫长时段而逐渐形成。造成此一分野的，起初很可能不是因为经济生活，比如生产方式，而是文明合作方式，是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尧帝的协和万邦，大禹的平治水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社会联合的增强以及合作范围的扩展，在增进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人群之间的界分和区辨意识。换言之，正是构造天下的文明创造活动，造就了文化和政治的华夏共同体，同时造成并且强化了夷、夏之间的分界。
在此过程中，夷、夏不但在物质的生活方式和地缘上被逐渐地分开，更且在观念和意识上被清楚地区辨开来。
不过，夷、夏之分，从一开始就不是种族的，而是文明的和文化的。曾被舜帝流放至四裔的“四凶”，原本并非夷狄
；早先系尧舜臣属的周人先祖曾“自窜于戎狄之间”
；至武王克商时，周人盟友亦多为西北及西南之夷
；早先也是华夏苗裔的吴、越、秦、楚诸国，在重新融入华夏文明之前，一度也被视为蛮夷。
这些事例说明，夷、夏并非分属于不同人群的固定身份，只要进于礼乐文明，夷可变而为夏。反之，若不行中国之道，夏亦可退化，变而为夷。此种文化的夷、夏观，肇基于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理念，即相信普天之下存在一种发达优越的文明秩序，可以为所有人接受。而一旦这种文明秩序及于全天下，天下也就成为一家。这种天下主义的理念，日后成为中国人想象和处理内外关系的一种支配性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