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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的是，周初之时，“中国”一词已经出现。“中”字屡见于殷商卜辞，与“四方”相对，为商之都邑所在。周人继受了这些观念。西周金文及《诗经》《尚书》中，“王国”“中国”“周邦”“有周”居中，与“四方”相对，也是内与外的关系。
《诗经》诸篇所谓“中国”，均指“京师”或者“国境之中”
，此一中国概念，兼具政治中心与地理中心之义。春秋时，“中国”之范围扩大，更因为与夷狄相对而兼具民族和文化含义。
中原之地，中国之名，涉及王朝正统，也是古代天下观的核心部分。
中国亦称九州。禹受命平治水土，划中国为九州，禹迹所至，即是天下。
表面上为地理区划的九州，因此脱出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丰富意蕴。
关于九州故事，最早也最详的记载出于《尚书·禹贡》。
《禹贡》开篇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下所记述的，除了九州的山川物产以及水土治理情形，还有基于土地状况规定的贡赋等级，甚至天下秩序中诸侯拱卫服事天子的制度：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禹贡》篇结尾处记述的，是经籍中名为“五服”的天下体制，即以王畿为中心，由近而远，每五百里为一区划，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各服依礼向天子提供职贡。如甸服贡纳谷米，侯服、绥服提供差役、屏障王室，要服须遵奉礼法，和平相处，荒服可以保有其习俗，甚至无须纳贡。在这一天下秩序结构中，天子居中，诸侯环绕四方，层层外推，距王畿空间上的距离愈远，关系愈疏，义务愈弱，联结亦愈薄。
周穆王时祭公谋父的一段话，尤为清楚地揭示了天下秩序中这种内外有别、远近不同的特点：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追述西周制度的话里，要服成了“蛮、夷”，荒服成了“戎、狄”。这让我们注意到天下观念中的另一层重要内容，即夷、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