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注意的是,周初之时,“中国”一词已经出现。“中”字屡见于殷商卜辞,与“四方”相对,为商之都邑所在。周人继受了这些观念。西周金文及《诗经》《尚书》中,“王国”“中国”“周邦”“有周”居中,与“四方”相对,也是内与外的关系。
《诗经》诸篇所谓“中国”,均指“京师”或者“国境之中”
,此一中国概念,兼具政治中心与地理中心之义。春秋时,“中国”之范围扩大,更因为与夷狄相对而兼具民族和文化含义。
中原之地,中国之名,涉及王朝正统,也是古代天下观的核心部分。
中国亦称九州。禹受命平治水土,划中国为九州,禹迹所至,即是天下。
表面上为地理区划的九州,因此脱出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丰富意蕴。
关于九州故事,最早也最详的记载出于《尚书·禹贡》。
《禹贡》开篇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下所记述的,除了九州的山川物产以及水土治理情形,还有基于土地状况规定的贡赋等级,甚至天下秩序中诸侯拱卫服事天子的制度: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禹贡》篇结尾处记述的,是经籍中名为“五服”的天下体制,即以王畿为中心,由近而远,每五百里为一区划,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各服依礼向天子提供职贡。如甸服贡纳谷米,侯服、绥服提供差役、屏障王室,要服须遵奉礼法,和平相处,荒服可以保有其习俗,甚至无须纳贡。在这一天下秩序结构中,天子居中,诸侯环绕四方,层层外推,距王畿空间上的距离愈远,关系愈疏,义务愈弱,联结亦愈薄。
周穆王时祭公谋父的一段话,尤为清楚地揭示了天下秩序中这种内外有别、远近不同的特点: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追述西周制度的话里,要服成了“蛮、夷”,荒服成了“戎、狄”。这让我们注意到天下观念中的另一层重要内容,即夷、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