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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念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先秦诸子，无论儒、墨、名、法、道德、阴阳、纵横家等，亦无论在朝在野，无不喜言天下，这至少说明“天下”一词当时已经相当流行。但如前引《易传》那样的历史叙述，却不足以证明这一观念出自更早的年代。实际上，《易传·系辞下》开篇所勾画的文明史缺乏史料支持，甚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本身，如果不尽是出于后人虚构，至少也是模糊不清的。追溯天下观念之迹，较为确切的证据，当于古代文字和文献中获得。
传世的殷商甲骨文中，与“天下”相关的字，有“中”“国”“天”“下”“四方”等，但是未见“天下”二字。
“天下”一词，始见于《尚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记录了自唐虞至周代的许多政事、文告、训诫、典制、策命乃至君臣对话，其中多篇可见“天下”一语。如《虞书·尧典》有“光宅天下”，《虞书·舜典》有“［四罪而］天下咸服”，《商书·说命上》有“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周书·召诰》有“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周书·顾命》有“燮和天下”，《周书·康王之诰》有“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毕命》有“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等。可以注意的是，《尚书》中“天下”一词最多见于《周书》
，且多出于文告、训诰、策命，为直接引语，而非记录者的叙述，这或者可以说明，西周时人的天下概念已经相当明晰，衡之以“天下”在先秦各种典籍中的流行程度，做这样的推断应该大体不差。
如果可以把“天下”语词的出现大致定在周初，则“天下”观念的形成必定始于夏、商，甚至更早。“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三代文化原本一脉相承，何况周人自视为夏的承继者，封夏之后，用夏之政。只是，殷商卜辞尚不能帮助今人完整了解当时的历史与文化，遑论考古尚不充分的夏和只见于后人记述的唐虞时代。要了解天下观念远古时期的渊源与发展，除了在甲骨卜辞中寻找线索，恐怕还需要辅以想象，由商周文物制度推想远古社会情态。
有学者根据对殷墟卜辞、金文乃至商代墓葬形制的研究指出，商人按照中心与四方的方位来构想世界（“天下”）：卜辞中有东、西、南、北、中的指称，有“土”“方”“四土”“四方”“中商”“多方”等语词，其中，“四方”有时指天上的风神，有时指地上（“天下”）的方国，即商人笼统称之为“多方”的氏族聚落，
而敬奉天帝、祈使神灵、统领四方、治理天下，正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商王的大任。当时的礼制建筑，如明堂、宗庙、墓室等，以直观形式反映了这种天下观而呈“亞”字形结构，因此也成为“象征帝王对天下的统治威权”。
周人继受了这种方位分明的“天下”观。据陈梦家的研究，《尚书》里保存了“四土”的称谓，同时又有了“东国”之称，而在西周及其后的金文和《诗》中，则屡见与方位相连的国以及四国（或、域）的用法。《诗·大雅》诸篇中，土、国、方、邦系同位词，可以互用，可知西周及其后，四国即指四土。尤其可注意的是，在西周金文以及《诗经》《尚书》中，国与方有内外相对的关系：王国、中国、周邦、有周与四方相对，中国、四国与鬼方、多方相对，后者乃指中国、四国以外的许多方国。此外，西周晚期及春秋金文中，四方又是与蛮夷之邦相对的。
从本文的视角出发，周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四方”一词，指代的就是“天下”。
《诗经·大雅·皇矣》之“受禄无丧，奄有四方”，《诗经·大雅·大明》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诗经·商颂·玄鸟》之“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虞书·益稷》之“予欲宣力四方”，《尚书·周书·泰誓》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等，均为这方面的例子。
文献中与“四方”同指天下的词还有“四海”。商遗民忆述其开国历史，于“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之后，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之辞；
益颂尧帝之德，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的说法；《尚书·周书·泰誓》以四海与四方对举
；《尚书·夏书·禹贡》更以四海标识天下的界域。
因此，“海内”与“天下”同其义。
研究者认为，这种关于天下的想象，可能也出自商人早期滨海而居的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