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念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先秦诸子,无论儒、墨、名、法、道德、阴阳、纵横家等,亦无论在朝在野,无不喜言天下,这至少说明“天下”一词当时已经相当流行。但如前引《易传》那样的历史叙述,却不足以证明这一观念出自更早的年代。实际上,《易传·系辞下》开篇所勾画的文明史缺乏史料支持,甚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本身,如果不尽是出于后人虚构,至少也是模糊不清的。追溯天下观念之迹,较为确切的证据,当于古代文字和文献中获得。
传世的殷商甲骨文中,与“天下”相关的字,有“中”“国”“天”“下”“四方”等,但是未见“天下”二字。
“天下”一词,始见于《尚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记录了自唐虞至周代的许多政事、文告、训诫、典制、策命乃至君臣对话,其中多篇可见“天下”一语。如《虞书·尧典》有“光宅天下”,《虞书·舜典》有“[四罪而]天下咸服”,《商书·说命上》有“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周书·召诰》有“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周书·顾命》有“燮和天下”,《周书·康王之诰》有“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毕命》有“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等。可以注意的是,《尚书》中“天下”一词最多见于《周书》
,且多出于文告、训诰、策命,为直接引语,而非记录者的叙述,这或者可以说明,西周时人的天下概念已经相当明晰,衡之以“天下”在先秦各种典籍中的流行程度,做这样的推断应该大体不差。
如果可以把“天下”语词的出现大致定在周初,则“天下”观念的形成必定始于夏、商,甚至更早。“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三代文化原本一脉相承,何况周人自视为夏的承继者,封夏之后,用夏之政。只是,殷商卜辞尚不能帮助今人完整了解当时的历史与文化,遑论考古尚不充分的夏和只见于后人记述的唐虞时代。要了解天下观念远古时期的渊源与发展,除了在甲骨卜辞中寻找线索,恐怕还需要辅以想象,由商周文物制度推想远古社会情态。
有学者根据对殷墟卜辞、金文乃至商代墓葬形制的研究指出,商人按照中心与四方的方位来构想世界(“天下”):卜辞中有东、西、南、北、中的指称,有“土”“方”“四土”“四方”“中商”“多方”等语词,其中,“四方”有时指天上的风神,有时指地上(“天下”)的方国,即商人笼统称之为“多方”的氏族聚落,
而敬奉天帝、祈使神灵、统领四方、治理天下,正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商王的大任。当时的礼制建筑,如明堂、宗庙、墓室等,以直观形式反映了这种天下观而呈“亞”字形结构,因此也成为“象征帝王对天下的统治威权”。
周人继受了这种方位分明的“天下”观。据陈梦家的研究,《尚书》里保存了“四土”的称谓,同时又有了“东国”之称,而在西周及其后的金文和《诗》中,则屡见与方位相连的国以及四国(或、域)的用法。《诗·大雅》诸篇中,土、国、方、邦系同位词,可以互用,可知西周及其后,四国即指四土。尤其可注意的是,在西周金文以及《诗经》《尚书》中,国与方有内外相对的关系:王国、中国、周邦、有周与四方相对,中国、四国与鬼方、多方相对,后者乃指中国、四国以外的许多方国。此外,西周晚期及春秋金文中,四方又是与蛮夷之邦相对的。
从本文的视角出发,周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四方”一词,指代的就是“天下”。
《诗经·大雅·皇矣》之“受禄无丧,奄有四方”,《诗经·大雅·大明》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诗经·商颂·玄鸟》之“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虞书·益稷》之“予欲宣力四方”,《尚书·周书·泰誓》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等,均为这方面的例子。
文献中与“四方”同指天下的词还有“四海”。商遗民忆述其开国历史,于“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之后,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之辞;
益颂尧帝之德,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的说法;《尚书·周书·泰誓》以四海与四方对举
;《尚书·夏书·禹贡》更以四海标识天下的界域。
因此,“海内”与“天下”同其义。
研究者认为,这种关于天下的想象,可能也出自商人早期滨海而居的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