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月照临、山川纵横的天下，在古人想象的世界里，经常被等同于九州和中国。如此，则戎狄蛮夷位置何在？太史公讲圣人据天象分中国为十二州，又以“列宿”对“州域”，似乎暗示夷狄是在三光所照的天下之外。事实上，等同于九州、中国的“天下”和包纳四夷的“天下”，都可以在古代经籍中找到依据，实际运用中的“天下”一词也经常具有不同指向。这些都表明，天下的范围和界域容有变化，其确定含义因言者不同而有不同。
史料记述当中，上古时的天下范围不一，或有明确四至，或竟漫无涯际，成为“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无边广域。
秦始皇泰山刻石也有类似说法，如谓：“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比较言之，经籍中的说法更加确定和规范。
《礼记·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
这方三千里的天下，规整有序，天子居其中。《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这段话表明，方三千里的天下，是具有共同礼乐文明（“冠带之国”），并且生活在同一交通圈（“舟车之所通”）和语言圈（“不用象、译、狄鞮”）内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就是九州、中国
，夷狄自然被排除在外。
同样是把天下视同九州，《尚书》今文学家的天下却是方五千里的。其根据是前引《尚书·禹贡》关于五服的记载。据此记载，甸、侯、绥、要、荒五服，各以五百里为单位，依次向外扩展，因此构成一个方五千里的天下。这种天下观也见于《盐铁论》和《白虎通·德论》等处，应当是汉代的正统观念。
但是如果像祭公谋父那样把要服和荒服理解为蛮夷和戎狄的话，四夷就是在天下/九州之内，这似乎有些矛盾。这种矛盾（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在古文经学的天下观里被消除了。
《周礼·夏官司马》有“职方氏”一职，其职“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这个包纳了四夷的天下也是按服制各以五百里为单位由内向外展开，但在这里，服制不是分为五等，而是九等，即所谓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
这个方万里的天下，据郑玄的解释，由方七千里的九州，即处于中心的王畿和所环绕的侯、甸、男、采、卫、蛮六服，同九州之外的四海，即最外层的夷、镇、藩三服，两个部分构成。从制度层面言，将九服分作两个部分，是表明与天子不同关系的不同的朝贡方式及职贡内容。
古文经学的九服方万里的天下观，也被用来调和《尚书·禹贡》的五服说，如此，则五服的空间距离被扩大一倍，也成为方万里的天下：内里为方八千里的九州，最外的荒服则是蛮夷所在的四海。
研究者认为，战国至两汉的数百年里逐渐形成的这几种天下观，呈现了一种不断扩展的天下视野，其中可以见到战国至秦汉国家形态改变、疆域扩展的烙印。
汉极盛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且自秦始皇至汉武帝，一个主要针对西域及西南夷的册封朝贡体制也日渐成形。方万里的天下观，反映的正是此一汉代国家的实际样态。而这几种天下观，连同其所由出的经籍及其权威注解，就成为汉以后士大夫群体理解各自时代王朝国家的经典范式。
前述以祭祀天地为核心的王朝礼仪典制，大体完成于同一时期，这意味着，围绕天下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古典国家形态，至此基本完成。
意味深长的是，勾画出这一古典国家形态，为礼仪典制的重建提供观念和价值依据，也是推动这一过程最力者，正是熟悉且推崇古制的儒生。事实上，汉代的古典国家重构和礼仪典制重建，相当程度上以古制尤其周礼为模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汉儒只是照搬古人成法，但是观念的改造与制度的创新，正是在不断回复于古制的努力中得到实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大体言之，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萌芽于唐虞，发展于殷周，成熟于先秦，至于秦汉更进于完备，并有详备的制度化表达。其间，秦以郡县取代封建诚为一巨变，但是这一变化与其说改变了天下观念，不如说接续、发展和强化了天下观念，使之与大一统的帝国体制相适应。因为，天下观念不只是一种历史或现实的论述，它还是一套理想，一个意义系统，一套合法性理念，一个规范性体系，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即使秦皇汉武的功业，也只有被纳入这一观念框架才具有意义，并得到恰当的评断。在此过程中，天下观念固有的各种构成要素，被不断地阐发、展示和丰富，传之久远，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也由此生成。以下就以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夷夏之辨为主要线索，对天下观念的内涵做进一步的分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