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克·霍尼斯鲍姆：重建疫情叙事

采访 + 撰稿 / 谷晓阳、李曈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人类大瘟疫》译者）

英国医学史学者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是一位多产的科普作家，同时也是资深记者。他先后在《柳叶刀》《医学史》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并出版了4本有关传染病历史的著作。2009年，他的作品《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年度科学书籍，时隔十年后的新作《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以下简称为《人类大瘟疫》）更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图书。除了梳理历史上的疫情，霍尼斯鲍姆也在《人类大瘟疫》一书的别册中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评述。这场疫情有何特殊之处？为何在经历了如此多次大流行之后，全世界仍未做好准备？恰逢《人类大瘟疫》中文版问世，我们于2020年6月通过邮件采访了霍尼斯鲍姆，与他探讨了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影响。

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与流行病史相关的学术性或科普性读物了，我们想请教，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撰写了《人类大瘟疫》一书？

马克·霍尼斯鲍姆： 我关注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是，媒体如何扩大了人们对传染病的焦虑。例如，在1889年到1892年的俄罗斯流感大流行期间，电报通信引发了民众对流感的普遍恐惧——医学杂志《柳叶刀》甚至将那场俄罗斯流感称为“电报引发的流行病”。而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在面对疫情威胁时，科学知识如何催生了自满和焦虑。促使我撰写本书的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2014年5月，我参加了在查塔姆大厦（Chatham House）举行的关于埃博拉疫情的会议。面对几内亚东南部的疫情，几乎所有专家都表示：“我们以前在非洲其他地区见过这种情况，没什么好担心的。”但就在3个月之后，埃博拉疫情扩散到了蒙罗维亚和弗里敦，人们纷纷指责世卫组织忽视了危险讯号。2015年，就在我们应对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的同时，又有另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寨卡疫情悄然而至。这些事情促使我重新审视先前的流行和大流行性疾病，并反思：种种盲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特定实验室技术所限，以及科学史学家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所说的“认识方式”的产物。

本书的另一个关键灵感来自我对疾病生态学历史的学术研究，我意识到：一直以来，除了疾病的细菌理论以及对致病微生物的关注，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整体主义的医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疾病被视为寄生生物、宿主及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很多由科学记者撰写的书籍试图把流行病史描述成科学战胜传染病的进步故事，而我想挑战这些“当下主义者”的假设，并借助医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方法，提供一种更细致、更具批判性的视角。我从1916年开始写起，重建疫情叙事，希望能够借此描绘每场疫情如何挑战当时的医学研究和对疾病因果的科学解释，同时梳理出过去的疾病叙事与当下的连续或不连续之处。

在您看来，这本书写作的难点是什么，您最想通过这本书传达的观点又是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头开始，重新建构流行病的叙事，以避免那种老生常谈的论调——科学家作为无畏的“疾病侦探”，寻找“零号病人”和“超级传播者”的故事。我也会用到这种常见的叙事技巧，因为从根本上讲，每次疫情都是一个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的悬疑故事。但同时，我亦想告诉读者，只有了解当时医学研究人员的实验室工具，了解他们开展疾病预警的思维范式，你才能真正理解那时所发布的公共卫生响应对策和风险信息，比如，为何艾滋病一度会被错误地称为“同性恋瘟疫”。

您在书中描写了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卫生防疫理念之间的冲突（如非洲的丧葬传统），但是否也存在传统文化有利于卫生防疫的例子？

马克·霍尼斯鲍姆： 是的。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就见证了有些社群在遏制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比如，一些社会文化群体更习惯于从集体角度思考问题，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广大社群中的一分子。还有一些文化比较“正式”（formal），不太喜欢“亲密拥抱”之类的举动，人们通常会以鞠躬而非握手的方式打招呼，这种文化在疫情控制方面也具有优势。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与个人卫生以及人们对科学信息（需要经常洗手、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接受程度有关：人们不会将这些预防行为视为软弱的表现和对个人自由的侮辱，而是将其看作集体力量的标志和公民意识的体现。这样的文化就会更有利于疫情防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方面，亚洲社会比西方要成功得多。

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的其中一项措施是，通过健康教育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但改变行为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 改进科学传播——不仅依靠官方媒体渠道发布消息，而且要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并期望民众服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学会用更好的方法来说服人们，包括那些反疫苗者和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这意味着，我们要倾听并参与到社交媒体的各种对话中去。

洛克菲勒基金会20世纪时曾发出“弥合临床与公共卫生之裂痕”的呼吁，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这个裂痕是有所弥合，还是更加扩大了？

马克·霍尼斯鲍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重耐药结核病、疱疹、军团病、猪流感，以及尤为引人注目的艾滋病疫情的出现，使得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之间达成了更好的合作，这些合作项目也获得了更多资金支持。但我担心的是，近几十年来，公共卫生教学再次被挤出医学课程，全球卫生安全亦取代了强调横向的、自下而上的国际卫生安全，成为主导模式。这个问题一方面牵涉到资金问题和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政治上的优先选择：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已经见识了，投资一线公共卫生工作——如支持护士、接触者追踪员、社会看护人员等队伍建设——有多么重要。在向政府提供建议的科学委员会中，公共卫生专家需要占有一席之地，以抗衡流行病学家和疾病建模专家的群体思维模式，打破他们在制定疫情响应措施方面的专制。

您在书中提到，虽然我们拥有越来越先进的医学技术，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已知或未知传染病的伤害，并强调，我们并不缺少预警信号，而是没有充分正视这些警告。您认为，国家和每个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来积极应对下一场未知疾病X？

马克·霍尼斯鲍姆： 正如书中一位主人公勒内·迪博（Rene Dubos）所说，我们必须培养“对意外事件的警惕性”，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成功地控制了某些传染病，就认为它们今后不会再对人类构成威胁；新冠疫情已经证明，那样的想法是短视的。但我的这本书想要指出的一个关键教训是，错的不是微生物，而是我们人类。冠状病毒以及埃博拉等病毒，一直都在自然界中“自由地存在着”；只有当我们人为地破坏了储存这些病毒的野生动物宿主的自然栖息地，打破了寄生生物与宿主的生态平衡，或者当我们铺设了通往这些地区的公路和高铁，使原本在偏远农耕社区蔓延的病毒能更轻易地抵达大城市之时，新发传染病演变为大范围流行病的风险才浮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这种情况会在何时何地发生。我们能做的，也应该更多去做的，是投资建设基层实验室和诊断业务，以及早发现不寻常的疫情，并迅速遏制它们。此外，我们应该加大对公立医院和基层社区护理中心的投资，以便人们在生病时，能够就近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我们还需要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好的保护（高质量的个人防护设备），使他们能够在危险环境中安全地工作，而不必担心感染自己的家人。

我们无法及时预测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不仅是因为微生物的变异性很强，还因为人类一直在帮助微生物变异。您在书中提道，“一次又一次，我们帮助微生物占据了新的生态位，协助它们传播到新的地区，我们通常却要到事后才看清这一点”。您如何看待全球化、城市化在病菌全球扩散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只有消极的一面？

马克·霍尼斯鲍姆： 按说，城市化和人口聚集可能会使人们接触到更多的病原体，从而获得更强的基础免疫力。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共卫生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这意味着许多人无法再接触如此多的病原体。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的城市社会中，患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增多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是：当下用于共享基因序列等数据的平台和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研究成果也可以更快地以预印本形式分享，而不必为同行评议等待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当然，这可能会导致某些有缺陷或不可靠的研究被媒体大肆传播；但同时，其他科学家也很可能会借由互联网上的“群体智慧”（crowd mind），挑出前述研究中的错误。

新冠疫情似乎加强了“逆全球化”的倾向，再加上近年多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盛，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前景都感到不大乐观，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未来？特别是在医学合作领域。

马克·霍尼斯鲍姆： 我认为未来可能走向以下两种方向之一：要么新冠疫情会加剧分歧，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要么，它向我们强调了世界如今已经是一个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统一体，我们只有通过更紧密的全球合作和更好的国际协作，才能战胜流行病。

世卫组织的专家也提出，新冠病毒可能还会存在4—5年，甚至一直存在。或许日后，间歇性的新冠病毒流行会变成一种常态，但出于经济考量，许多国家已经在想办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理论上讲，民众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实际上，人们也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从医学史的视角来看，您能否为当下人类在维持经济和控制传染之间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些建议？

马克·霍尼斯鲍姆： 有关长期保持社交距离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并没有较近的历史范例可参考。1918年到1919年的那场大流感只持续了11个月，而且它恰逢世界大战，因此人们既无可能亦不需要展开当今这种大规模的社交疏离。在1919年经历GDP短暂下滑后，大多数经济体很快恢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产出水平。我认为新冠病毒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挑战，鉴于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很合理地推测）病毒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因而也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被迫习惯与新冠病毒一起生活。如果公众相信通过检测和追踪病例能够迅速控制新的感染、防止局部疫情蔓延，那么这将有助于恢复经济活动。可惜，在美国和英国，病例追踪还远远指望不上。

您认为与此前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相比，新冠病毒是否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马克·霍尼斯鲍姆： 一场疫情使得整座城市被隔离，并促使所有人自愿保持社交距离——这在医学史上前所未有。可惜，新冠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科学素养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即使在今天，全球已有超过50万人在疫情中死去，仍有许多人不相信新冠病毒真的存在，或者认为，就算它真的存在，也是从某个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我担心，即便日后疫苗研制成功，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也会拒绝接种。所以，我们应当更好地开展科普教育，教导人们识别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别，区分具有实证支持的观点和错误或虚假的信息。

在您看来，“新冠元年”之后，世界会有哪些可预见的变革？

马克·霍尼斯鲍姆： 关于未来，在工作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新冠病毒正在加快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趋势，并促使人们更多地居家工作或缩短每周的在班工作时长。或许在将来，我们会意识到：不需要总是待在办公室里，休息放松和更多的户外锻炼会更有利于健康。不过，最关键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治愈地球，让流行病和气候灾难不再重演。我相信，通过将更多的权力下沉到社区和地方当局，相信民众的智慧而非（完全）依赖私营部门或大政府，我们终会找到解决方案。

您认为医学史这门学科如何在社会上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医学史研究者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 医学史家经常与临床医生、流行病学家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医学研究人员互动。尽管医学史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但其会持续受到新的科学技术（如PCR ）和新的发现（例如，从一些考古发掘的样本中提取出的病毒RNA片段，这些样本可能来自古代的鼠疫葬坑或是埋在永冻层中的流感患者遗体等）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会不断地根据最新科学证据，重新评估对以往疫情的解释。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医学史家，尤其是瘟疫史家通常会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进行思考——不是几个世纪，而是跨越数千年，从公元5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疫情。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发传染病的挑战，医学史家的这种长尺度思维模式是必要的。我们还需要医学史家提醒科学家关注认识论上的盲区，并留意：倘若过度强调简单的疾病因果关系模型，而忽视了更复杂的多因素模型，结果将会十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