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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夫妇合著的《好的经济学》中译本近日出版，这是继《贫穷的本质》之后，他们的又一部通俗著作。《贫穷的本质》出版后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反响，该书把枯燥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变成街谈巷议的热点，也使他们成为最受媒体欢迎的经济学家。
《好的经济学》是二人积累多年的产物，似乎怀抱了更大的野心。在这本书里，他们不仅进一步讨论了发展经济学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回应了大众关心的诸多敏感问题，对经济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盘点和清算。
多年来，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背负了很多恶名，难以洗脱。很多经济学家都已意识到这一点，但少有人愿意直面这种尴尬的现实。十多年前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有很多人痛斥主流经济学——美国拥有那么多世界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做了那么多研究，发表了那么多论文，却几乎没人发现美国金融行业存在如此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更不用说预警将要到来的金融危机。
面对这一批评，包括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宏观经济学家都不以为然。萨金特（Thomas Sargent）就表示，所有批评宏观经济学的人，都只是懒得学习这个领域最新技术的人，他们不了解宏观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所有经济学模型都在实验室的假设下运行，并不能直接套用到现实世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努力地学习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技术，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模型。至于和他们并非使用同一套数学语言的公众，他们没什么想多说的。
这些傲慢的回应自然不能使大众满意。大众关心的只是现实的宏观经济，而不是书斋里的精密模型。这些精密模型如果不能对大家的日常经济活动做出有益的指导，即使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大众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给予尊重。
最近，终于有人发声。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在《经济学文献》（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杂志上发表长文，对主流经济学的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阿克洛夫认为，主流经济学为了形式上的严谨或者说“坚硬”，放弃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标准——“重要性”。主流经济学探讨大量琐碎问题，形式严谨，但却无法涉及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为探讨重要问题时，现有的数据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不足，结果就不够“坚硬”，也无法被主流学术期刊接受。
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观点与阿克洛夫高度一致。他们的这本《好的经济学》可以视作对阿克洛夫提出的问题的进一步反思和初步回答。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确实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研究结果分布零散，关联性不足，甚至存在着不少矛盾。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埋头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对现有的经济学知识进行清理。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本书做出了表率，他们直视经济学当下所处的困境，并试图从新近的研究中梳理总结出一些研究方向，以回应、解决当下的问题，为经济学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启示。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系学生的入门教材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所著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第一版写作于1997年，现在已更新到第七版，但第七版与第一版相比，变动不是很大。如果继续追溯，更早出版的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那是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前最主流的经济学教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一版出版于1948年。曼昆的写作手法比萨缪尔森更灵活，但两本教科书的核心观点极为类似，相差不大。可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经济学核心理论，早在七十几年前就已基本确立。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已被公认为难以动摇的经典思想。但是，这些经济学核心观点是否仍然成立，或者仍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需要我们追问。
例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的第二章中写道：有93%的经济学家同意“关税和进口配额通常降低了总体经济福利”，就是支持更自由的贸易政策；有90%的经济学家同意“美国不应该限制雇主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就是支持自由的劳动机会流动。曼昆试图向读者传递如下信息：虽然大众媒体上好像众说纷纭，但经济学家内部有着高度的共识，普遍支持自由贸易。这就是很多接触经济学的学生学到的第一课。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美国的贸易政策大幅度朝着贸易保护方向转变。我不知道全世界讲授曼昆《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教师，在面对学生讲授这一节内容时，是否会有些犹豫。很显然，特朗普反对过于自由的贸易政策，并且用激烈的行动传递了自己的价值观。今天的经济学家是否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
班纳吉和迪弗洛做了两项调查。他们先是对一群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结果真如曼昆所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接着他们又对具有代表性的普罗大众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完全不一样。面对大众的调查显示，只有37%的人强烈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而有33%的人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大众的观点趋于两极，而且两方都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可以说不分上下。
大众的观感与经济学家的直觉认识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不能简单归因于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好好学习《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是美国的主流学科，但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会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到与书本上完全相反的结论。班纳吉和迪弗洛不禁要问，主流经济学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们检验了近些年有关国际贸易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几点比较明确的结论。第一，自由贸易为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是不对等的。对于美国这样体量较大、经济水平也较高的国家而言，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真的比较有限。第二，对于较小和较为贫穷的国家而言，自由贸易的潜在收益非常大。但是这些小国往往面临各种制度约束，要实现潜在收益并不容易。第三，贸易收益在国内的再分配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自由贸易而福利受损，他们正在经受自由贸易所导致的苦难，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却无法降临到他们头上。
所以，很多人根据自身经验来反对自由贸易，他们是正确的。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单纯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显然不够，还应该进一步讨论这些好处如何分配，尤其是如何帮助那些在自由贸易中自身所处产业、区域经济受损的人群。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不可能在《经济学原理》开头的几堂课里讲明白。但是经济学教师不能因为复杂而回避这一问题。自由贸易收益的分配和自由贸易收益的获取本身一样重要。只有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用现实中的数据和案例加以论证，才能使经济学重新赢得大众的尊敬。仅从这个案例来看，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真的有些陈旧，经济学教育必须大胆地往前走。
再来看另一个经济学里的重要问题：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非常重要，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有一句名言，“只要一个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增长问题，他就没有心思考虑其他问题了”。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主流经济学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以索罗模型（通过调整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以实现经济增长）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在二战之后高速发展了30年，到20世纪70年代陷入低谷。在接下来的40年里，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强力刺激，美国经济也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但终究不可能与前30年的辉煌相提并论。而到了2010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不仅美国，很多欧洲国家也陷于类似的境地，增长表现比美国更为疲软。
经济增长理论则要面对更多挑战。因为根据该理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幅逐渐放缓，这是意料之中的情形。而发展中国家正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快速发展，迎头赶上，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全球普遍富裕的理想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这个结果并没有到来。除了中国、印度等个别国家以难以归类的方式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还在贫困陷阱里挣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反而越拉越大。
所以，经济学家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终结了？第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终结了？
经济学家并不愿意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是也无可回避。班纳吉和迪弗洛是当代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工作生活在美国，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过田野研究，班纳吉本身就是一个深悉社会底层秘密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回应这些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命题，进行更深入地解析，寻找阻碍经济增长的短板。
他们认为，以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来看，是的，过去我们熟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并且永远地终结了。如索罗模型那样的经典增长模型也不能继续有效地解释当下的经济发展，它们也终结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再有希望。贫困地区的经济仍然有可能快速增长，众多非洲、拉美国家仍有希望取得类似中国、印度的经济成就。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我们运用不太一样的经济学模型对其进行思考。
经典增长模型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甚至我们今天的大量研究都可以证明它们是对的。但是经典模型过于抽象，只强调了资本和劳动力，有些模型中虽然加入了知识创新，但没有包含足够多的制度细节。而今天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就隐藏在这些细节里。
比如，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创新，但创新从不是凭空得来的，必须要给创新者一定的激励，也要给他们一定的创新环境。美国过去一直是全球最富创新能力的国家，但在今天，它的制度是否仍然鼓励和支持创新？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现在对于一个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大多数行业都由少部分企业所主导。各个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竞争度越来越低。各行各业都树起进入壁垒。在经济学家过去的想法中，专利制度可以保证创新者暂时获得垄断权力，从中获益。但这种垄断权力具有时限，很快它便不得不面临新一波的市场竞争。而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在获得垄断权力以后，就会使用各种办法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权力，从技术垄断走向市场垄断，最终免于竞争，也就不再拥有进一步创新的动力。
所以，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美国的创新能力，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但是，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在另一些方面，可能又是必要的。因为今天，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地理集聚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只有集聚才能充分发挥出知识的“集聚效应”，各个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似乎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因此，经济增长理论的终结并不是经济学本身的终结。在这种局面下，经济学家应该更新经济增长理论，把那些不易归纳、不易处理、不够“坚硬”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新一代的增长理论注定没有原先的经典模型那么简洁优雅，但大众更看重它的“管用”。
最近十年，公平无疑是普通民众与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畅销，就因为其直接讨论了这个关键性问题，也承认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过去民众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经济学对公平、公正、平等这些问题不重视。经济学家十分苦恼，包括曼昆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向读者传递一个观念——自由市场在多数时候也会创造出公平结果。自由市场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很多不公平的结果，反而是没有有效施行市场机制的结果。为此，曼昆还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多次展开辩论，颇有影响。
可不管曼昆如何辩解，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不公平现象正在不断增加。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过去的经济学教科书还会警告读者，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某个阈值，社会就会出现动荡。但在近年，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突破了阈值，似乎也没发生什么，政府官员不再为此担心。
不过，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一直在下降。班纳吉和迪弗洛所做的调查显示，在今天的美国，只有23%的人在大多数时候信任政府，而有59%的人对政府一直持有负面看法。“政府腐败无能”不再只是一种极端的经济学看法，而是变成了人们默认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从华盛顿到耶路撒冷再到莫斯科，全世界都有一大批对自己政府感到厌倦的公民，他们对领导人无耻腐败的报道不感兴趣，也不抱任何期望。正因如此，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很多国家滋生出更大范围的腐败，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公平。
大多数旨在推进收入分配、救济穷人的政策，都要通过政府这个执行环节。过去，经济学家反复讨论的是两种对立的政策——增税和减税。增税的目的是通过政府之手改善分配结果，这在现实中几无可能。那么，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减税呢？班纳吉和迪弗洛研究发现，减税恐怕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第一，政府很难自缚手脚地推行减税；第二，人们的劳动付出对于税率并不敏感。弗里德曼预测，高税率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只要减税，人们就更有干劲。但现有证据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并不会因为税率变动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投入水平。所以，用增税或者减税这样宏观的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效果其实不佳。
但政府乃至非政府组织（NGO）还有很多其他牌可以出。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各种扶贫实验，测试了许多种方案，比如小额贷款、帮助女性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医疗条件等，这些举措都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取得一定的效果。
因此，他们在否定传统改善收入分配的经济政策时，也提供了大量新的选择。这些新的选择看起来都很麻烦，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概括。但这些方法都是当代经济学家运用最新研究方法并进行实地检验所获得的结果。经典教科书上介绍的经济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好的经济学，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新经济学，其实也早已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始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