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到了喀山大学 ，去那里学习，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让我有上大学这个想法的，是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一个中学生。这是个漂亮的青年，很讨人喜欢，一对柔和的眼睛，让女人都嫉妒。我们合住在一栋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我们相识是因为他注意到我手里常常拿着书。相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说我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为科学而生！”他边说边潇洒地甩着飘逸的长发，像马鬃在飞舞。

当时我还不了解，就算一只普通的家兔也可以为科学做贡献。叶夫列伊诺夫还是很热情地向我解释：我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各个大学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地和我聊罗蒙诺索夫 的故事。叶夫列伊诺夫还告诉我，我到了喀山，可以在他的家里寄居，用秋冬两季的时间，学习中学课程，“随随便便”地去应付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可以申请到大学的助学金了，在大学再学习五年，我就是个“学问人”啦。听他说的好像很容易，毕竟叶夫列伊诺夫只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没有丰富的阅历，又心地善良。

他结束了中学的考试，离开了这，回家去了，过了两周，我也出发了。

临行前，我年老的外祖母劝告我：“你不要再对别人发脾气了，越发脾气越凶狠，为人又冷傲！跟你外祖父一模一样，你不知道他的下场吗？不幸的老头儿，活着活着，就活成了傻子，你要谨记，上帝不计较人的对错，魔鬼才会斤斤计较这样的事！再见啦！唉……”

满是褶皱的脸上蓄着的泪水被她抹去，接着对我说：“以后咱俩再也不能相见了！你这孩子又心野了要天南海北地乱跑，我老啦，活不久了。”

这几年，我常常离开我善良又年老的外祖母，她几乎见不着我。但是一想到要和血脉相连、体贴入微的外祖母恐成永别，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站在轮船的尾端凝视着外祖母，她站在码头的边缘，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儿擦抹着自己的脸和那双对世人饱含慈祥关爱的眼睛。

于是，我到了这座城市，一座半鞑靼式的城市，在一座平房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这座平房坐落在一条偏僻街道尽头的土岗上，显得孤零零的。平房的山墙对面发生过火灾，灾难过后地上长满了荒草；在杂草丛和灌木林里，倒塌的房屋楼阁隆成一堆废墟，废墟的下面是一个大地窖。那些流浪的野狗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死亡。这个地窖令我刻骨铭心，这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在叶夫列伊诺夫家，他的妈妈靠微薄的抚恤金支撑整个家庭，抚养着两个儿子。刚到他们家的那几天，我经常看到这个面色苍白的矮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她看着放在橱桌上的买来的东西，眉头紧锁地思量着眼前的难题：即使不算上自己，如何能够用一块小小的肉，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满足三个健壮的大孩子？

她是一个沉静的女人，虽然无可奈何，灰色的眼睛依然有着温和和坚毅的精神，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把车拉上坡，依然不余遗力地拼命往上拉。

在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那时她的孩子都还没有睡醒，我在厨房帮着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你来这想做什么？”

“读书，上大学。”

她在错愕中用菜刀划破了她的手指头，她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嘴唇还正吮吸着伤口的血，紧接着又惊叫着跳了起来：“哎哟，真是见鬼了。”

她用手绢包扎好伤口，又夸赞我：“你削土豆削得挺好！”

哈！这有什么难的！我趁机向她讲述我过去在轮船上做帮厨的经历。她又问我：“你认为，就凭这点能力你就能上大学吗？”

当时我还不了解什么叫作挖苦。我对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就原原本本地向她介绍了我那些规划好的目标，还告诉她，经过这些努力，我就可以步入科学的殿堂。

她叹了口气，喊道：“哎！尼古拉！尼古拉……”

恰巧这时，尼古拉到厨房洗漱。他睡眼蒙眬，头发散乱，但还是和平时一样精神。

“妈妈！把肉包成饺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依从了他，回答道。

这正是我炫耀烹饪知识的时机，我接过话头：“那点瘦肉拿来包饺子，可真是太少了。”

这把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惹怒了。她狠狠地讽刺了几句话，羞愧得我脸颊发红，耳根发热。她转身走了，手里的几根胡萝卜也被她扔在桌子上。尼古拉向我递着眼色解释道：“生气啦……”

他坐在板凳上，对我继续说道：“女人就是比男人容易动怒。这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这种说法，记得某个瑞士的大学者做过无可辩驳的论证，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和我交流，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教我一些生活必不可少的常识。他所说的话，我都是倾耳细听。后来，听来听去，我竟然把傅科、拉罗什富科和拉罗什雅克兰 弄混了。我也记混了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 砍了迪穆里埃 的头，还是迪穆里埃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个青年人一心一意想“把我教育成人”，他也确信他能做到。可是，他的时间不多，也没有好的条件来细心教我。他是个轻佻浮躁和自私的年轻人，他无视了妈妈可怜：整日操心、举步维艰地维持家庭。他那死板笨拙的中学生弟弟更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倒是很快就看透了这个妈妈那套复杂的厨房手法。我清晰地明白她的技巧多么精巧：每天费尽心机地填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有我这个长相一般、行为粗俗的流浪青年。不言而喻，分给我的每一片轻薄的面包，也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我想我应该去做点工作。每天早上我早早地出去，不想在她家里吃白食，如果不幸遇上有风雨的坏天气，我就在废墟下的大地窖里躲避，坐在那里听洞外的倾盆大雨和狂风呼啸，周围弥漫着死猫死狗的腐烂气味，我才意识到：上大学—纯粹是白日做梦啊，如果当初我去了波斯，也许会比来这里好。于是我开始幻想，自己成为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法师，把谷子变得像苹果那么大，把土豆变到一普特 那么重，总而言之，我为这个大地，为这个站满穷途末路的人的大地，幻想出不少造福百姓的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幻想那些不同寻常的冒险和高尚的英雄事迹。这些幻想帮助我度过了举步维艰的苦难日子。可是苦难的日子太多了！我都幻想成瘾了。我并不盼望他人的救济和从天而降的好运，我的意志反而被锤炼得更加刚毅；苦难的生活，使我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聪明。我很早就知道，人会在艰苦环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我在那里容易找到工作，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我和那些装卸工、流浪汉、无赖混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生铁被扔进了通红的炉火里，每天都有深刻的印象烙印在我心上。我的周围环绕的尽是些痴狂大胆、粗俗鲁莽的人。我喜欢他们愤恨现实生活的态度，欣赏他们敢爱敢恨的乐观心态。因为我有和他们相似的经历，我和他们的接触更加容易，我也更愿意融入这个率真刺激的圈子里去。加上我过去阅读过勃莱特·哈特 的作品和许多“低俗”的小说，这就更激发了我对他们的同情心。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在师范学校学习过，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病患者，他机智地劝我说：“你怎么胆怯得像个女孩儿？难道是担心别人责怪你不老实？对女孩儿来说老实是应该的。但是，对你而言—只是一条枷锁而已。公牛老实，是因为甘草喂饱了它的肚子！”

披着棕黄色头发的巴什金，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和演员一样，身体矮小而灵敏，像轻快的猫。他总以教育者和保护者的态度对待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能够有所成就并得到幸福。他人很聪明，读书又多，最喜欢的是《基度山伯爵》 。

“这本书有主题，有感情。”他这样说。

他喜欢女人，一聊起女人的话题就兴致勃勃，眉开眼笑，病态的痉挛自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这让我感到恶心。但是我还是会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我觉得他的声音婉转动听。

“女人，女人！”他精神亢奋地喊道，泛黄的脸颊上浮现出红晕，黑亮的双眼闪烁着欣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可以不择手段，付出一切。女人就是妖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孽！没什么比跟女人恋爱还美妙的啦！”

他很有讲故事的天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一些小调，那是一些关于不幸爱情的哀怨动听的小调。在伏尔加河的两岸，人们传唱着由他编写的小调，下面这首盛行的小调就是他的作品：

我家境贫寒，相貌丑陋/我的衣服破破烂烂/姑娘！就凭这些啊/没有人会和你拜堂……

特鲁索夫是一个行踪隐秘难测的人，他对待我也很不错，这个人仪表堂堂，着装奢华，手指像音乐演奏家的手指一样纤细灵巧。在城郊造船厂附近，他开着一间挂着“钟表匠”招牌的小店铺，实际业务是倒卖盗窃来的赃货。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有当小偷的想法！”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正派地摩挲花白的胡子，眯着狡黠而高傲的双眼，“我想，你会另谋出路的，你是个注重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是注重精神追求？”

“嗯，就是不嫉妒、不羡慕，有的只是好奇……”

这样的评价我是担当不起的，因为我羡慕过很多人和事，比如巴什金用诗歌交流的语言能力，不拘一格的比喻和高超的表达能力，就让我羡慕。我记得他在讲爱情故事时，常用到这样的开头：“在乌黑的夜里，像蜷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的我，无聊地坐在偏僻简陋的斯维亚日克斯镇的一家店里，那时正是秋末的十月，阴雨绵绵，秋风萧瑟，像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哀歌，歌声哀怨又悠长，没完没了：噢—噢—呜—呜—呜……

……恰巧，她回来了，那么轻飘、靓丽，如同太阳初升时的云霞，眼神虽然清纯无邪，却是伪装的，她真诚地说道：‘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知道这是谎言，但还是信以为真！理智上我清楚明白，情感上又总是不愿相信她在说谎！”

他在说话时，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眯着眼睛，时不时地还会抚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也清澈动人，有点像夜莺在唱歌。

我还羡慕过特鲁索夫，他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刻薄地嘲讽大主教的生活。有一次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这个皇帝万事亲力亲为！”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里的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总是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变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人物。

一旦夜里天气闷热，人们会到喀山河的对岸，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或者矮树林里，一边吃喝，一边吐露各自的心事。人们通常是谈论生活的困苦，人际关系中的纠葛，尤其喜欢探讨女人的问题。一旦他们谈论起女人来，总是充满怨恨、忧伤或动人的情绪，并且怀有窥探黑暗的心思，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在星光黯淡的夜里，我曾经在那长满河柳树的闷热洼地里和他们度过了两三个夜晚。由于靠近伏尔加河，这里空气更加潮湿，像金蜘蛛一样的船桅灯在黑夜里四处爬行，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里，发出的光亮，在漆黑的岩石河岸上，像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隆隆的声音。在一排驳船上，水手们像狼嚎似的拼命喊叫着，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人用铁锤敲打着铁板，还拉长声音唱着悲凉的歌，排解着一些人的郁闷，也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忧愁。

这些轻声慢语的谈话更令人忧伤，他们思考着生活，倾诉着各自的心事，却几乎顾不上倾听别人的。他们在灌木丛里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吸着烟，时不时地喝一杯伏特加酒或者啤酒，然后继续回忆各种往事。

“啊，我曾经碰见过一次这种事……”某个在黑夜中趴在地面上的人说。

故事讲完之后，大家都一致地说：“太司空见惯啦……”

“见过”，“经历过”，“这是常有的”—听着这些话，我觉得，好像今天晚上的人们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好像一切都经历过，再也不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

虽然，我因为这种感觉不再和巴什金、特鲁索夫像原来那么亲密了，但我对他们的好感并没有减少。我认为，假如最后我也变得跟他们一样，那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当我想成为上层人的愿望和大学梦都破碎了以后，我便更想处理好跟他们的关系。假如我没有信仰青年人的浪漫主义，受其“制约”，我想在我苦恼或者忍受饥饿的时候也会去动摇“神圣的私有制”或者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那时，我不仅是勃莱特·哈特这种坚持人道主义和某些趣味低级作者的书迷，我还涉猎了很多思想正直的书，这些书促使我追求那种虽然有些模糊但意义非比寻常的事物。

同一时间，我还跟一些陌生人成为了朋友。叶夫列伊诺夫房屋旁有块空地，经常能吸引很多学生过来玩击木 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人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个学生跟日本人有点像，略带蓝色的头发，微黑的面皮，一脸的雀斑，皮肤颜色和黑火药末的颜色很接近。他很开朗，也很会玩，很懂得怎么逗人开心，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他身上有一般天才俄罗斯人的劣根性，安于现状，不懂得去提升自己。他很喜欢音乐而且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听觉敏锐，在弹三弦琴和古丝理琴、拉手风琴的时候就像一个艺人那样优雅，但却没有学习更高级、更复杂的乐器。他是个穷小子，穿着很糟糕，不过他那带着补丁、皱巴巴的衣服衬着他那磨破了底的皮鞋和他那爽朗的性格、大手大脚的作风、机敏的动作很相配。

他看起来像大病初愈的人，又像刚刚刑满释放的囚犯。对于他来说，生活是新鲜的也是舒适的，让他感到非常愉悦，让他能高兴地到处乱窜。

他听说我最近生活潦倒，就游说我搬来跟他住，还让我去乡村小学任教。于是，我就到“马鲁索夫卡”这个有趣的大杂院来住了。也许有很多喀山大学的学生都知道这里。“马鲁索夫卡”是雷布诺里亚德街道上的一个破旧的大屋子，很像是那些忍受饥饿的学生、妓女以及被生活折磨得不像样子的穷鬼把房主赶出去并霸占了的地方。阁楼和走廊之间的楼梯下是古里住的地方，那有一张木板床，再加上走廊尽头窗户旁边的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廊上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客是妓女，另外一个是有肺病、就读于神学院的学生。这个学生是个数学家，高高瘦瘦的，满脸红色的毛，他用又脏又破的衣服勉强包裹住自己。不过我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突出的肋骨，他的样子很可怕。

他经常啃自己的手指头，啃得都快出血了，好像靠啃它们过日子一样。他夜以继日地写写算算，还时不时地咳嗽。妓女们既怕他又可怜他，虽然嘴上说他是疯子，但会偷偷在他房间门口扔一些茶叶、面包和砂糖什么的。他喘着气将这些东西一样样捡回去，看起来就像一匹疲惫的马。假如妓女们忘了给他送东西，他会打开房门，沙哑地喊：“面包！”

他深陷的眼窝总是闪耀着一种自诩天才的狂傲。有时一个瘸腿的罗锅怪物来看他，这人头发斑白，戴着一副眼镜，一副阉割派教徒 的样子，脸上是狡猾的微笑。他们会关紧房门，然后安静几小时，不过也有例外。在某个深夜里，那个数学家用他沙哑的声音吼着：“我看—这是囚禁！几何学就是困着鸟和老鼠的笼子！”

被吓醒了的我听到那个瘸腿的人尖笑着、反复地说着一句很难理解的话，但是，那个数学家突然高声吼道：“王八蛋！滚！”

瘸腿罗锅的客人被赶了出来，他一边气呼呼地尖声骂着，一边把自己裹进大斗篷里。这时，瘦高的数学家凶狠地站在门口，将手指插入乱糟糟的头发里，然后沙哑地吼：“傻瓜，欧几里得 是傻瓜……我确定上帝要比这个希腊人聪明多了！”

他用力一关房门，接着我就听到里面似乎掉下了什么东西。

我听说他要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没有完成这件事，因为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古里是一个夜班校对员，在一个报纸印刷厂拿着一夜十一戈比的工资。倘若我没有来得及出去挣钱，我们两个人就只能靠三戈比的糖、两戈比的茶以及四俄斤 的面包果腹。我因为要学习所以没有时间出去挣钱。我正艰难地研究那些学科，尤其讨厌那些死板的语法，我几乎无法将那拘谨的语法同俏皮、生动的劳动人民的现代俄语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很快就明白我现在学习这些东西为时过早。哪怕我真有了当乡村教师的能力也会因为年龄小而无法获得职位的。

我和古里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夜晚睡。干了一夜活后回来的古里眼睛红肿，脸色更加苍白，而我在他回来后就赶紧去小饭馆买开水（我们的茶饮要靠自己解决）。之后，我们在窗边的桌子上喝茶、吃面包。古里将报纸上的新闻讲给我听，朗读酒鬼小品文作家“红色多米诺”发表的令人发笑的打油诗。古里的游戏人生的态度让我很惊奇，我觉得他的游戏的态度跟他对待那个做着倒卖旧花衣和替人拉皮条的加尔金娜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这个小屋就是从加尔金娜那个胖婆娘手里租来的，但因为出不起租金，古里就给她拉手风琴、说笑话和唱歌。每次，他用男高音唱歌时眼里都会闪着讥讽的光芒。胖婆娘年轻的时候是歌剧班的成员，她可以轻易理解歌词的含义，所以经常被感动地毫不害羞地掉眼泪，眼泪流淌在又嗜酒又嘴馋的脸上。胖婆娘用她圆滚滚的手指擦掉眼泪，然后再用一条脏手绢仔细擦干手指。

她赞叹道：“古里啊，您简直就是个艺术家，假如你长得英俊点—我会让你过得更好的！我一直都给那些寂寞的姑娘介绍年轻的小伙子呢！”

我们这里还真有一位“年轻小伙子”，他住在房子的阁楼里。这位读大学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毛皮匠的儿子，胸宽背阔，身材中等，因为胯骨比较瘦，他看起来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就是下面的锐角不太和谐。大学生的脚小得跟女人似的，而且他的头也很小，感觉要缩进肩膀里去了，他的红头发跟马鬃一样，他的脸色苍白，他的一双凸出的绿眼睛总是无精打采的。

这个大学生跟他父亲闹翻了，整天食不果腹，艰难地从中学熬到了大学，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嗓子不错，男低音很柔和，因此他想去学唱歌。

因为这个，胖婆娘就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富商太太。这个富商太太大约四十岁，她有一个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儿子和一个中学快毕业的女儿。这个女人长得干巴巴的，胸很平，站直的样子像个士兵，冷着脸的样子又像一个老修女。她的眼睛很大，灰溜溜地陷在眼窝中，戴着绿绿的宝石耳环和老式丝绸头巾，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她通常在早晨或者深夜里来找这个大学生。好几次，我看到这个女人一下就跳进大门口，而后直接往这个院子走。她紧紧地抿着嘴唇，脸色非常吓人，瞪着眼睛，一脸忍受苦难的神情，像个瞎子。按理说她应该是个正常的女人，但是你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她的整个脸都绷着，身体也因此显得很长，这么看起来很奇怪。

古里说：“你看哪，她就是个疯女人！”

年轻的大学生很不喜欢这个女人，总是躲着她。但那个女人像个讨债的暗探一样，固执地追踪他。

大学生喝酒后说：“我不能上大场面了，我何必学唱歌呢？就凭我的样子和身材，人们不会给我表演的机会的！”

古里劝他：“你快跟那个疯女人分开吧！”

“你的话没错。但我就是可怜她。我快要崩溃了，可是还是觉得她可怜……你们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对我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在某夜，我们听到那个女人站在楼梯上，声音颤抖地哀求：“我的小宝贝……看在上帝的分上……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吧！”

这个女人拥有很多房产、车马，是某个大工厂的股东，还将几千卢布捐给了产科学校，可她却像个乞丐一样乞求这个男人。

喝过早茶后，古里去睡觉了，而我就在外面打零工挣钱，天黑后再回来，那时古里就要去印刷厂上班了。假如我能买点煮牛杂、面包或者香肠，就分出一半让他带走。

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会在这个大杂院里转悠，看看我的新邻居们的生活。这里就像是一个蚂蚁窝，所有人挤在一起生活。大杂院到处是刺鼻的酸臭气，还有两个阴森恐怖的角落。大杂院从早到晚都很吵：小歌剧班歌女练嗓子声，缝纫机转动的声音，喝醉了酒疯癫的男戏子念白声，大学生低低地哼着音乐声，醉醺醺的妓女们惊吓声。看到这些，我忍不住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个因为一口大马牙而被人们起绰号叫“红毛马”的人，他有红色的头发，但是个秃顶，颧骨很高，嘴唇又厚又大，肚子很大，腿却很细。这个人经常在那群忍饥挨饿的青年中说胡话。他跟他那个辛比尔斯克的亲戚从三年前就开始打官司，见人就说：“我就是死也要让他们家倾家荡产，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讨饭的生活，然后我再把打官司赢的钱还给他们，再冲他们说一句，‘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人们问：“这就是你人生目标？”

“对，我一辈子就为了这件事活着！”

他每天都去法院或者自己的律师那里，时常晚上带着纸袋、酒瓶，坐着车回来，然后在他那个没有天花板、地板也凹陷了的房间里举办宴会。无论是学生还是裁缝，只要想喝美酒、吃饱饭的人就会被他请过来。“红毛马”只喜欢甜酒，这种甜酒只要沾到了衣服、桌布或者地板就会留下紫褐色污点。喝醉了的他会说：“我喜欢你们啊，都这么老实可爱，像一群小鸟。我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坏蛋，是个会吃人的鳄鱼。我一定要吃掉我的亲戚，就算死也要吃掉……”

“红毛马”像受了委屈般眨着眼睛，眼泪从他的很丑的高颧骨上滑过。他用手擦擦眼泪，然后在膝盖上乱抹一把。他的肥大的裤腿上满是油污。

他大声喊着：“你们这过得什么日子啊？吃不起穿不起的，还有国法吗？你们这么活着不觉得窝囊吗？唉，假如沙皇知道了你们现在的日子……”

然后，他从衣服的袋子里抓出一把钞票，喊：“谁需要？过来拿！”

裁缝和歌女们急了，想从那个毛茸茸的手里抢来些钱，他却笑着说：“这些钱要给大学生呢！”

但大学生们不过来。

毛皮匠的儿子怒吼：“把你的臭钱扔厕所里去吧！”

有一天，醉酒的“红毛马”来找古里，把揉成一团的十卢布钞票扔到桌子上，问：“你要不要这些钱？”

接着他躺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又吼又叫，还呜呜地哭。我们为了给他解酒不得不在他头上浇冷水，给他灌水。他睡着后，古里想把这团钞票打开，但是钞票卷得太紧了，不得不先用水湿润然后再一张张揭开。

“红毛马”的房间窗户对着邻居的墙面，他的屋子又脏又乱，烟雾缭绕，非常闷，大家吵闹的声音让人心烦。其中，“红毛马”的声音比谁都响亮。我们交流：

“你为什么住这里啊？怎么不去住旅馆？”

“住这里高兴啊！见到你们，我就觉得温暖……”

“他说得没错，我也觉得我住别的地方或许早就被毁了……”毛皮匠的儿子立即赞同道。

“红毛马”对古里说：“来吧，唱歌吧……”

古里抱着他那古丝理琴，一边弹一边唱：

红彤彤的太阳呀/你快升起来，升起来呀……

婉转的歌声扣人心弦。

人们慢慢静了下来，沉醉在这忧伤的琴弦声和歌声中。

被商人太太纠缠的可怜大学生说：“唱得好！”

在这个大杂院中，古里是这群人中最机灵的一个，像喜神一样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他的心里充满阳光，他的嘴里都是逗人的笑话，他能唱好听的歌曲，还敢对这黑暗世界的风俗进行嘲讽，敢戳破生活的伪装，让人们的眼前出现一丝希望。刚刚二十岁的他看起来像个孩子，可住在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黑暗中向他求助，人们觉得他非常可靠。好人喜爱他，坏人忌惮他，就连尼基福雷奇这个老警察也会带着狡猾的笑脸跟他打招呼。

如果谁要上山就必定经过“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它在老戈尔舍奇纳和雷布诺里亚德这两条街的连接处。离大杂院门口不远的地方是老戈尔舍奇纳街拐角，这里坐落着尼基福雷奇的小哨舍。

这个胸前总是挂满奖章的老头瘦瘦高高的，负责我们的街道的安全问题。他看起来很聪明，笑容也很慈祥，但是眼神很狡猾。

他非常关注这个复杂又闹哄哄的大杂院，经常穿得整整齐齐，每天在这里巡查几遍。每次巡查的时候他都有条不紊，从一个窗口转到另外一个窗口，就像看守员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一样。这个冬天 ，他在一个房间里逮捕了两个人，一个是士兵穆拉托夫，另外一个是失去一只手的退伍军人斯米尔诺夫。这两个人曾参加过由斯科别列夫 指挥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是圣乔治勋章的获得者。此外，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佐布宁以及其他一些人也被逮捕了。听说他们要组织地下印刷厂，斯米尔诺夫和穆拉托夫是因为周日去克柳尼科夫印刷所（位于城内大街）偷铅字而被逮捕的。某天夜里，宪兵们还将住在大杂院、总是愁眉不展被我起绰号叫“活钟楼”的高个子抓走了。古里在第二天早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抓着自己的黑头发对我说：“太糟糕了！马克西莫维奇，快去……”

他告诉我去的地方的方向，还叮嘱我：“小心暗探，一定要注意……”

我因为这个秘密任务开心不已，像飞在雨中的燕子一样快速地跑到了船厂区，进入了一个做铜器的昏暗铺子。铺子里有个蓝色眼睛，头发很卷的青年人，他正在给一个带耳平底锅镀铜，看起来不像个工人。一个用皮带把自己的白头发扎起来的矮老头在屋角的老虎钳旁边忙活着磨制铜活塞。

我问：“你们这有什么活儿吗？”

矮老头生气地回答：“我们都有活儿，就是没有给的你活儿。”

青年人看了我一眼又去忙他的事了。我的脚碰了碰他的脚，接着我看到他的蓝色的眼睛又惊又怒的，他的手抓住平底锅，好像随时都会砸过来。我向他递眼色，他看到后平静了下来，说：“去吧……”

我又暗中向他递了个眼神才转身出来，蓝眼睛鬈发青年也跟着走了出来，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然后点燃了一个香烟。

我问：“吉洪吗？”

“嗯。”

“彼得被抓了。”

他有些愤怒，皱起眉头打量我。

“哪个彼得？”

“就是像教堂助祭的那个高个子。”

“嗯？”

“没了。”

“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他问话的口气让我越发觉得他不是这个铺子里的工人。完成任务回到大杂院的我非常得意，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感觉很不错。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认识一些革命者，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我曾经请求他让我也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他说：“年轻人，你要好好学习……”

有一次，我听从叶夫列伊诺夫的安排去见一个神秘人物 。计划很周密，让我觉得事件很严重。我跟随叶夫列伊诺夫去城外阿尔斯科耶波列 ，他一直警告我要小心行事，不能把这次见面的事情说出去。之后，他看了一下周围，指着远方那个在空地上散步的人说：“去吧，就是他。他停下后，你就说你是新来的……”

参加地下活动应该是开心的，但我却觉得好笑：明亮的日光下，一个人孤独地走在野地里，像随风摇摆的灰色的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了。我在坟场入口处才追上了他。这个人也是年轻人，瞪着一双圆眼睛，像小鸟似的，他穿着一件中学生的灰色大衣，原来的灰色扣子都掉了，换成了几个黑扣，学生帽也很破旧，隐约中还能看到帽徽的痕迹。他看起来还有几分稚气，可是努力装得很老成。

走到坟场中央的灌木林荫，我们坐下来聊天。他说话一本正经的，话题也很枯燥，完全提不起我的兴趣。他严肃地问我看过什么，然后要求我加入他的小组。我同意后就跟他分开了。他先离开，走得时候战战兢兢地看着那空旷的原野。

这个学习小组有三四个人，我的年龄最小，一点都没有学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书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 写的评注。小组会的召开地点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家里。这个学生叫米洛夫斯基，后来用叶列翁斯基 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不过，他在写完五本书后就自杀了。像他这样轻易放弃生命的人我见过很多。

这个读师范学院的米洛夫斯基很内向，思想也古板，说话也很谨慎。他住的地方是一个楼房的很脏的地下室。他每天用一点细木工劳动来保持身心平衡。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枯燥无味，那些穆勒的书也很无聊，因为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早已熟悉这些经济学原理了，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经验领会其中的含义。我觉得这些道理，只要是为“别人”的安稳幸福费心过的人都能明白，人们根本无需用这么难懂的文字写成这么厚的书。我坐在这个弥漫着臭味的地下室里，用两三小时看着墙上不断爬来爬去的小甲虫，这真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

一次，小组老师没有准时来，我们以为他不来了，就买了酒、面包和黄瓜等，摆了一小桌酒宴。忽然，窗口闪过老师的灰色裤腿。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刚把酒藏到桌子底下，而后他如往常般开始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晦涩难懂的理论。我们僵直地坐着，心里祈祷着别哪个人伸腿碰倒酒瓶。结果，老师一伸腿就把酒瓶碰倒了，他只是向桌子底下看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当时，如果他指责我们，我们或许心里还好受些。

老师沉着脸，面容冷峻，眼睛因为气恼而眯起来的样子让我很难过。我偷偷看他们，他们都羞得一脸紫红。虽然买酒不是我提议的，可在老师面前我觉得我有罪，内心愧疚。

这里的学习生活很枯燥，我很想直接去城关的鞑靼区，因为那里的“清真”生活很别致。鞑靼区的人很善良也很勤奋，讲着一口好笑又不太标准的俄语。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执事僧人就会站在清真寺的尖塔上用奇怪的声调招呼大家做晚祷。我觉得鞑靼人的生活是另外一种生活，和我经常看见的不快乐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对伏尔加河的音乐很向往，直到现在那种音乐都让我如痴如醉。

喀山附近，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货船触礁了，搁浅在那里。我跟着码头搬运组的人去卸货。当时正是九月，下着冰冷的雨，风从上游吹来，河里翻滚着巨浪。搬运组的五十多个人都穿着防雨的东西，草席或者帆布，脸色阴沉地蹲在空船的甲板上。空船被一艘喘着气的小火轮拖着。风雨中，小火轮喷出的一团团火花格外明显。

银色的天空越来越黑。搬运工人骂骂咧咧地诅咒风雨、诅咒生活，他们慵懒地在甲板上来回爬动，想要找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我认为这群没有睡醒、懒散的人是干不了活的，也无法抢救那一船将要沉没的货物。

午夜时分，我们才抵达了货船触礁的地方。人们将空船的甲板紧紧靠在了触礁搁浅的货船甲板上。搬运组长是个老头儿，一双鹰眼，一个鹰鼻子，一脸的麻子，长得很难看，看起来也很狡猾，而且总说脏话。他把湿了的帽子拿下来，露出秃了的脑袋，然后像女人一样尖声喊着：“祷告吧，伙计们！”

甲板上的搬运工人在黑暗里聚在了一起，嗷嗷乱叫，听起来就像一群狗在狂吠。老组长祷告完了后又尖声喊：“点灯！上帝保佑！伙计们干吧！卖点儿力！干吧！”

接着这些湿淋淋的、一脸愁容、没有什么精神的人开始干活了。他们就像战场的士兵一样，纵身跳到那艘快沉了的货船的甲板上，接着边喊叫着、说着什么俏皮话儿边进入船舱。在我身体四周，一包包葡萄干，一袋袋大米，一捆捆羔羊毛皮和皮革，轻飘飘地飞过了，就像一个个鸭绒枕头。粗壮的汉子们来回跑动着，相互鼓励、督促。这一切令人难以相信，刚刚他们还是一副颓废的样子，抱怨着生活，现在他们却这样欢快、活蹦乱跳地干活。雨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凶猛，温度变得更低了。在这冷冷的黑夜里，人们的衣服被风吹起来，衣襟卷到头发上去，露出了肚皮。六盏灯的微弱的光芒，照耀着来回蹿动的人们，甲板被他们踩得咚咚响。他们非常狂热，似乎非常渴望劳动，盼着这种可以传递四普特重的米袋以及扛着货跑的事情。他们在这场劳动里陶醉，像一群迷恋游戏的儿童，似乎天下除了和女人拥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与这件事相媲美了。

一个穿着哥萨克式紧腰外衣的高个子，一脸胡子，浑身都湿透了，一看就是这艘货船的负责人或代理人。他忽然大喊：“伙计们！加油！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是没有问题的！加油啊！”

话里都是鼓舞的味道。有几个声音从黑暗里的各个角落传来：“三桶吧！”

“没问题！你们加油干啊！”

接着，人们干得更加疯狂了。

我背着米袋走，抛下去，然后又跑回来，觉得自己融入了他们，跟他们一起狂欢，好像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开心地、不在乎苦累地干下去，好像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抓起城内的一座高塔和钟楼，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喀山搬到任意的地方。

这一晚，我过得非常开心，从来没有过的开心。我很想一辈子就这样痛快又疯癫地劳动。河面上的浪花伴着狂啸的风不断地翻滚着，雨哗哗地下，在早晨的薄雾里，一群湿淋淋的像水鸡一样的人们不停地跑来跑去，叫喊着，笑着，展示着自己的强悍。当乌云被风吹开后，红色的阳光从一小块蓝色天空上露了出来，然后这群快乐的“猴儿”就抖着带着水珠的胡子对着太阳大叫。这群站着的“猴儿”，干活的时候聪明灵巧，让人忍不住地想拥抱他们。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快活的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够在大地上创造一切，能够像神话一样，在一夜之间建造美丽的城市和宫殿。过了一会儿，太阳又被乌云笼罩了，天重新黑了下来，接着就是倾盆大雨。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停吧！”很多人立即愤怒地抗议：“你敢停试试？”

在狂风和倾盆大雨中，半裸的搬运工们一直拼命工作，直到下午两点才把所有的货物卸完，这让我由衷地对人类世界的强大力量产生了敬佩之情。

结束工作后，人们都回到了小火轮上，像喝醉了一样睡着了。回到喀山码头时，这群搬运工如灰色泥流般上了岸，朝着小酒馆的地方奔去，去喝他们的三桶伏特加了。

我在那里再次遇到小偷巴什金，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问：“他们叫您做什么了？”

我激动地把这次劳动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完后，他叹了口气，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说道：“你真是个傻瓜！大傻瓜啊！”

说完，他吹着口哨，摆动着身子像水里的鱼一样穿过酒桌溜走了。这时候，搬运组的人们开始围着酒桌热闹地大吃大喝起来。有人还用男高音唱让人脸红的小调：

哎哟，在那深夜里/老爷家的夫人啊/去小花园幽会情郎，哎哟！

十几个人也加入其中，一边用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一边唱：

当打更的巡逻到这里/他看见夫人仰卧在地……

小酒馆里有人大笑，有人吹口哨，闹哄哄的。大家都不害羞地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一些粗野话。

别人介绍我跟安德烈·杰连科夫认识。他在一个偏僻又简陋的小街尽头开了家杂货铺，铺子旁边是条堆着垃圾的水沟。

杰连科夫面色温和，留着银色的胡子，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是一个一只胳膊患有麻痹症的残疾人。他的收藏着一些禁书和珍本的图书室是全城最好的图书室。喀山的大学生以及怀有革命情怀的人都会来他这儿借阅图书。

杰连科夫的矮平房杂货铺旁边是一个“阉割派”教徒的宅子。这个教徒靠换钱和放债生活。杂货铺的一扇门后面是一个大房间，房间内只有一个向天井开的窗户，所以透进来的光亮很微弱。穿过大房间就是小厨房，再穿过小厨房就是通往“阉割派”教徒住宅走廊的拐角处的路，这里隐藏着一个仓库，仓库里面就是隐蔽的图书室。杰连科夫的一部分书是钢笔所写的抄录本，例如《历史信札》（拉甫罗夫 著），《沙皇就是饥饿》 ，《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巧妙的圈套》 和皮萨列夫 论文集—这些书都残破不堪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杰连科夫正在和他的顾客聊天，看到我后就向着大房间的门对我点头示意。我走进大房间，里面有个小老头跪在昏暗的角落虔诚地祷告。这个小老头和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 有些像，这让我有点不太开心。

因为，我听说杰连科夫是民粹派，觉得这个民粹派的人都不应该信仰上帝，所以我认为这个虔诚祈祷的小老头不应该出现在这间房屋里。

做完祷告的小老头小心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白头发和胡须，然后仔细打量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呢？哦，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呢。”

我问：“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

小老头儿轻声回答：“没错！无论他们怎么改变外表都不会欺瞒过上帝的！”

他进了厨房，而我一个人坐在窗边思考，忽然听到一声呼喊：“呀，他是这样的啊！”

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姑娘在厨房门口站着，短短的黄色头发，浮肿且没有血色的脸上有一双会微笑的蓝色眼睛。她看起来像那便宜石印画中的小天使。

她问：“您这样惊讶是为什么呢？我看起来很可怕吗？”颤抖的声音很细弱。白衣姑娘扶着墙慢慢地向我走过来，好像脚底下不是坚硬的地板而是在空中摇晃的绳缆。她这种不习惯走路的样子更让她自己显得不像个正常人了。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好像脚上扎着很多根针，又好像墙壁着了火，烧着她那浮肿的像婴儿一样的僵硬的手指。

我沉默地看着她，一种渗入骨髓的凄凉感在心中升起。这个幽暗的房间就没有正常的地方。

白衣姑娘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上，似乎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飞走。而后，她带着天真的神情和我聊天，告诉我她最近这四五天才开始走动，她的手脚因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不能动而麻痹了。

白衣姑娘微笑着说：“这是神经麻痹症。”

我记得那时很希望有别的原因解释这个姑娘的疾病，毕竟一个姑娘住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房子里，只说自己有神经麻痹症，这太难以让人信服了。她的房间里的东西都紧紧地挨着墙壁，似乎都很胆怯；屋子角落的圣像前点着一盏小神灯，亮度有些突兀；大饭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布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吊着神灯的链子的影子。

姑娘小声说：“我听过别人谈论你，所以很想见一见你，看看你的模样。”她的声音细弱得像小孩子在说话。

这姑娘看我的目光让我觉得很难堪，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可以看透所有的光。我不能也不会和这样的姑娘聊天，只能一声不响地看着墙上达尔文、赫尔岑、加里波第 等人的画像。

忽然，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浅黄色头发的小伙子从杂货铺里冲进来，瞪着我，显得很没礼貌，他问：“玛丽亚，你怎么爬出来了？”

问完话后他又到厨房里去了。

姑娘说：“他是我弟弟，叫阿列克谢！我就读于产科学校，可病倒了。您为什么一直沉默不语呢？是因为拘束吗？”

这时候杰连科夫进来了，一言不发地用一只手抚摸着姑娘的软软的头发，将她的头发揉得有些乱，另外一只残废的手放在怀里。同时，他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而后，一个身材中等、红色鬈发的姑娘进来了，她用那稍微有些绿的眼睛瞪了我一下，目光很严厉。她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玛丽亚，够了！”

于是，这个姑娘扶着白衣姑娘离开了。

她明明年纪很小却有这么一个成年女人的名字，这名字听起来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

我有些激动地离开了杂货铺，第二天又来到这里，想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十分奇怪的生活。

那个叫斯捷藩·伊凡诺维奇的善良老头总是微笑着坐在角落里，没有血色的脸像块透明的玻璃，他一动一动的黑色嘴唇好像在恳求说：“不要来碰我！”

我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情，成天像兔子一样战战兢兢的，无非是害怕有什么灾祸发生。

只有一只完好胳膊的安德烈穿着灰色的短褂，胸前是硬得像老树皮一样的面粉嘎巴和油污。他侧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愧疚的笑容，好像一个做错了什么事后被原谅了的孩子。在安德烈杂货铺帮忙的阿列克谢是一个很懒又不聪明的年轻人。他有个三弟叫伊凡，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平时都在学校里生活，只有放假了才回来。个子很矮的三弟总是穿着干净的衣服，梳着光溜溜的头发，那模样有一点像衙门里的老官吏。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因为生病很少下来。不过，她一下来我就觉得她像被绳子捆住了一样，看着很怪异。

杰连科夫的家务是由一个跟邻居“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负责的。这个女人高高瘦瘦的，像木偶一样，总是凶狠地瞪着一双只有修女才有的冷酷眼睛。她的女儿叫娜斯佳，是一个红头发的姑娘。娜斯佳经常在杂货铺里转悠，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轻微地动起来。

然而，杰连科夫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一群就读于神学院、喀山大学和兽医学院的学生。这群人总是吵闹，每天都在关心俄国人的生活以及俄国的未来。只要看到报纸上的什么消息、读到书上的某些话、听到大学或者城市发生了事情，住在喀山不同地方的他们就会在晚上聚集在杰连科夫的杂货铺里，然后在一起热烈讨论或者分头小声说着什么。这些学生时常会带着很厚的书本，然后将手指放在其中的某一页跟另外一个人面对面争吵，各自说着自己支持的真理。

当然，我无法理解这些争论。在这种连续不断的空话里，真理已经稀少得犹如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我认为那几个大学生不切实际，犹如位于伏尔加河沿岸的分离派教徒里那些拘泥于文字的老头子。但我也知道面前的这些大学生原本是想过得更好。虽然连续不断的空话冲淡了他们的真情实意，却从没淹没他们。我知道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本人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我常常感觉，大学生们的话语蕴藏着我无法表达的想法，而我对他们的喜欢已经发狂，甚至感觉自己犹如一个被许诺了自由的囚徒。

他们像木匠看一块与众不同的木料似的看着我，好像能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作品。

“这是个天才！”他们介绍我时常常用到这句话，语气中带着骄傲，像在街上捡到五戈比的孩子，自豪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成就。但我非常不喜欢被人称呼为“天才”或者“天之骄子”。因为我感觉自己被生活抛弃了。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有时让我感到压抑。例如，书店的橱窗里摆放了一本名为《格言与箴言》 的书，我不知道这个书名的意思，为了读懂这本书，我请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借给我阅读一下。

“哈，您真行！”这位未来的大主教的脸像黑种人，鬈发，厚嘴唇。他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老弟！您可真能胡闹！给您哪本，您就读哪本好了，别到处乱伸爪子！”

他奚落的话语深深刺伤了我，但后来我还是买到了那本书。买书的钱一部分是我在码头打工挣的，一部分是杰连科夫借给我的。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因为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模像样的书。

总而言之，人们用非常严格的态度对待我。我读《社会科学入门》 的时候，我感觉游牧部落对人类文化生活的创作作用被作者夸大了，而流浪的人和猎人的创造精神却被贬低了。我对一个文科生说了我的疑问，他的脸上露出威严的表情，用了整整一小时的时间和我大谈特谈批评权的问题。

“想要得到批评权，不得不先信奉某种真理，但你信奉什么真理啊？”他是这样质问我的。

他这个人就算走在大街上也要读书，常常会因为书本挡住了视线而撞到路人。他即使因患伤寒而躺在小阁楼上休息的时候，也会大声喊叫：“道德，应该是强制因素和自由因素相调和而成的，调和，调……调……”

这个柔弱的大学生，长期食不果腹才会这样病歪歪的，而且他一直执拗地追求真理的永恒，所以如此疲惫不堪。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当他自认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矛盾思想调和时，他会绽放出幸福的微笑，如天真的孩童。和他在喀山分别十年之后，在哈尔科夫我再次遇到了他。那时的他的五年流放刑已经服刑期满，再次走进大学读书。我看他每天都带着各种矛盾的思想，即使肺结核病折磨得他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依然在努力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尼采 主义。有一次，他用冰冷潮湿的手指捏着我的手，喉咙里发出呼噜声，嘴里咳出了血：“如果无法让矛盾达到统一，生活将无法继续。”

再后来，他居然死在了去上课的电车里。

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为理智而付出生命的人，他们永远神圣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这样的人大约有二十个，他们常常在杰连科夫的杂货铺里开会，其中甚至有神学院的大学生，日本人佐藤·潘捷雷蒙 。偶尔也有一位剃着鞑靼式光头的人 来，他个子很高、宽胸脯，脸上的络腮胡子非常浓密，身穿一件紧身的灰色哥萨克短外套，衣扣紧紧地扣到下巴处。他总是喜欢坐在角落里，嘴里叼着一根短短的烟斗，用灰色的眼睛静静地观察着大家。他的眼睛常常注视着我的脸，我感觉到有人正在悄悄地观察我，这令我不知不觉地开始害怕。他的沉默的模样，让我感到很奇怪。周围的人大胆地、滔滔不绝地、高声说着，说得越激烈，我越欢喜。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在这激烈的言辞中隐藏着令人怜悯的虚伪思想。但那位满脸络腮胡的高个子究竟在想什么？

大家叫他“霍霍尔” ，貌似除杰连科夫之外，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后来我才听说，他原本是个流刑犯，在长达十年的流放日子之后，近来才转到这里。了解到这些，我对他的兴趣更浓厚了，但依然无法鼓起勇气去认识他。并不是因为我害羞或者害怕认识陌生人，相反地，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要尽快了解一切。因为这样的性格，我一生都无法认真仔细地去研究某一样东西。

当大家谈论人民时，我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甚至难以相信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的观点里，人民是善良、智慧和美德的化身，是包容任何正直、伟大和高尚的统一体，是接近神圣的统一体。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民。我见过木匠，见过码头的装卸工，见过泥瓦匠，见过雅科夫、奥西普、格力戈里 。但他们说人民是统一体，他们认为人民比自己高贵得多，他们甘愿为人民的意志贡献自己。相反地，我认为他们才是体现了伟大和美妙思想的人，他们身上集中表现了对崭新的博爱精神的热爱，并善良地愿意按照这种精神自由地建设生活。

在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们身上，我没发现过任何博爱，但在这里，博爱存在于大家的每一句话里，闪耀在每一道目光中。

这些崇拜人民的人说的话犹如滴落在我心间的清新雨露，另外，那些描绘乡村阴暗生活以及农民苦难的朴实文学著作，同样给了我启示。我认为，只有最强烈的人类的爱，才可以激发出探求和领悟生活意义的必要的力量。自此以后，我不会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会更多地关心其他人。

杰连科夫很信任我。他告诉我，他经营杂货铺挣的钱全贡献给了那些倡导“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的人。他在那些知识分子中走来走去，好像一个虔诚的助祭在伺候大主教祷告一样。看到这群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他非常高兴。他经常将残废的手揣在怀里，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用另一只手从左向右地抚摸着软软的胡须。他问我：“你觉得怎样？就是啊，很好啊！”

但有一个怪声音，像鹅叫，那是兽医拉夫罗夫，他与众不同地反对那些崇拜人民的人。这时，杰连科夫就会吃惊地闭上眼睛，嘀咕道：“这个捣乱的家伙！”

对待崇拜人民的人，他的态度和我一样，但那些知识分子对他却犹如大老爷对佣人或伙计般粗暴无礼。然而，他并不在意这点。送走客人之后，他经常请我住在他的杂货铺里，我们打扫干净房子，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毯，就这样睡觉。黑暗的夜色里，神像前的长明灯照着谈天说地的我们，如星光般灿烂。他像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兴奋地说：“如果将来能有几百几千个这样的好人，接过俄国的各个重要岗位，那生活肯定大变样啊。”

他大我十岁，我看得出他非常喜欢一头红发的姑娘娜斯佳。然而，在人前，他总会以主人吩咐下人的冷酷语气和她讲话，并且尽量不碰触她生气的目光。待她转身后，他才会向她投去爱慕的眼神。每次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就会怯生生地、微笑着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看上去很狼狈。

他的妹妹经常站在角落里听大家讨论，她聚精会神地、紧张地听着，稚气的小脸紧绷得可笑，眼睛睁得大大的，每次听到激烈的对话，她总像被泼了冷水似的叹气。一个红头发的医学生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像只大公鸡，神气地皱着眉头，低声而神秘地和她说着话。一切看上去都极为有趣。

可是，秋天到来的时候，我不能没有固定的工作。眼前的一切令我着迷，我干的活儿越来越少，不得不靠别人施舍的面包糊口，但这种面包难以下咽。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冬天的工作。于是，我走进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

我曾经在几个短篇小说《科诺瓦洛夫》、《老板》、《二十六个和一个》里曾讲述过这段时间的生活。这个时期我过得非常痛苦，但这个时期也具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

身体的痛苦尚能忍受，但精神的痛苦更加折磨人。

一走进面包作坊的地下室，我和那些每天讲话、每天见面的人之间，就筑起了一道高墙。他们不会来看我，而我也因为二十四小时的工作而不能到杰连科夫那里去。休息的时候，我不是跟面包作坊里的同事们厮混，就是睡觉。有的同事一开始当我是滑稽小丑，但也有几个同事对我就像幼稚孩童对待会讲故事的人一样。天知道我讲过什么，但我讲的东西都能够使他们向往另一种轻松、意义丰富的生活。有时我讲得非常成功，他们浮肿的脸上会显现出悲伤，眼神中也会迸发出愤怒和仇恨的火花。这令我感到高兴，我自豪地想，我也开始“教育”人民并参加到“群众工作”中了。

当然，我也经常感觉自己懂得太少、软弱无能，我甚至无法回答非常简单的生活问题。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感觉自己身处黑暗的地洞之中，地洞中的人们犹如蛆虫一般爬动前行。他们时常钻进小酒馆借酒消愁，甚至拱到妓女的冰冷的怀抱里以求安慰，却不肯面对现实生活。

每个月，只要领到工钱，他们便去逛窑子。这一天到来的前七八天，他们就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寻欢作乐。嫖娼归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津津乐道那种甜蜜，不知羞耻地谈论着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谈论妓女边蔑视般地吐着唾沫，甚至会夸耀自己性能力。

真是难以理解！每次听到这些，我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污辱，感到无尽的悲哀。在窑子里，只要花一个卢布便能找个女人过一夜。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们会向犯罪一样惶惶不安。可那些过分纵容自己、毫无廉耻的同事，给我的感觉是矫揉造作。我很好奇男女之间的性，所以非常锐利地观察这种事。还不曾有任何女人抚爱过我的身体，妓女和同事们都因此而奚落我，这令我感到很不愉快。后来，他们再也不喊我逛窑子了，而且直接和我说：“老弟！你别和我们一起去啦！”

“为什么？”

“不为什么！和你一起，我们玩不痛快！”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因为对我来说，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我却没有问得更详细些。

“你看你！跟你说了别去别去！和你一起太扫兴了……”

只有阿尔乔姆冷冷地说：“和你一起好像和一个神父，或者一个牧师一起似的。”

刚开始，妓女们只是取笑我过于拘束，但后来便恼羞成怒：“你是嫌弃我们吗？”

四十岁的漂亮的胖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窑子的妈妈。她的眼睛仿佛母狗一样聪明，她盯着我说道：“姑娘们，快放过他吧！他一定是有恋人了，是吗？这样结实的小帅哥，肯定是被恋人抓住了心，肯定是！”

她嗜酒如命，喜欢狂饮。但令我吃惊的是，虽然她清醒时会冷静地观察、了解人们的动机，以深思熟虑的态度待人，但一旦喝醉后就会丑态百出。

“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是莫明其妙啊，”她冲着我的同事们说道，“他们就会和姑娘们瞎玩，让姑娘们在地板上涂满肥皂，然后让其中一个姑娘脱光衣服，手脚朝下各放在一个瓷盘里，然后这些大学生在姑娘的屁股上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你说，这是干什么呢？”

“你胡说！”我说道。

“哎呀，这可不是胡说啊！”捷列扎并没有生气，态度依旧很平和。但这种平和让人感到难堪。

“你这是胡编乱造！”

“我们姑娘亲身经历的，怎么是胡编乱造了？我又不是疯子。”她瞪着眼反问我。

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捷列扎语调冷静地描述着嫖客们的行为，因为她只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听众们愤恨地痛骂大学生们，甚至厌恶地吐着唾沫。看得出来，捷列扎是故意的，她在挑起这些人对我所亲近的大学生们的怨恨。而我说：“大学生盼望人民过得更好，他们爱人民。”

“没错，你说的大学生是在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上的那所大学里，而我说的大学生则来自阿尔斯克叶波列的神学院。他们都是来自教会的孤儿。孤儿长大后不是小偷就是赖皮，全是坏蛋！他们这些孤儿，无情无义！”

妈妈平心静气地讲述着妓女们对官吏、对大学生、对“神圣嫖客”的怨恨，我的同事们听后，内心不仅涌起了气愤和憎恶，而且涌起了喜悦。他们说道：“原来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比我们还混蛋！”

听到这些话，我很伤心。我看着汇集到这间昏暗小屋里的人，好像市区的脏水和垃圾汇聚到了垃圾坑。一群满腹仇恨和怨气的人再次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身体的欲望和生活的苦闷，人们汇集到这个昏暗的窑子里，用荒诞不经的词句诉说着拨动穷苦人的心弦的情歌，聊着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的丑闻，对难以理解的事物表达嘲笑和敌视。我想，这个窑子也是一所大学，而在这所大学中，我的同事们了解到了人间的恶毒。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些“出卖肉体的姑娘”如何拖着沉重的脚步、无精打采地在脏兮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如何在旧钢琴呜咽的颤音里或者在哀鸣的手风琴声中，艰难地扭动纤弱的身体。我看着她们，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觉。四周的一切都令人难过，我想离开却又感到无能为力。我的心情很糟糕。

返回面包作坊后，只要我说有人在无私地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马上就有人反驳：“但听姑娘们说，他们并不是这样啊！” p0XFgUr64FUDthM8IA9NzhKuuW27ZeGCLooD3/nVClTSMXDvv6d34gAJSZ5Uls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