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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尽写那些脑子里尽是马克思或尼采的不安分的大学生，我们的眼光也不能只在大上海的交易场或跳舞厅中转，连那些茹苦含辛、任天任命的工人、农民也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的全体。究竟我们民族中还有着这么一批顶不入流的中等阶级，他们是既不宜于悲剧又不宜于喜剧——或者说是既宜于悲剧又宜于喜剧，然而这出剧多半是不大动人的了——他们懦怯地、彷徨地、顶不康健地活着。是的，不康健地。我觉得这个字最能形容他们。他们悔恨、怀疑，甚或至于诅咒他们的环境、生活和命运，但是你不能希望他们像工人们在被压迫到极点的时候扔下锄头喊一声：“不干了！”他们的“鞠躬像纸人的”或者“方墩式”的妻子和他们的黑小子、胖姑娘，还有那看不见的什么，逼着他们，鞭策着他们每天爬到那个张着大嘴的冷森森的衙门里去。他们受的束缚不见得比做轮子铰链的奴隶的工人们受得松。然而他们也是中国人，也许是更中国的中国人。只要你上北平的东安市场或西单市场，你会遇见上千个——这种中国的Babbitt。老舍先生写完老张，写完赵子曰和老马，他的笔兴扫到了这般人头上。在这书里有：饭桶兼把式匠的吴太极，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的孙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的丘先生，懦怯无可奈何的主人翁李先生，还有那位百事好的男性媒婆张大哥——这个道地的Babbitt。他们一起搅在这酸牛乳似的北平，每天叹气，每天担忧，每天办公。
这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几乎是有一点倾向于自然主义。作者很淋漓地暴露了他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活动的领域，他一点不遮掩，且从来不用什么暗示的或是所谓烘云托月那种雅得俗的笔法。在一色描写来说，他是一个讽刺画家（caricaturist）。讽刺画家画墨索里尼的时候，特别把下巴画得方到不可能；画孙科，两个眼镜占了脸的一半。这就是说：他把他要画的角色的特性抓住，给夸大起来，叫你一看就认识这是谁。作者在此用的完全是这种手法，所以他的角色全有点夸大（exaggerated）明显，并且，很自然的是，平板。他们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除了马家少奶奶那一个角色例外。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完全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不但大体上像，连单个角色中也颇有吻合于狄更斯的人物：小赵是活里活脱的喜迫（Ulrah Heap，见《块肉余生述》），连行为及其结果都像，丁二爷则更是百分之百的密考伯（Micawber，亦见上书），那样的无用那样的潦倒而又终于救了一切人。
这里还有一点遗憾者：我们不能不替那些过分的议论抱歉，他们和那些上品的嘲讽绝对地不和谐。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12月25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