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和人呈现在外的样子，人的自身素质更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我们已经在大体上认识到这一点了。一个人的自身是什么样子的，因而又具备什么特性，这一点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个性随时随地都伴随着他，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沾染了个性的色彩。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一个人享受的首先是自身，这一点适用于从物质方面所获得的乐趣，更适用于从精神上获得的乐趣。因此，to enjoy one’self这一英文表达是非常恰当的。例如，在英语里人们说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不是说他享受巴黎，而是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但是，如果一个人自身素质很差，那么，他享受任何乐趣都像是用沾染了胆汁的嘴去品尝珍贵的美酒。因此，不管是在遇到好事还是坏事时，当然，特别不幸的事情除外，重要的不是人们遇到了什么，而是人们是如何感受的；也就是，人们用什么方去感知事物以及对这种感知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个人自身是什么，具有什么特性，简而言之就是人的个性及其价值，是唯一能直接对他的幸福产生作用的东西。其他的一切只能间接地影响他的幸福，因此，这种影响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人的个性所产生的作用则永远无法消除。所以，因他人自身的优点而产生的嫉妒是最难化解的，尽管人们会极尽小心地掩饰这种嫉妒。进一步而言，意识具有坚定永存的特性，一个人的个性持续地、几乎在任何时刻都发挥着作用；与此相反，其他一切事物总是只在某个时候，即偶尔地、短暂地产生影响，并且，这些事物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天性是稳定的，而金银财宝却不是。”这正是我们以下这一行为的依据：比起自身造成的不幸，我们能更冷静的忍受这样的灾祸：完全因外在原因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祸。这是因为，命运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而人的特性却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属于主体范畴的财富，如高尚的品格，聪明的头脑，愉快的性情，愉悦的感官，以及完全健康的躯体，也就是“健康身体里的健康心灵”，这些都是我们获得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如何提升和维护这些主体范畴的财富，而不是关注如何占有外在的财物和外在的名誉。

在上述的众多财富中，最直接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就是感官上的快乐。因为，它能让人立刻就收获回报。一个愉快的人总有他愉快的原因，这一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愉快的人。除了感官上的快乐，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彻底取代其他的任何财富，而它自己也无法被其他财富所替代。一个人可能年轻、英俊、富有以及受人尊敬，如果想要评判他是否幸福，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在拥有这些以后是否觉得愉快；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快乐，那么他是年轻还是年老，身体是笔挺还是驼背，是贫穷还是富裕，这些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年少时，我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书上写着这么一句话：“谁笑得多，谁就是幸福的，谁哭得多，谁就是不幸的。”这样一句非常普通的话语，尽管有一丝夸张，但因为其中蕴含着的朴素真理，让我无法忘记。因此，不管快乐何时到来，我们都应该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它永远不会在不适宜的时候到来；而不应该出于以下原因而时常顾虑是否要接受它：我们想先知道自己是否有充足的原因去感到满足，或者，我们担心，为快乐大开方便之门会妨碍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或者重要的操劳工作。实际上，这么做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这是非常不确定的，相比之下，快乐却是可以直接获得的好处。唯有快乐才是幸福的现金，不像其他的事物，都只是兑换幸福的支票。这是因为，只有快乐才能在当下时刻就让人直接获得幸福。所以，对人类来说，快乐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是以当下时刻这种形态存在的，而当下时刻位于过去和未来这两个无止境的时段中间，但又无法与它们分割开来。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将获得和增加这种财富（即快乐）放在其他各种追求的前面。毫无疑问，对我们获得快乐帮助最小的莫过于金钱，帮助最大的莫过于健康。在低下的劳作阶层中，特别是在耕耘于田间的这一阶层中，很多人都是快乐满足的，而在富贵阶层，家中多是闷闷不乐的人。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尽可能努力地保持身体的绝对健康，因为快乐就好比是健康开出的花。众所周知，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就是避免一切放荡不羁的行为、内心剧烈的或难受的激动，以及精神上高度的或是长时间的劳累，每天在户外进行至少两个小时的快速动作，多洗冷水澡，有节制的饮食。如果每天不进行适当的运动，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所有的生命进程，为了能正常地进行下去，都需要运动：不管是正进行生命进程的这一部分，还是这一部分所在的整体，都需要得到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在理：“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运动之中。”在整个人体内部充满着永不停歇的快速运动：在复杂的双重收缩与舒张期间，心脏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着，每跳动28下，就让全身的血液进行一次完整的体循环和肺循环；肺部如蒸汽机般不停地抽气；肠子则像虫子一样蠕动不已；腺体持续不断地进行吸收和分泌；每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就是大脑自身进行了一次双重运动。如果身体几乎完全缺乏外在的运动（就像许多完全静止不动生活着的人那样），那么，在身体外部的静止与身体内部的活跃之间就会产生明显的、有害的不协调，因为，身体内部持续的运动也需要身体外部运动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上述的这种不协调就类似于以下情形：当我们因为某种情绪而内心沸腾时，我们却不可以让别人从我们的外表看出这一点。甚至连树木为了枝繁叶茂也需要借助风进行运动。有项规则适用于此处，用最简短的拉丁文表示就是：omnismotus, quocelerior, eomagismotus 。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时候和在因身体虚弱而恼怒生气的时候，同样的外在境况或变故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同的，这种差异表明，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快乐的情绪，而快乐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状况。让我们幸福或不幸的事物，指的并不是事物在客观上、真实上是什么样子的，而是对我们来说，即在我们的理解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正是爱比克泰德 所说的“让人们困扰的不是事物，而是人们对事物的见解”。但是我们的幸福有九成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有了健康，一切财富就成了乐趣的源泉；与此相反，缺少了健康，就无法享用一切外在的财富，不管这财富是什么样子的，甚至，连剩下的其他财富，即主体范畴的财富，以及精神、情绪、性情方面的特性，也会因为身体的虚弱而失去活力。因此，见面时首先互相询问健康状况并祝愿对方身体健康，人们的这种做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可见，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牺牲自己的健康，不管是为了什么，哪怕是为了获得报酬、晋升、学问和声誉，更别说是为了肉欲和短暂的享受。我们应该将所有事情都远远地排在健康之后。

虽然健康有助于我们获得快乐的心情——这一心情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但快乐的心情并不单单只取决于健康，因为，即使一个人绝对健康，他也会性情抑郁、情绪沮丧。在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毫无疑问就在于人体原始的、无法改变的特性，确切地说，大部分原因在于，感受能力与肌肉活动、新陈代谢、兴奋能力之间的比例超过或低于了正常范围。异常的过度的感受能力会引起情绪失衡，即周期性的超常的快乐情绪或忧郁为主导的情绪。一个人是否是天才，起决定作用的是超常的神经力量，即超常的感受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优秀的、杰出的人都是忧郁的，这一点相当正确，他的原话是：“所有在哲学、政治、文学或是其他艺术方面具有杰出表现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毫无疑问，西塞罗 在写那篇经常被人引用的报告时，想到的就是上述这段话，因为报告里写道：“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在这本书里，我研究了基本情绪天生的、巨大的差异性，而莎士比亚曾对这种差异性进行了优美的描述：

大自然造的人，真是千奇又百怪：

一些人老是眯着眼笑，就像鹦鹉看见了风笛手；

还有些人老是满脸牢骚，笑都不肯露出牙齿，

即使内斯特发誓说那笑话很值得一笑。

——《威尼斯商人》

这正是柏拉图用“抑郁”和“愉快”这样的词语所描绘的两种不同的情绪。这两种不同情绪归根结底源于对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因人而异：让有的人近乎绝望的事，却让另外的人哈哈大笑。确切地说，在通常情况下，感知不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强，那么对愉快印象的感知能力就越弱，反之亦然。一件事情出现好结果和坏结果的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抑郁”型的人面对坏结果时会生气或悲伤，面对好结果时也不会高兴；与此相反，“愉快”型的人不会因为坏结果而生气和悲伤，却会因好结果而开心。当“抑郁”型的人实现了十项计划中的九项，他不会因为这实现了的九项计划而高兴，反而会因自己还有一项计划未完成而生气；反过来，十项计划里失败了九项，“愉快”型的人会知道从成功的那一项里获得安慰和愉快。不过，正如并不容易找到十足的、不含一丝好处的坏事，同样的，比起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人，“抑郁”型的人，即板着脸、忧心忡忡的人，总的来说虽然承受了更多想象中的不幸和痛苦，但也因此较少承受真实的不幸和痛苦。这是因为，他们悲观地看待一切，总是害怕最糟糕的情况，并因此而采取预防措施，比起那些总是赋予事物美好前景的人，他们更少失算。但是，如果一个天生“抑郁”型的人同时遭受着神经系统或消化器官方面疾病的折磨，那么“抑郁”情绪就会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这时，持续的不愉快会引起厌世情绪，从而产生自杀倾向；再然后，最微不足道的烦恼都会导致自杀行为。甚至，如果“抑郁”情绪已达到极限，无须微不足道的烦恼，持续的不愉快就能让一个人作出自杀的决定，随即，这个人就会进行冷静的思考，然后怀着坚定的决心去实施自杀行为。所以，通常情况下，虽然病人已被监管，但他却时刻留意着利用不被监管的瞬间，没有犹豫、挣扎和退缩，就为了抓住这个对他来说自然的、可心的减轻痛苦的方法。关于自杀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见埃斯基罗尔 的《精神疾病》一书。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最健康的人或者也许是最快乐的人也会有自杀的念头，那就是当痛苦的程度和不可避免逼近的不幸的程度已经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上述两种自杀情形的区别在于自杀所必需的诱因的大小，而诱因的大小跟抑郁情绪成反比。抑郁情绪越严重，则自杀所必需的诱因就越小，甚至到最后降为零；与此相反，愉悦情绪越强烈以及促进这种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所必需的诱因就越大。因此，导致自杀的诱因大小不一，但有两个极端，这两种极端的情形指的是：天生抑郁的人纯粹因为抑郁情绪的病态加剧而进行的自杀行为，以及健康快乐的人完全出于客观原因而进行的自杀行为。

美貌与健康有些类似。虽然这一主体范畴的优势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获得幸福，但却可以利用留给别人的印象间接地做到这一点，所以，美貌这一优势还是很重要的，男人的美貌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美貌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这封信在事先就为我们赢得了他人的心。因此，荷马的几句诗与我这里的论述非常相配：

上帝神圣的馈赠是不可摒弃的，

它是上帝赐予的，

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伊利亚特》

我们对生活稍作了解就会知道，人们幸福的两大敌人就是痛苦和无聊。对此还可补充一点：当我们成功地远离其中一个敌人时，同样的，我们也接近了另外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的生活在这两者间摇摆，幅度或强或弱。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双重的对立关系：外部即客体的对立，以及内部即主体的对立。在外部，困苦和匮乏孕育了痛苦，与此相对，安稳和富裕滋生了无聊。因此，我们看到社会底层人民不断地跟困苦，即痛苦做斗争，而富裕的社会上层则绝望地同无聊进行着持续的搏斗。痛苦和无聊之间的这种内在的或者说属于主体范畴的对立，其存在的依据在于：一个人对痛苦的感知能力与他对无聊的感知能力成反比，这种感知能力是由精神力量的强弱决定的。也就是说，精神上的迟钝通常跟感觉上的迟钝及敏感性的缺失有着密切联系，它让人较少感知到各种类型各种程度的痛苦和悲伤；另一方面，人们内心的空虚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迟钝，这种空虚就写在许多人的脸上，并且，人们不断频繁地关注所有事情，甚至连最微小的事情都不放过，这种行为也让内心的空虚暴露无遗。这种空虚正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让人总是渴望得到外部的刺激，以期利用某事物调动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他们做出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明，只需看一看，这些人所沉迷的消遣多么贫乏和单调，这一点也同样经由人们的交际和谈话方式得到了证实，那许许多多的靠门站着或通过窗户张望的人，也在同样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贫乏。主要是出于这种内心的空虚，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社交、娱乐消遣和奢侈享受，这种追求使许多人大肆挥霍，最后又让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只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思想，才能确定无疑地让我们免遭这种痛苦。因为，精神思想越卓越，那么它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思想的无限活跃性，面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现象时，纷至沓来的种种想法，将这些想法进行多样组合的能力和欲望，这些都让卓越的头脑置身于无聊的攻击范围之外，精神松懈的时候除外。而另一方面，较高的智力是以更敏锐的感受能力为直接前提的，以更强烈的意欲，即更强烈的激情为根基。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使得各种情感越来越强烈，让人们对精神上甚至于肉体上的痛苦更加的敏感，甚至在面对各种困难或者仅仅是面对困扰时越发不耐烦。而这一切又让头脑中所有事物的表象，也包括令人讨厌的表象，更加生动，这种生动源于丰富的想象力。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些比较适用于这些中间层次的人：除去最迟钝的蠢人和最伟大的天才的那一类人。所以，每一个人，不管是客体上还是主体上，越接近人生苦痛根源（即痛苦和无聊）中的一个，就越远离另一个。与此相应的，每个人的天性都会指引自己，让客体尽可能地去适应主体，也就是采取充分的措施来预防自己更敏感的痛苦之根源。精神上富裕的人首先会追求没有痛苦，行事不草率，追求宁静和闲情逸致，所以他追寻平静的、简朴的、尽可能不受打扰的生活。因此，在对所谓的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他会选择隐居生活，如果他有着伟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孤寂的生活。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的东西越多，那么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就越小，自身以外的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因此，精神上的卓越导致这个人不爱交际。诚然，如果社交的质量能用社交的数量来替代，那么，就算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这也是值得努力的，但很可惜，一百个傻瓜聚集在一起也造就不了一个聪明人。而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即精神上贫乏的人，一旦困苦让他缓过气来，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消遣和社交，轻易地将就一切事物，只为了逃避自己。因为，在孤寂的生活里，每个人都只能反求于自身，一个人自身拥有什么就显现出来了。因此，身着紫衣 的愚人在唉声叹气，他承受着贫乏的自身所带来的负担，这种负担是不可转嫁给别人的；而天赋异禀的人却用他的思想填满最空虚的四周，并让四周充满生气。因此，塞涅卡 所说的话完全正确：“每个笨蛋都饱受无聊之苦。”耶稣·便·西拉 的格言也同样千真万确：“愚人的生活比死亡更糟糕。”因此，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每个人爱好交际的程度，跟他精神上的贫瘠程度，尤其是精神上的平庸程度一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孤独自身和与人紧密相连之间进行抉择，我们没有更多别的选择。

人的大脑意识寄生于人体，也可以说是客居于人体，与此相应，当人们因为有了闲暇而自由地享受自我意识和个性时，这种努力得来的闲暇就是整个人生的硕果，除此之外，整个人生就只剩下辛苦和劳作。但这种自由的闲暇又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呢？无聊和麻木罢了——如果填补闲暇的常常是感官上的乐趣或瞎胡闹的话。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显示，这种闲暇是毫无价值的，这正是阿里奥斯托 所说的“愚人无聊的悠闲”。普通人关注的仅仅是如何消磨时光，而身负才华的人关心的却是如何利用时间。头脑简单的人饱受无聊的侵袭，其根源在于，他的智力仅仅只是唤醒意欲的媒介。如果暂时无法领悟到诱发意欲的动机，他的意欲就休眠了，而智力也停工了，因为意欲和智力一个样，很少会自主地活跃起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全身所有力量就会出现可怕的停滞，于是就产生了无聊。为了应对无聊，人们会设法寻找动因来激起意欲——这些动因是细微的，甚至是暂时的、随意假定的——从而让智力发挥作用，因为要靠智力去攫取这类动因。

它们之于真正的、自然的动因就如同纸币之于银币，因为，前者的有效性是随意假定的。这些动因指的就是诸如纸牌的各类游戏，它们都是为了上述目的，即打发无聊而被发明出来的。假设没有这些游戏，头脑简单的人就会利用他获得的一切东西进行敲击，从而帮助自己打发无聊。雪茄同样也是深受他们欢迎的、能替代思考的物品。因此，在各个国家，打牌成了所有社交聚会中的主要活动，它是衡量这些社交聚会的价值标准，也公开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在打牌时他们不需要进行思想的交流，他们交换的是纸牌，并试图让他人的古尔登 减少。噢，可悲的人类啊！然而，为了避免在此处表现得不公正，我不打算压抑这种想法，那就是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为纸牌游戏辩解：这种游戏是对尘世生活和商业生活的一个提前演练，只要人们能通过这种游戏学会这一点：机智地利用那些由偶然所导致的必然形势（牌局），从而让这种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习惯于保持镇定，面对糟糕的牌局时也会摆出一副高兴的面孔。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打牌会令人道德败坏。这是因为这种游戏的智慧是：用尽一切手段，通过各种胡闹和诡计，赢得他人的财物。在游戏中如此行事，这一习惯也在实际生活中生根、蔓延，逐渐地，人们也会这么处理涉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事物，并认为：只要法律允许，自己所具备的任何优势都是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例证每天都会在普通的市民生活中产生。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当闲暇能让人支配自身时，自由的闲暇才是生活所开出的花，或者，确切地说是结出的果实，所以只有那些自身具备真正优势的人才能被称作是幸福的。而闲暇让大多数人得到的只有这样的一个自己：一个无事可做、闷得发慌、自身变成了自己的负担的家伙。因此我们很庆幸：“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粗使女仆的孩子，我们的母亲是自由 。”

此外，正如最幸福的国家就是只需要很少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进口的国家，同样的，最幸福的人就是这样的：拥有足够的内在财富，只需要很少或根本不需要自身以外的事物来获得消遣。这么说的原因分别为：关于前者，这类进口物品价格昂贵，让国家依赖于他国，从而带来危险，引起烦恼，它们最终成了本国产品的糟糕替代品；关于后者，我们压根儿不可以在任何方面对他人、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抱有太多的期望。一个人的自身对他人来说是很有限的。最终每个人都保有独立性，这样的话，重要的就是：这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因此，歌德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这里：“在任何事情上，每个人最终都会返求于自身。”或者，就像奥利弗·哥德史密斯 的诗句说的：

安然面对任何境况下的自己，

创造或寻找自己的幸福。

——《旅行者》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做到最好并作出尽可能多的努力。越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越是能够在自身找到乐趣的源泉，那么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属于那些能自我满足的人。”因为所有幸福和乐趣的外在源泉，从本性来看，都是极度不确定的、糟糕的和短暂的，并且取决于偶然发生的事件，所以这类源泉很容易中途消逝，即使情况十分有利。诚然，只要这类源泉不是始终为我们所支配，上述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到了老年，几乎所有的外在源泉都不可避免地枯竭了，因为到那个时候，爱情、玩笑、对旅行和马匹的兴趣都离我们而去，我们也不适宜再去进行社交，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死亡而离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自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它经受住考验的时间是最长久的。但是在每一个年纪，一个人的自身仍然都是幸福真正的源泉，这一源泉能独自保存很长时间。我们无法从这个世界获得太多，因为这世上到处充满了困苦和痛苦，就算有的人逃脱了这些，无聊却又在每个角落对他们虎视眈眈。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卑劣一般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愚蠢的人通常在自吹自擂。命运是残酷无情的，而人类可悲又可怜。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自身丰富的人，就好比在十二月的夜晚，在冰天雪地中拥有一个明亮、暖和、快乐的圣诞小屋。因此，拥有出色而又丰富的个性，特别是拥有丰富的精神思想，毫无疑问，就是生活在世上的最大幸运，虽然它所展现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同于那些最辉煌的命运。因此，年仅19岁的瑞典克里丝汀女王在评价勒内·笛卡尔 时说的话非常明智：“笛卡尔先生是所有人中最幸福的，在我看来，他的生活方式引人嫉妒。”而那个时候，笛卡尔已在荷兰极度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年，她只是通过一篇文章以及一些口头的报告才了解到他。正如笛卡尔的这种情形，外在的形势也必须同样十分有利于我们支配自身并获得快乐。因此，《传道书》 中说道：“有了财产，智慧才算是个好东西，两者兼而有之，连阳光都能使我们感到快乐。”谁要是因为自然和天命的恩宠获得了这样的命运，他一定会战战兢兢地小心照管幸福的内在源泉，让它一直为自己所用。要做到这一点的条件就是拥有独立和闲暇。因此，这种人会很乐意通过节制和节省来换取这两者，因为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注重快乐的外在源泉。因此，希望获得职位、金钱、世人的认可和赞扬，这并不会引诱这种人放弃自我以顺从他人庸俗的意图或低级的爱好。有机会的话，他就会像贺拉斯在写给默斯那斯的信中所建议的那样做。为了得到外在的财富而失去内在财富，也就是为了荣耀、地位、奢华、头衔和他人的尊敬而将自己的安宁、闲暇和独立全部或大部分奉上，这种行为极度愚蠢。但歌德就这么干了。但我的守护神坚定地指引着我走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在这里讨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类的幸福主要来源于人的内在。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真理的正确性。这一论述就是：所有的快乐首先都需要某种主动性，也就是某种能力的运用，如果没有这种主动性，那么所有的乐趣就都不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教导——人的幸福在于自由地发挥其卓越的才能，斯托拜阿斯在其关于逍遥学派伦理学的阐述中也进行了描述，他说道：“幸福就是，施展运用我们的技巧，并获取期待的结果。”他将“技巧”这一词解释为任意一种高超的技能。大自然赋予人类力量，其原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同困苦做斗争，因为这种困苦从各个方面折磨着人类。一旦这场斗争中途停止了，那无处作用的力量就会成为人类的负担。因此，人类必须利用这些力量去玩乐去消遣，也就是毫无目的地使用这些力量，否则的话他就会遭受人类痛苦的另一个根源——无聊——的折磨。所以，饱受这种折磨的主要是上流人士和权贵，对于他们的这种痛苦，卢克莱修 已经进行过描述。直到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看到同样的现象：

当待在家里让感到他意兴阑珊时，他常常会走出宽敞的住宅，随后又马上回到家里，因为他觉得，在外面也没好到哪里去。他骑着骏马飞驰到庄园，就好像要从余火中抢救自己的房子一样；可是立马——几乎还没跨过庄园门槛——他又打着哈欠，几乎陷入沉睡中，想要在睡眠中忘记一切；又或者他干脆疾驰回到城里，想要在那里找到消遣。

这类人在年轻的时候，利用肌肉力量和生殖能力来打发无聊。但是到了后来，能用来打发无聊的就只剩下思想能力了。如果一个人缺乏思想能力，或者思想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又或者，欠缺能让思想能力有所发挥的机会，那么这个人就会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只有意欲才是唯一的永不枯竭的力量，它会受到激情所引发的兴奋感的刺激而被激活，比如，豪赌这一真正低级的恶习就会导致意欲的产生。但总的说来，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都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力量去选择相应类型的玩乐活动，可能是九柱戏或象棋，也可能是赛跑或音乐，又或许是打牌或诗歌，徽章学或哲学等。对于这一课题，我们甚至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有条理地进行研究：我们返回去研究人类能力的所有外在表现的根源，亦即研究三种最基本的生理能力。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研究这三种能力在无目的的玩乐中的运用情况。在无目的的玩乐中会得到三类乐趣，这些乐趣正是源于这三种能力，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突出具备的一种能力——这三种能力中的一种——从这三类乐趣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一类乐趣。第一类为新陈代谢能力所带来的乐趣，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这些活动甚至被誉为全民性娱乐活动。第二类乐趣是发挥肌肉力量所带来的乐趣，它包括徒步旅行、跳跃、摔跤、跳舞、击剑、骑马以及各种体育类的消遣，打猎，甚至连搏斗和战争也同样包括在内。第三类则是发挥感知能力方面的乐趣，它包括观察、思考、感知、写作、雕塑、合奏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探讨等。每种乐趣的价值、等级以及维持的时间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留给读者各自去进行。但我们应明白：对自身能力的运用决定了我们所获得的乐趣，而我们的幸福就是一再地享受这种乐趣，决定我们乐趣的能力越卓越，那么我们获得的乐趣和幸福也就越大。在这一方面，感知能力比另外两种基本生理能力更具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没有人会否认。动物也同样具备人的两种基本生理能力——新陈代谢能力和肌肉力量，动物身上的这两种能力甚至更强；而人的感知能力则明显强于动物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上的明显优势正是人较之于动物的出众之处。感知能力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因此我们能够凭借卓越的感知能力获得属于认知的，亦即所谓的精神方面的乐趣，而且，在感知能力上的优势越明显，我们所获得的精神方面的乐趣就越大[B] 。要让一件事情获得普通人的强烈关注，这件事情只需要引起这个人的意欲就够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说有着特有的好处。但是，任何持续不断地刺激意欲的行为都不是纯粹的，至少是掺杂了其他东西的，也就是，是跟痛苦紧密相连的。有意识地刺激意欲的一种手段就是纸牌游戏，它是上流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一项娱乐活动。更确切地说，这种手段借助的是一些粗俗的兴趣来引起意欲。这些兴趣所引起的痛苦只是短暂的、轻微的，而非持久的、严重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兴趣视为对意欲单纯的搔痒式刺激[C] 。与此相反，在进行纯粹的，即不掺杂任何意欲的认知活动时，具有卓越的精神能力的人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随后，这种投入将人置于一个没有痛苦的领域，仿佛置身于神灵轻松生活的地方，虽然他们也是被迫这样全情投入的。所以，除去具有卓越精神能力的一部分人，剩下的那一部分人就这么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他们的思想和欲望全都指向有关个人福祉的小利益上，因而又指向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一旦停止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追求上述目标上，并且返回来依赖自身的内在，那么让人无法忍受的无聊就向他们袭来，因为只有激情的狂热之火才有可能让停滞不动的民众活动起来。与此相反，精神禀赋卓越的人，他们思考着有价值和有趣味的事物，一旦他们能忘情于这些事物中，并且最高贵的乐趣也源于他们自身，那么他们就过上了思想丰富、生气十足、意义深远的生活。他们所受到的外在的刺激来自大自然的杰作和他们对人类活动的观察，此外还有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天才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成就。这些成就只有这类人才能完全享受到，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充分理解和感受到它们。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天才人物才算是真正的存在过，或者可以说，这些天才人物实际上是为这类人而存在的。而其他那些人，只不过偶然成了一些天才的听众，或者部分地理解了另一些天才的思想。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些具有卓越精神能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份需求，那就是学习、观察、研究、冥想、实践的需求，因此，这份需求也是对自由的闲暇的需求。但是，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这句话非常正确）：“不存在没有真正需求的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些人能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乐趣，正是以这种需求为条件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大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杰作——即使他们将这些东西都堆积在自己四周——对他们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就如同妓女之于年迈之人。因此，一个被给予了特权的人，即能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乐趣的人，除了过着个人的生活之外，还过着第二种生活——思想上的生活，这种生活逐渐成了他唯一的目标，而前一种生活在他看来不过是为了实现第二种生活的手段而已。其余的人却只能将这种浅薄、空虚和充满烦恼的第一种生活视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为获得思想上的生活而奋斗的主要就是这些精神禀赋卓越的人，他们不断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让这种生活获得一种整体的统一性，生活境界不断提高，生活日臻完善，就像一件正在逐步完成的艺术品一样。与此相比，其他人的实际生活就显得非常可悲：这种生活追求的纯粹是个人福祉，增加的只有长度而非深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生活于他们而言是目的，于精神卓越者而言只是手段而已。

如果没有激情活跃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无聊和乏味的；如果激情活跃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刻变得非常痛苦。所以，只有那些智力上有盈余——超过了满足意欲所需的程度——的人们才会幸福，因为，凭借智力上的盈余，他们不仅过着实际的生活，还享受着这样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以不含痛苦的方式、满怀热情地忙碌着，并获得消遣。为了享有这种精神上的生活，仅仅拥有单纯的闲暇——智力无须为意欲服务——是不够的，必要的是充盈有余的智力，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智力，人们才有能力从事无须为意欲服务的、纯精神上的活动。反之，“没有被精神活动填满的闲暇就是死亡，就是埋葬活人的坟墓”。（塞尼加语）根据每个人智力的盈余程度，相应地，思想生活——除了现实生活以外人们还有能力过上的这种生活——也分为许多不同的等级：从单纯的对昆虫、鸟类、矿物、钱币的收集和描绘到在诗歌和哲学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诸如此类的思想生活不仅保护我们使我们免遭无聊，还能使我们免遭无聊所带来的有害后果。因此，这种生活会变成一堵护城墙，使我们避免低劣的社交以及诸多危险、不幸、损失和挥霍，如果我们完全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幸福，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上述种种。所以，例如，我的哲学虽然从未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却让我避免了许多损失。

与此相反，为了获得生活乐趣，普通人将目标指向了自身之外的东西，比如所有物、地位、妻子、孩子、朋友、社交聚会等，他一生的幸福都依赖于此。所以，当他失去了这些，或者，获得这些东西的希望落了空，那么他的幸福也就不再存在了。为了描述清楚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人的重心在他的自身之外。正因为此，他总是在变换愿望和念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一会想买乡村别墅，一会想买马匹，一会又想举办庆祝会，一会又想去旅行，总之，他极尽奢华享受。这是因为，他想通过这种种事物从外部获得满足，这就好比身体虚弱的人希望能从汤水和药物中获得健康和力量，而健康和力量的真正源泉却是人的生命力。为了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我们再以另一种人为例，这种人所拥有的精神能力并不杰出，但又强于寻常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上述这些外在的快乐源泉中途消失了或者不再让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就会将某项文艺活动当作业余爱好来从事，或者进行自然科学活动，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随即从中找到较大的乐趣，并让自身得到休养。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重心已经有部分在自身上。然而，这种艺术趣味纯粹是弄着玩玩的，它远远比不上自发的艺术创造力，而且单纯的自然科学仅仅致力于研究事物表面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无法完全献身于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无法彻底地满足这些人的本性，因此，他们的生存跟这些活动的联系也无法紧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对除此之外的所有事物都失去了兴趣。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等精神禀赋的人，这类人我们习惯称之为“天才”。这是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会把事物的存在和本质完全而又绝对的纳入自己的研究课题，然后，按照个人的天赋领域，将自己对此的深刻理解通过艺术、诗歌或者哲学表达出来。因此，这类人迫切的需求是，能够不受干扰的从事自己的事情，即研究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孤独备受他们欢迎，自由的闲暇则是最宝贵的财富，除此以外，其他事物都是多余的，就算拥有了也只会成为负担。只有这类人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重心完全就在他们自身上。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解释清楚这一点：这类极其少有的人，即使有着最好的性格，也无法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对朋友、家人和集体展现出深切的、无限的同感。这是因为，当他们只拥有自身内在时，他们最终也能让自己得到安慰，因此，他们身上拥有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立于外界的特质，当其他人在自身上与它们完全不符时，这种特质就越会发挥作用。所以，他们无法将其他人完全看作是自己的同类。的确，因为在各个方面他们始终都能感受到这种不同之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作为另类人生活在人群当中。在称呼人群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第三人称的“他们”，而不是第一人称的“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在精神思想方面得到大自然丰富馈赠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确实，比起客体，属于主体的东西距离我们更近，客体的作用——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作用——总是首先经由主体才能得以发挥，即客体的作用只是第二性的。这些优美的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精神上的财富才应该被视为财富，

其他财富的弊端实在是过大了。

——琉善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为了能够完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内在的财富，他需要的仅仅是大自然的这一否定性礼物——自由的闲暇。也就是说，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种许可：让他在整个一生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能完全的做自己。如果一个人被上天选定，要将自己精神上的痕迹刻印在整个人类身上，那么他的生活就只存在幸福或者不幸福两种情况：能够充分的提高自身才能并完成自己的作品，或者在这方面未能如愿以偿。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伟大英才们都最重视自由的闲暇，这是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闲暇的价值就等同于他自身的价值。“人们内心的幸福感似乎就存在于闲暇中”，亚里士多德如此说道。第欧根尼 也说，苏格拉底将闲暇誉为最美丽的财富。与这些说法一致的还有：亚里士多德将探究哲学生活称为最幸福的生活。甚至他在《政治学》里的言论也体现了这一观点。这些言论翻译成德文就是：“不管是哪方面的优秀才能，只要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这种才能，这就是真正的幸福。”这一点跟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说法相同：“谁要是与生具备某种才能，并生来要发挥这种才能，那么他就会在发挥这项才能的过程中找到自己最美好的存在。”然而，拥有自由的闲暇，不仅对人们平凡的命运，对人们惯有的天性来说，也都是反常的，因为，人们的自然使命就是，将时间用来为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提供必需的东西。人们是困苦的产物，不是能自由发挥自己才智的人，与此相应，自由的闲暇很快就变成了普通人的累赘。如果人们不能借助于各种矫揉造作、虚假的目标，用各类游戏、消遣和爱好来填满空暇，那么自由的闲暇最终会成为一种痛苦。出于同样的原因，闲暇还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因为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闲暇时的安静是难以忍受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远超出正常程度的智力同样是反常的，亦即不自然的。尽管如此，如果大自然中真的存在这样的智力，具备如此天赋的人想要获得幸福，就需要上述这种自由的闲暇，尽管这种闲暇与他人而言时而累赘、时而有害。因为，没有了闲暇，他就像被架上了轭具的珀加索斯 ，因此而变得不幸福。但是，如果上述两种反常的情形——拥有闲暇这种外在的反常情形和拥有超常智力这种内在的反常情形——恰巧同时发生，那这就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因为，这时这个如此受上天优待的人就会过上一种更高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免除了人类痛苦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根源——困苦和无聊，或者说，这种生活免除了为了生存而小心谨慎的忙碌和对闲暇（也就是自由的生存）的无力的忍受，而要避免这两种祸害——困苦和无聊，人们只能通过两者的相互中和相互抵消。

相比上述种种，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由于思想上的活动主要是神经活动，因此出色的智能会增强人对各种痛苦的感知能力；此外，一个人激烈的性情取决于他出色的智能，他对事物更鲜明、完整的认识也与出色的智能密不可分，这两者让人的情绪更加激烈，而实际上痛苦的情绪要多于愉快的情绪；最后一点就是，出色的智能使其拥有者疏远了其他人以及其他人的繁忙活动，这是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的东西越多，那么他在其他人身上所能获得的东西就越少。许许多多的事情，普通大众能从中获得很大乐趣，对天赋异禀的人来说却是平淡乏味、不堪忍受的，因此，那四处发挥作用的事物均衡消长法则也许仍然适用于此处，人们甚至常常说道（这种说法具有欺骗性）：头脑最简单的人根本上就是最幸福的人，尽管可能没有人羡慕他的这种幸福。在这一问题上，我不打算抢先于读者作出最终判断，因为就连索福克勒斯 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都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对幸福来说，深思熟虑是最有用的。

又

头脑简单就是最惬意的一种生活。

在《旧约全书》里，哲人们的意见也同样的不一致：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更糟糕。

越有智慧，就越烦恼。

现在，我不能对这一点闭口不提：有一些人，由于他们的智力刚刚达到普通水准，所以他们没有精神上的需求，这类人被称为“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是德语里的一种特有的表达，最初来源于大学生词汇，意指非大学生，后来用作“缪斯之子”的反义词，虽然在含义上与其本意仍然相似，但却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腓力斯人”即“不为文艺女神缪斯所知的人”。尽管我想从更高的角度审视，将“腓力斯人”定义为这样的人：他们严肃、古板地忙活着并非现实的现实。单单这样一个超验的定义可能跟通俗的视角——我在本书中采用的正是这种通俗的视角——不相称，因此，或许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能完全理解这一超验的定义。相比之下，第一个定义更加容易解释清楚，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事物的本质，以及腓力斯人性格特点的根源。因此，腓力斯人就是在精神上没有需求的人。由此推断出第一点：根据已经提及的原则“不存在没有真正需求的真正的快乐”，就这类人自身而言，他们没有精神上的乐趣。既没有强烈的渴望——为了自身而对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强烈渴望，也没有热切的追求——对美学乐趣的热切追求——来刺激他们的存在，而对美学乐趣的追求与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潮流或权威强迫他们接受这种乐趣，那么他们就会把它当做一种强制服役的工作，尽快地应付了事。对他们来说，只有感官上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他们通过这样地乐趣来补偿自己在智力上的欠缺。因此，享受牡蛎和香槟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为自己谋得一切有助于身体安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如果这些事情让他们筋疲力尽，那他们就获得了足够的幸福。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好东西强加给他们，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对抗无聊，他们会尝试一切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活动，如舞会、戏剧、社交、打牌、赌博、马匹、女人、饮酒、旅行等。当然，依靠所有这些来消除无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精神需求的缺失让人无法获得精神上的乐趣。所以，呆板乏味的严肃态度——这种严肃态度已接近一本正经——正是腓力斯人所特有的典型特征。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快乐，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恼怒，任何事情都无法赢得他们的兴趣。因为感官上的乐趣很快就被耗尽了，所以，同样是由腓力斯人所组成的社交聚会很快也变得乏味，到最后，纸牌游戏也令他们感到困倦。或许，他们最终只剩下虚荣所带来的乐趣，这种乐趣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这样获得的：在财富或者地位，或者权力和影响力上超过他人，从而获得他人的尊敬；又或者，他们至少可以跟在上述方面表现出众的人来往，在这些人光辉的映射中得到满足。从上文列举的腓力斯人的本质可以推断出第二点：就他人而言，由于腓力斯人没有精神上的需求，只有生理上的需求，因此，他们会试图寻找这样的交往对象：能够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求而不是精神上需求的人。所以，在他们对别人的种种要求中，最不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突出能力。确切地说，如果腓力斯人碰到了拥有这种突出能力的人，那么，他们那会反感，甚至憎恨他人的这种能力。因为，他们会产生令人厌烦的自卑，也会隐隐地、默默地嫉妒别人的能力。他们小心地隐藏起自己的嫉妒，甚至试图向自己隐瞒这种嫉妒的存在，但这样一来，这种嫉妒有时候就会发展成压抑的愤怒。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一点：要对卓越思想给予恰如其分的尊崇和敬意。他们不会对任何事物表现出尊重和尊敬，除了社会地位和财富，权利和影响力。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才是真正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他们愿望就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众。以上所有的这些结论都是从这一点推断出来的：腓力斯人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人。

所有腓力斯人的巨大痛苦就是，理念性的事物无法给予他们娱乐消遣，相反，为了避免无聊，他们不断地需要现实性的事物。但这些现实性的事物中有一部分很快就会被耗尽，这时，这些事物带给人们的就是疲惫而不是消遣了；还有一部分事物，它们带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灾祸。与此相对，理念性的事物却用之不竭，其本身既无辜又无害。

在研究有助于大家获得幸福的个人素质时，除了生理上的素质，我最主要考虑的是智力上的素质。至于高尚的道德品质以什么样的方式直接给人以幸福，这一点我已经在有关道德基础的那篇获奖论文里进行了论述，我也推荐读者参阅这篇文章。 J2lY8fuLuBHDuyfi1pP98dhDgyleAN4CM73RSui74ZZktdKo8xVhVtraawqjU0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