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这本书里，我完全是从形而下方面来定义“人生的智慧”的。人生的智慧即一种让生活尽可能幸福舒适的艺术，而对这一艺术的教导，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幸福学，故而幸福学就是指引人们如何幸福生活的一门学科。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定义“生活”：从完全客观的角度来看，或者更确切地说，经过冷静成熟的思考以后（因为此处涉及主观的评价），相较于“死”，人们肯定宁愿“生”。既然“生活”是这样被定义的，那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依恋这一生活，仅仅是因为这一生活本身，而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死亡；进而再得出结论：我们渴望看到生活的无限延续。人生是否或者能否符合这样的定义，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我的哲学对此问题已经给出了否定回答；而“幸福学”的前提却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因为这一肯定回答正好是基于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错误认知，对此我在我的主要作品的第二卷第四十九章中已作出了批判。尽管如此，为了能够完善这一“幸福学”理论，我不得不彻底放弃一种更高级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的观点，而我本来的哲学则正好引导人们接受这一观点。因此，只要“幸福学”坚持了惯有的以经验为依据的观点，并保留了这一观点相关的错误，那么，我在本书中所做的一切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对各种观点的中和。因为此种原因，我的这些论述的价值是有限制性的，因为Eudämonologie 本身就只是一个委婉词。此外，我的论述也不求面面俱到：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话题并不是谈之不尽的；另一方面，如果要面面俱到，我就只能重复他人的话语。

说到跟我的这些格言目的相似的作品，我就只记得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了——卡丹努斯的《论逆境》，它可以作为我的这些论述的补充。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在他的《修辞学》第一卷第五章节中简短地插入了有关幸福学的介绍，但这些叙述平淡无奇。这些前辈的作品我并没有采用，因为无创造性的编纂并不是我的工作，也因为这么做会使我书中的观点失去一致性，而观点的一致性正是这类作品的灵魂所在。当然，通常说来，各个时代的智者都说过相同的话，而愚人，即各个时代数不胜数的大多数人，他们也做着同一件事情——跟智者相反的事情，这样的现象以后也会一直存在。因此伏尔泰曾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