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门艺术,懂得说话艺术的人知道,轻话不可重说,会造成分化效果的话不说,会伤人自尊的话不说。如果一定得“说清楚、讲明白”,仍必须谨记:“话不可说绝”、“不说最后一句的重话”的原则,留给对方一点余地。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早年也是个“有话就说”的直肠子。然而,他发现自己这样的行事作风,不仅常常得罪人,也使得做人、做事都窒碍难行,在朋友的谏阻以及一番自省后,他给自己立下了个规矩,当自己的意见与他人相左的时候,不可直接地与他人冲突或总是坚持自己才是正确的。
他甚至禁止自己使用一些斩钉截铁的字眼,诸如:“一定”、“无疑”等等,而以“我相信”、“我想”、“我猜想”或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来取代。当他发现任何错误时,他也绝不容许自己立即享受与人对立的快感,反而会温和地告诉对方:如果在某某情况下,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不过目前的状况看来并非如此。
很快地,富兰克林发现了这种态度改变所带来的好处。因为,如此一来,即使他在立场、意见上与人有所对立的时候,谈话仍然能够愉快地继续下去。也因为他提出意见的方式令人较易接受,减少了争执,而一旦自己有错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那样觉得丢脸。同样的,当他有时提出正确意见的时候,他人也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来接纳、采用。
这种开始时须费力扭转自己个性的模式,随着时日的推演,越来越轻松自在。并且在之后的50年内,富兰克林不再听到由自己嘴边溜出的武断话语。他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担任公职,成功地成为议会的一员,让种种的法案顺利推行,实在应该归功于早年自我训练于自律的习惯。尽管与一般辩才无碍的人比较起来,富兰克林偶尔用字迟疑、词不达意,但重要的是,他总能够持有自己的论点,并且成功地推展,让人接纳。
清朝乾隆皇帝酷爱下棋。一天,他率大军出征边关。路过聚贤镇,见一宅院门楣上高悬“棋界大王”的金匾,心中不悦,遂令停辇传宅主回话。一七旬老翁到辇前跪下启奏:因喜对弈,村镇未逢敌手,故村民以匾相赠,望万岁海涵。
乾隆听罢,对老翁说:“愿同朕对弈吗?”
“小老儿岂敢同万岁对弈。”
乾隆说:“下棋本是益智之事,朕不怪就是。”于是,乾隆入宅同老者对弈起来。只十几步,乾隆就占了上风,不一会儿便把老者杀得片甲不留。乾隆冷笑责道:“朕念你寿高,摘掉匾牌,不许再称‘棋王’…。”老者伏地叩头请罪。乾隆剿灭入侵之敌,班师回朝,又路经聚贤镇,见老者的牌匾重新油漆、书写,金光闪闪,气得七窍生烟,便传旨缚老者来问罪,老者坦然跪在辇前。乾隆道:“大胆刁民,牌匾为何重新油画!”老者说:“启禀万岁,小老儿自知欺君之罪,当灭九族。只是前次与万岁对弈未为施展本事,因此失误,所以专候万岁凯旋回朝,小老儿冒死相请,再赌输赢。”乾隆虽心中不高兴,但又想老者不服,必有绝技,不如再对弈,他若下输了,再治罪不迟。于是,乾隆又与老者人宅对弈。
不过,这次是老者12岁的孙子与乾隆对弈,乾隆本想施绝技,置小孩于死地。没想到小孩出手不凡,只十几步就把乾隆杀得捉襟见肘。老者怕孙子把皇帝“将”成死棋,不好下台。恰好这时一阵风把几片落花吹到棋盘上,老者乘拾花之机偷掉孙儿的一个棋子。聪明的孩子领悟爷爷的用心,故意走出破绽,让皇帝吃了二子,最后走成和棋。
乾隆连声称赞小孩的棋艺,当他得知小孩从师其祖父之时,便道:“前次对弈,为何输棋呢?”
老者启禀:“因万岁亲自出征,应每战必捷。小老儿宁可败棋,也要祝万岁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呵!”乾隆暗叹:“聚贤镇果然名不虚传!山野之民,竟如此通晓大义。”于是令人取来文房四宝,御笔亲书“棋界圣手”四个大字,以示奖赏。
弈棋虽为益智,却首先是较智。老者的一番奉承,既让乾隆暗悟“棋界大王”的厉害,又不伤及皇帝的体面。世事如棋,可知此老者历世的功力之深。
人们在交流思想、介绍情况、陈述观点、发表见解时,为了使对方能够很快了解自己的说话意图,领会要领,往往使用高度概括、十分凝炼的语言,提纲挈领地把问题的本质特征表达出来,以达到一语中的、以少胜多的效果。不少领袖人物都具有这种能力,他们善于高屋建瓴地把握形势,抓住问题的症结,且能用准确精当的语言加以概括表达,其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在一次溯江视察途中与同船的船员们握手时,有一位工人却缩着手,面对总统腼腆地说:“总统,我的手太脏了,不便与你握。”林肯听后笑道:“把手伸过来吧,你的手是为联邦加煤弄黑的。”短短一句话,听似极为平常,却高度概括,得其要领,充满感情。
事实上,不管世事多么复杂,不管产生多么深奥的思想,说到底,就是那么一点或几点经过概括和抽象了的认识。而这些要求,是精华,是核心,是本质,只要抓住它,就能提纲挈领,一通百通,产生“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的效果。恩格斯曾说:“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难怪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名言警句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有时由不得你长篇大论,侃侃而谈,只能逼你三言两语,述其概要。例如在战场上、在抢险工地、在各种危急关头,甚至是一对情侣在汽笛已经拉响的月台上话别,谁也来不及去高谈阔论。在这种情况下,惟其简明扼要的话语,才能显示其特有的锋芒。公元209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仅用了40几个字的话语,就向900余名戍卒发出了起义动员:“公等遇雨,度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寥寥数语,精炼,概括,极富号召力。与此相反,在紧急关头作长篇大论,则事与愿违。1812年英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英宣战问题。会上,一位议员的发言竟从下午持续到午夜,而这时会场上大多数议员早已进入梦乡。结果,当另一位议员又急又怒地用痰盂向发言者头上掷去而结束发言、通过决议时,英国人已经打到了美国人的家门口。不难想像,这种“马拉松式”的发言,超出听众心理承受能力,让人无法接受是一方面,贻误战机所造成的损失更难以计算。为了制止冗长的发言,现在不少国家采取了一些绝妙的措施。美国南部一些地区规定,发言人讲话必须手握一块冰,他讲多久,就握多久。非洲有一个民族,规定讲话时只允许站一只脚,当这只脚站累了,另一只脚落地时,讲话就被终止。如果说写文章可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那么,在生活节奏日趋加快的今天,说话则应提倡“有话则短,无话则免”。
简洁的语言一般都很通俗明快,如果追求词藻的华丽、旬式的工整,则必然显得拖沓冗长。1936年10月19日,邹韬奋先生在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只作了一句话的演讲:“今天天色不早,就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可谓简洁之中见通俗,通俗之中显真情。相声大师侯宝林曾说过一个段子:一家隔着板壁住着两兄弟,一天夜里,弟弟开门小便惊醒了隔壁的哥哥,于是两人开始对话。侯宝林先生以此为素材,设计了四种不同地区人的对话,其中最妙的是北方人的对话:“谁?”“我。”“咋?”“尿!”一字一句,通俗明了,不仅反映出北方人的个性特征,而且也十分符合语言环境。
要使自己的语言简洁洗炼,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等名句中,我们似乎揣测到古人追求语言简洁精当的用心何等良苦。如何使自己的语言“少而准”、“简而丰”,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学会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并善于综合概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交流语言,才能准确、精辟,有力度,有魅力。同时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词汇。福楼拜曾告诫人们: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只有一个动词标志它的动作,只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如果讲话者词汇贫乏,说话时即使搜肠刮肚,也决不会有精彩的谈吐。此外,会“删繁就简”也是培养说话简洁明快的一种有效方法,古代有一首“制鼓歌”,原文16个字:紧蒙鼓皮,密钉钉子,天晴落雨,二样声音。后来有人将其压缩为12个字:紧蒙皮,密钉钉,晴和雨,一样音。更有大胆者将其删后留下8个字:紧蒙,密钉,晴雨,同音。从意义上说,这8个字与20个字相比,丝豪不比原意逊色。
需要一提的是,简洁绝非“苟简”,为简而简,以简代精。简洁要从实际效果出发,简得适当,恰到好处。否则,硬是掐头去尾,只能捉襟见肘,挂一漏万,得不偿失。应予承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简短的语言有时很难将相当复杂的思想感情十分清晰地表达出来。与人交往,过简的语言则有碍于相互间的了解,有碍心灵的沟通。同时,简短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邹韬奋先生在公蔡鲁迅先生的大会上只讲了一句话,短得无法再短,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长达15分钟,却也是世所公认的短小精悍的演讲。总之,简短应以精当为前提,该繁则繁,能简则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