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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务实的精神，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犹太民族的领袖。他领导创建以色列国，是现代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他的去世被以色列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普朗斯克是俄属波兰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离华沙只有40英里，从中世纪时一位王子的城堡发展而来，具有浓厚的犹太人氛围。1881年，该镇7824名居民中有4500多人是犹太人，大部分是穷困的生意人和手工艺人。然而，令这个小镇骄傲的是，一群犹太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座名叫“科普尔柯”的学校，并因其学术水平高而远近闻名。
1886年，戴维·本·古里安出生在波兰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原名叫戴维·格鲁恩，后来才该为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的父亲名叫阿维多·格鲁恩，狂热地迷恋希伯来语和宗教知识，中年以后，他与镇上的俄罗斯—波兰当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当地犹太人中颇有名望。
阿维多·格鲁恩一共有8个孩子，但只有5个活了下来。戴维是这个家庭的第4个孩子。
小戴维体弱多病，这一点很像母亲，脑袋大得不合比例，性恪也很孤僻，很少到外面玩耍。他的父亲阿维多为此忧心忡忡，就带他到相邻的普洛茨克镇去请教一位相术家。
那位老人摸了摸小戴维的头，向阿维多保证，他的儿子将成为一位伟人。从此以后，戴维的家人经常骄傲地对人们说，她的小家伙将成为一个精通犹太教义的大拉比。
戴维的正规教育是从5岁开始的。他进了一所名叫“赫德尔”的犹太传统学校。从7岁时他开始跟随一个号称“现代”的老师学习，那位有点驼背的老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私塾先生，只让学生不停地读《圣经》中的段落，而从来不管学生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不久，戴维又去一所新的学校，仍然是学习《圣经》和希伯来语。除此之外，他还上过一所俄罗斯国立学校，学到了一些俄语基础知识，并且接触到一些俄语作家的作品，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维14岁时就像父亲和哥哥一样，积极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他与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埃兹拉协会”，目的是推广希伯来语。
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很少有人能说希伯来语，但还是顽强地说起了一个个的希伯来语单词。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召集了150多名儿童。
就在这个小镇上，这些远离故土上千年的孩童仿佛掌握了打开故土之门的钥匙，从此以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心中那回归之花的盛开了。
3年后，古里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1903年8月，读到报上犹太复国主义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所谓在非洲建立犹太国的“乌干达计划”的报道，该计划提出在非洲的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这令戴维大为愤怒，因为他和朋友们一致认为只有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才是犹太民族惟一的家园。此后，他坚定了一个信念：反对“乌干达计划”的最有效方式是定居以色列地，这种信念主导了他一生的政治活动。
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他还宣称：“定居以色列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它的一切想法都是自欺欺人！”
不久以后，戴维来到华沙，打算进一步学习。一开始他住在一位亲戚家，但是后来这位亲戚遇到了经济困难，这就影响到了戴维的学习。他被迫去找一份工作谋生，做了一段时间的业余教师，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个人计划也连连受挫。
当时，由于沙皇政府的严格控制，犹太人要进入俄国高中非常困难，而一所面向犹太人招生的学校又要求有高中毕业文凭，戴维的求学之梦很快就破灭了。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世界上才少了一个学者，却多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1904年11月，戴维回到普朗斯克，与什洛莫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会谈，两人决定什洛莫先到巴勒斯坦去，为后来的移民开辟道路。
不久，什洛莫出发了，8个星期以后，他到了巴勒斯坦。这一举动在普朗斯克引起了轰动，几乎是一夜之间，什洛莫成了青年人心中的偶像。但是戴维并没有立即赶往巴勒斯坦，他又在普朗斯克活动了1年多时间，为自己和朋友将来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做准备。
当时，“崩得”的出现给戴维提供了人生中第一次从事社会斗争的机会。“崩得”，是意第绪语“联盟”的意思，是“立陶宛、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
此时，怀有犹太复国报复的戴维发誓，一定击败“崩德”。当时，“崩德”将最优秀的演说家派到普朗斯克，但总是被称为戴维击败。
1905年夏，什洛莫·泽马克从巴勒斯坦回到普朗斯克，戴维并没有忘记原来的计划，同戴维一起开始组织一支大规模的移民队伍，计划于1906年夏奔赴巴勒斯坦。
出发前，戴维遇到一个问题。当时，他与拉切尔·奈尔金相爱了。此时，他要么带着拉切尔一同赶往巴勒斯坦，要么只能忍受相思之苦。结果，他花了很多功夫才使拉切尔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与这个毛头小子一起前往巴勒斯坦。
就这样，1906年夏，戴维同一批先驱者乘船离开波兰来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戴维坚信，希伯来人在希伯来的土地上劳动是犹太民族恢复权利的惟一途径。
这一年，戴维20岁，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篇章，而犹太民族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06年9月的一个早晨，戴维等人来到了巴勒斯坦，一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一群年轻人就欣喜若狂起来，但是戴维却感到雅法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故土。
那个夜晚，戴维兴奋得一夜未眠，在四周走来走去。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这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年轻人便开始工作了。工作是艰苦的，在给父亲的信中，戴维描绘了工作的艰辛：“这可不是件容易的活儿，顶着炎炎烈日翻耕红色的泥土，汗如雨下，双手磨起了糨子，肋骨就像是散了架。”
在此戴维饱受劳累、饥饿和疾病折磨，但当他父亲寄来10个卢布时，他立即将汇票寄回：“钱对我绝对没有用”。
1906年，锡安山工人党在巴勒斯坦召开第一次大会，在此次会上，他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当时党内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并不热心，将希伯来语引进党内及用于出版的努力也失败，他感到非常孤独。
事业的挫折与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是戴维自暴自弃，他仍然一心读书。有一次，他跟在牛后面，一边走一边埋头读书，当他读完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在田里，而牛却无踪影了。
1910年，戴维被锡安工人党调到耶路撒冷，担任新创办的党刊《团结》杂志的编辑。杂志出版第二期的时候，他才鼓起勇气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新起的希伯来语名字——本·古里安。从此，本·古里安就成了他的名字。也是从此时起，24岁的本·古里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第二年11月，本·古里安与本·兹维代表锡安山工人党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锡安山工人党联盟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二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只能通过在巴勒斯坦的工人去实现，而不能靠流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引起与会代表极大愤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指控他们在巴勒斯坦搞“分裂主义”。
本·古里安那时就发誓，总的一天，他一定要接管对流散犹太复国主义的控制，并让它服从于自己的目标。
这时本·古里安已经明确，犹太人要建国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空谈，而是实干。他坚信只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当时，本·古里安一度希望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籍，在帝国内部争取犹太人的权益。为此他学习了土耳其语，并到帝国的首都学习法律。为了使自己更像一个奥斯曼帝国公民，本·古里安还戴上了土耳其式的圆筒帽，蓄起了土耳其式的胡子。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担心，本·古里安于1915年被驱逐出境。
于是“二本”流亡美国，并出版了《纪念》和《以色列地》二书。
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英军随即开始组织犹太军团。第二年，本·古里安加入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
但军团还未参战，奥斯曼军队就已经溃败。本·古里安从犹太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的工作。
当时，巴勒斯坦犹太工人与海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隔阂越来越大，就决定独自承担复国理想，成立犹太工人总工会。1921年夏，他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
2年后，也就是在1923年，本·古里安代表巴勒斯坦工人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农业展览会，在苏联逗留了三个月，他对苏联的暴力革命不感兴趣。但对列宁，本·古里安非常崇拜，称赞列宁“非常伟大”，“有着敏锐和远见的目光”，是“俄国革命的先知”。
靠着锲而不舍、不知疲倦的工作，本·古里安的阵营日益壮大了起来。1929年，他将巴勒斯坦的两个劳工政党——劳工联盟和青年工人党成功进行了统一，成立了迄今为止以色列党派中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巴勒斯坦工人党。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一方面显得热情友好，另一方面又尖刻激烈、好战和爱走极端，在许多问题上与本·兹维、卡茨内尔森等朋友同事对立，使自己处于少数派地位。
特别是当工人党举步维艰和大量移民涌入巴勒斯坦时，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大胆计划：控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个想法遭到大部分同事的反对，但他仍是坚定不移的一意孤行。
在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余，他既不与朋友结交，也不理会自己的家庭，而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本-古里安所倡导的劳工运动并不是主流，但他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坚定，开始用自己的主张改变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第18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前夕，本·古里安向复国运动的“官僚”发动了总攻，他不厌其烦地说服和争取各派别的支持。
1933年3月，本·古里安动身飞往东欧，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长、精力消耗最大的一次战斗，选举游说进行了四个月，他被人称为“疯子”。
7月的选举中，本·古里安的劳工派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从此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劳工派无可争议的领袖。
1935年8月召开的第19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本·古里安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魏兹曼再次当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
但他与魏兹曼的关系时而十分融洽，时而又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他们的关系支配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进程，并导致数百万犹太复国主义者分裂为二大阵营。
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一度认为犹太人回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回到一片没有民族的土地”。这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已经被本·古里安安摒弃。
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本·古里安态度务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勒斯坦存在着真正的冲突，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政治冲突。我们都想成为多数”。
因此，认识到此后，本·古里安把工作重点放在向巴勒斯坦进行犹太移民上，他要在巴勒斯坦使犹太人成为多数。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此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于是，本·古里安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他还明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否定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并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最低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本·古里安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并号召通过游行示威、增加非法移民和定居等手段与之顽强抗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古里安创造性地制订了新政策：“我们必须帮助反希特勒战争中的英国，仿佛不曾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必须抵制白皮书，就仿佛没有战争一样。”并把犹太代办处领导下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的指挥官们召集起来：“我们要缔造一个犹太国家，并建立一支军队。”此后，他分出许多精力进行组建一支犹太军队的活动。
1940年夏天，本·古里安在伦敦度过。当时，英国人在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和勇气，给他以强烈的震撼。
同时，本·古里安也清醒地认识到，二战将摧毁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在战争结束时，西方世界的领导权将从英国转到美国，而犹太人也需要把美国变成自己新的庇护人于是，1941年11月12日，本·古里安来到了纽约，他的主张得到美国犹太社团的广泛支持。
1942年5月，在本·古里安的积极倡议和参与下，魏兹曼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美国纽约比尔莫特饭店制订了复国运动的新政治纲领。
这个纲领规定，犹太复国运动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这个纲领打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圣禁忌，终于宣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后目的。
但围绕这个纲领，他与魏兹曼再次产生深刻分岐，魏兹曼认为：“纲领中有很多吹嘘的成分，本·古里安过于小题大作了。”但本·古里安针锋相对：“我相信，战争结束后，这一纲领将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奋斗目标。”
会议后一个月，二人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甚至断绝了一切通讯联系，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他们安排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上大多数人接受魏兹曼的观点，拒绝本·古里安的指责，他在这次斗争中遭到惨败，沮丧地返回巴勒斯坦。
本·古里安带着比尔特莫尔纲领回到巴勒斯坦后，便为该方案奔走呼号。他拟定的移居200万犹太人的计划，可望彻底解决对犹太人大屠杀后造成的难民问题，同时又可保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多数；提出要求政治独立的口号给所有犹太人带来了希望，展现出使犹太人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前景。经他的努力，比尔特莫尔纲领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指南。
1945年5月8日，本·古里安在伦敦街头注视着兴奋不已的人们庆祝德国纳粹垮台，他在日记中写道：“胜利之日：非常悲哀。”他为600万遭屠杀的犹太人悲哀。
二战结束了，但英国并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这时的本·古里安已经预见到英国的撤离和犹太国的建立，并且预见到新生的犹太国家必定会与阿拉伯邻国发生冲突。而这必将激起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产生血腥的对抗，必须对未来的战争有所准备。于是，他一方面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秘密反英军事行动，一方面竭力筹措资金购买军火。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把巴勒斯坦分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分治方案。当夜，兴奋的犹太人到街上跳舞，但本·古里安却意识到，他们面临着战争。
在一次“哈加纳”领导会议上，军官们谈论着司登冲锋枪与步枪时，本·古里安突然问：“那么大炮呢？飞机呢？”房内一片沉默，军官们面面相觑，有的差点笑出声来。
本·古里安严肃地告诫他们：“一场战争将要来临。阿拉伯国家将会联合起来……这不再是一场连排规模或者小型部队的战争，我们有必要建立起一支现代化军队，有必要考虑一下现代化军队的需求。”
随后，本·古里安竭尽全力大规模购买武器及扩大军队，缺少钱，就到美国犹太人社团去筹集，另一位犹太复国运动杰出领导人果达尔·梅厄夫人承担了这个任务，她带着10美元到了美国，二个月后带回5000万美元。
果然如本·古里安所料，联合国投票决定巴勒斯坦分治后，独立战争便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一些非冲突地区开始。本·古里安担任犹太代办处执委会国防部主任，亲自指挥尚没有成立的国家的自卫战争。
英国人在结束委托统治之前，不时同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向犹太人挑畔，而美国也向联合国提出建议，要求取消分治方案，建立一种“临时托管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内部一些温和派则认为犹太国应暂缓建立。本·古里安却象以往一样，对建国策略坚定不移，他首先建立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名义为人民政府的临时性政府，随后，采取了一个代号为“纳赫尚”的强硬军事行动，打通了通往耶路撒冷的交通道路，向驻守在那里的部队输送武器和粮食。
这次行动的军事结果是有限的，不久之后这条道路又被封锁了。但从政治角度看，却具有巨大意义，以至被称为“一场革命”、“一个转折点”，象征着“哈加纳”力量新的战略和军事方针的开始。也代表着本·古里安开始以一名真正的军事领袖登上舞台。
随着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间的临近，本·古里安也经历了二次严重的内部危机，差点毁掉期待已久即将建立的国家。
第一次即所谓的“将军兵变”，起因是本·古里安决定取消哈加纳全国总部司令官一职，这一决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职务的担任者加加利是反对党统一工人党成员，哈加纳许多高级指挥官都是该党忠实支持者，他们听到决定后怒火中烧，立即威胁要集体辞职，并给本·古里安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这件事（让加加利恢复原职）在未来几小时内不能做到的话，我们将不再对我们的行为负责。”
但本·古里安十分强硬，坚决拒绝恢复加加利职务，只作了让加加利在总参谋部任职的让步；最后，以加加利接受本·古里安的让步平息了此事。
但这时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对宣布独立越来越感到没把握，犹太人能抵挡即将入侵的阿拉伯国家军队吗？能承受美国制止宣布独立的压力吗？不论从外交还是从军事形势看，都是十分严峻的，未来充满了阴影。
面对大家的质疑，本·古里安作出各种努力，使大家恢复信心，坚决主张在英国托管结束后立即宣布国家独立。后来亚丁评论道：“有关宣布独立的决定主要归功于本·古里安，就其意义及影响来看，那个决定比得上成千上万次的军事行动！”
英国的委任统治将于1948年5月14日结束。这一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交通中断，人们载歌载舞直到清晨。
但本·古里安在这一晚却异常冷静。他回忆说：“那一晚，人们在街上跳舞，但我不能跳。我知道，我们面临着战争。在战争中，我们将失去最优秀的青年。”
喜悦中的犹太人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暴动，但本·古里安却意识到，有可能到来的是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进攻。他一边派果尔达·梅厄去美国筹款，一边打着埃塞俄比亚的旗号通过秘密渠道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37分，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本·古里安用小木槌敲响桌子，用粗哑的声音大声宣布：“以色列国成立了！”
建国的兴奋，无法掩盖以色列严重的生存危机。建国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
于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一时间，以色列在各个战场付出惨重代价。
最初的战争没有击溃以色列，6月1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停火的压力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放下武器，停火四周。这真是一个“上帝的恩赐”，使以色列国生存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以色列内部又爆发激烈冲突：已集体加入国防军的犹太人地下军事组织“伊尔贡”，私自将一艘载有大量军火和800名青年的船只“阿尔塔列拉号”驶近以色列海岸。“伊尔贡”司令贝京向政府提出要求：20％的军火分给“伊尔贡”，余下的80％也应当首先用来武装参加国防军的“伊尔贡”部队。
本·古里安对这种“妄图单干”的要求绝不能接受，他在内阁会议上指出：“不会有两个军队，贝京先生……倘若不让步，我们只得兵戎相见！”
同时，本·古里安向贝京发出最后通牒：“没收运抵以色列国海岸的武器及其他战争物资！”
但贝京拒不执行，本·古里安怒狮一般咬牙切齿地发出命令：“集中武装力量、火力、火焰喷射器及我们掌握的各种武器，迫使该船无条件投降！”
当时，内阁其他成员都倾向与贝京谈判，作出让步以免兄弟阋墙，但本·古里安以坚定的口吻说：“没有任何妥协，我们唯有战斗。”
6月21日下午4点，本·古里安命令用加农炮炮击“阿尔塔列拉号”，炮弹击中船舱，顿时起火，船上人员迅速撤离，片刻后，发生大爆炸，整船军火被毁，几十名“伊尔贡”人员被击毙。
当晚，贝京通过地下电台声泪俱下地咒骂本·古里安是“傻瓜、白痴”，“伊尔贡”发表充满仇情的声明，称本·古里安是“狂热的独裁者”，他的内阁是“暴君政府”、“叛徒”和“屠杀兄弟的人”。
而本·古里安在当晚的人民理事会上，也发表针锋相对的声明，认为军火既然不是运给国防军的，其毁坏倒是好事：“感谢上帝，加农炮击中那艘该死的船！”
这句话话使“伊尔贡”对本·古里安恨之入骨，整整一代人为此愤怒地发动反对本·古里安的运动。当时，“伊尔贡”激进分子曾要求干掉本·古里安，但被贝京否决。
击毁“阿尔塔列拉号”后，本·古里安并没有牢牢掌握武装部队。当时，总参谋部对他在作战行动、人事任免、军队部署、武器分配等事上事无巨细的干预十分不满，许多司令官与高级军官与他经常发生摩擦。
而本·古里安对许多表现平平的军官不满意，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围绕改组方案，他与以亚丁为首的总参谋部发生尖锐矛盾。但本·古里安不顾他们的强烈反对，强行签署了他拟定的任命名单。于是，以亚丁为首的一批人员提出了辞呈。
此时，再过8天停火协议就将期满，可总参谋部及下属头头都甩手不干了，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大为惊恐，内阁紧急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本·古里安与高级将领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他的改组计划应予以冻结，并提议任命加加利为国防军总司令一职，以钳制本·古里安作为国防部长的权利。
面对这个结果，本·古里安感到脸上挨了重重一个耳光，他一言不发起身回家，当晚通知内阁辞去总理和国防部长之职。这一下，内阁及委员会成员惊呆了，军官们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好宣布撤回辞呈，服从政府的命令。
就这样，在7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大家发泄了一通对本·古里安的不满后，决定向荣誉让步，一致呼吁本·古里安回朝执政，并把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扔进废纸篓。
为期四周的停火，使以色列从军火到人员都有了大幅加强。因此，重新开战仅10天，战况就让阿拉伯人与外界大为惊讶。新的停战协议面世，这次宣布无限期停火，“和平使者”伯多特伯爵踏上中东大地。
伯纳多特并没有为中东带来和平，他的许多建议和计划尚没有付诸实施，便在那路撤冷街区被人枪杀，而这桩谋杀案，又为本一古里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和平使者”之死使世人愤怒，也使许多以色列领导人骚动不安，但本·古里安却以此为借口，解散了以色列所有的地下军事组织，并制订了一个代号为“约夫”的军事行动。
10月15日，一支补给车队向内格夫地区出发，以引埃及人出兵阻止，从而违反停战协议。埃及人果然中计，本·古里安立即命令以色列军队在整个南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南线取得重大胜利后，本·古里安又在北线发动闪电战，60小时内占领了中加利利并夺取黎巴嫩14个村镇。此后，又在东线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地区。
此后不久，本·古里安又下令在东线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地区。但鉴于外交上的原因，本·古里安放弃了占领西岸北部的企图。
1949年7月，独立战争结束。
独立战争结束后，本·古里安致力于犹太流亡者的聚集，他在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举手赞成的情况下，强迫大家接受了他的决定：对大量移民敝开国门！
本·古里安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四年内把以色列的人口翻一番，事实是四年后人员实际增长了120％，并在政府的努力下，闯过了经济上的难关。
对此，本·古里安称这几年是“伟大的年代”。
但在议会中，本·古里安并非一帆风顺，首届议会选举，没有一个政党能获绝对多数，工党也仅获相对多数，120席中的46席，松散的议会导致不断发生内阁危机。
在这样动荡不定的背景之下，作为总理的本·古里安不仅要处理极不寻常的国内事务，而且还要制定不寻常的对外政策。
1949年12月5日，外交部长夏里特从联合国打来电话，说把耶路撒冷国际共管的建议将获得绝大多数国家赞同，而以色列的反建议恐怕只有自己的一票，本·古里安说：“那一票也算数。”几天后，联合国投票采纳国际共管耶路撒冷的建议，本·古里安又一次以独特的行动进行回应：迁都耶路撒冷。
本·古里安说独立战争期间，因耶路撒冷被包围，政府才不得不设在特拉维夫；“但以色列现在和将来都只有一个首都——永恒的耶路撒冷！”
世界各国对此强烈反对，纷纷抗议，但叫喊了一阵，谁也没有作出实际行动来阻止。几天后，政府各部陆续迁到耶路撒冷，只有国防部和外交部留在特拉维夫，一个是为了安全；另一个是外交部长夏里特对此持反对态度。
到1953年，在本·古里安一再施加压力下，外交部也不得不迁到了新首都。
随后，由于政府的财政困境，本·古里安提出就德国纳粹劫掠犹太人财产进行索赔，西德政府表示愿意向作为受害人继承者的以色列政府支付赔款。
但这个提议在以色列公众各阶层激起前所未有的反对和厌恶。本·古里安不得不把个人威信的全部份量都压了上去，并在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痛苦，他认为：“被纳粹杀害已经不能开口的600万同胞在命令着，要以色列崛起、强大、繁荣，以此维护自身的和平、安全，这正是为了永远不要让犹太民族的悲剧再次重演。”
以贝京以首的反对派和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支持者暴吵了几天后，议会在1952年1月9日进行了记名投票，两个阵营各自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当时，尚在国外的的一位统一工人党议员被通知紧急赶回，自由运动党的一位议员忍着心脏病的发作被人用担架抬来。
最后，索赔议案以61票对50票被通过，一个月后，签署赔偿协定，西德政府保证在12年里向以色列提供8亿美元的商品和劳务。
人口翻番、签署赔偿协定、建立军队的立法和永久性结构、采取亲西方的外交姿态等，这是以色列获得新生的英雄年代。本·古里安在所有这些成就中都起了决定作用，但内阁经常出现的危机与党内的激烈争吵，使他筋疲力尽。
1953年月11月，本·古里安提交了辞呈，离开军队、内阁与政府。
本·古里安辞职后，总理由夏里特担任，国防部长由拉翁出任，但公众对夏里特缺少权威的领导极为不满。同时，夏里特同拉翁，总参谋长达杨、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佩雷斯与拉翁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和。
在主张情况下，许多高级官员怀念本·古里安，就发起了一场让本·古里安重新掌权的运动。1954年发生“拉翁事件”，即拉翁被指控应对以色列特工以在埃及的惨败负责，这次事件导致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55年2月拉翁被迫辞职，本·古里安重新回到政府，执掌国防部大权。
本·古里安回来后，与夏里特的关系急剧开始恶化。本·古里安建议采取军事行动，把埃及人赶出加沙地带，而夏里特强烈反对。
此时，总参谋长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一分报复埃及人的行动计划，夏里特不允，达扬便向本·古里安提交了辞呈。本·古里安把辞呈带到内阁会议，对各位部长说：“要么站到夏里特一边，要么站到本·古里安一边，因为轮流追随两个人，带来的不是别的，只是破坏。”
最后，没有办法，夏里特只得投降，他立即批准了达扬的大规模报复行动。
1955年10月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本一古里安再次受命组阁并出任总理，他暂时并没有一脚踢开夏里特，而是坚决挽留他做外交部长。
但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本·古里安策划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把夏里特从政府赶走，叫他去做了巴勒斯坦工人党的总书记。
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激起了西方国家的愤怒，英法二国出兵干预，本·古里安决定趁机进攻埃及。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发动西奈战役，在6天时间内占领了西奈半岛与加沙地带，后来在美、苏的压力下，又被迫把这些土地归还埃及。
表面上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但这场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10年宝贵的和平。
西奈战役开创了以色列与本·古里安的黄金时代，这期间他展开强大的外交攻势，频频与各大国及周边国家领导接触，并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作为西奈战役凯旋归来的领袖，本·古里安又连任四年。但“拉翁事件”的狂澜开始卷走“老人”的辉煌。
“拉翁事件”，是指1954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拉翁被指控应对以色列特工人员在埃及惨败负责的工作失误事件。这次事件引起了执政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拉翁1955年2月被迫辞职，使本·古里安重掌国防部大印。拉翁辞职后不久，当选为犹太工人党工会的总书记。1960年，拉翁得知当时调查此事的委员会的证明材料中有两处伪证，就要求重新调查特工失败的责任问题。
后来，经过委员会再次调查，认为拉翁对事件没有责任。但本·古里安认为这不是结论，又使政府批准成立一个以司法部长为首的委员会再调查二个月，部长委员会也一致认为拉翁是无辜的。
但本·古里安仍拒绝接受调查结果，要求工党中央委员会给拉翁处分，否则他将辞去总理职务。
“拉翁事件”的背景是工党内部“青年卫士”与“老卫士”二个派系的斗争，本·古里安支持“青年卫士”一派，这促使他的老朋友与老同事一个接一个与他断绝关系，夏里特、拉翁、果达尔·梅厄夫人等人都对他展开猛烈抨击，反对党也借这些事件来攻击工党。
但为结束拉翁的政治生命，本·古里安不惜发表声明：“我将不会同拉翁坐在一起。”无疑，这是要求工党在他与拉翁之间进行选择。
“老卫士”虽然同情拉翁，但考虑到本·古里安的威望，失去他会削弱工党地位，就被迫牺牲了拉翁。
1961年2月4日，工党中央委员会罢免了拉翁的中央委员和犹太工党总书记的职务。
但本·古里安与他的热情支持者没有想到，这也是本·古里安统治末日的开端。在这次事件的斗争中，本·古里安的道德形象和可依赖性被破坏了，人们把他的表现视为一个蓄意报复、把个人意志强加他人的独裁者。
就这样，在他的党和人民眼里，本·古里安永远失去了他先前的地位。这些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1963年，以色列独立日前夕，本·古里安最后一位密友本·兹维去世，他非常伤感，情绪越来越沮丧。当年6月，他递交辞呈退出了政府。
辞职后，本·古里安向继任者艾希科尔提出重新审理“拉翁事件”，但艾希科尔予以拒绝。之后，本·古里安与艾希科尔、梅厄夫人等工党元老发生针锋相对的较量，最终导致他带着一帮支持者从工党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新团体——以色列工人阵线。
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本·古里安积极介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动，但他很快发现，他已处处遭到冷遇，他的政治生命已抵达终点。
在生活的现实前面，本·古里安低下了自己的头。战后他开始退出政治舞台。1970年他最终退出议会。来到1953年生活过的基布兹萨代博克，撰写回忆录。
在萨代博克的最后几年，本·古里安不再是笼中的雄狮、雄心勃勃的先知和怒气冲冲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和蔼可亲、虚怀若谷、与世无争的老人，他与梅厄夫人开始和平相处，对拉翁也采取温和的态度，甚至与贝京也握手言欢。
85岁生日时，本·古里安得到了举国庆贺，以果达尔·梅厄为首的内阁拜访了他，议会还通过一项特别议案，允许他再次对议会发表讲话。
1973年时，他停止了记日记。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因为中风倒下了。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不能说话，但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努力地同每一个人握手。
12月1日，在以色列刚经历了“十月战争”的急风暴雨后，87岁高龄的本·古里安因脑溢血去世，他被葬在萨博代克。根据他的遗嘱，他的葬礼没有颂词，只有无声的默哀。他的去世被以色列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作为一个政治家，本·古里安的政绩是辉煌的，他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务实的精神，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犹太民族的领袖。他领导创建以色列国，是现代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