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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字而农，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生，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夏历正月初二，晚年隐居在衡阳西乡石船山下，自称船山老人，后人尊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志诗书，尊崇礼义，讲究孝道。王夫之亲眼目睹明朝的灭亡，有感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而忧伤激愤，华发早生。但他深知任重道远，不能萎糜颓唐，因此决心埋头著述，努力抗争，于康熙元年写成《尚书引义》这部评史论政的光辉著作。
《尚书引义》是王夫之评史论政的重要哲学著作。他通过阅释《尚书》的意义，引申发挥《尚书》的某些观点，抨击明代政治，批判老庄、程朱、陆王和佛教“唯心唯识”的论调，从朴素唯物角度阐明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能”，即认识主体与“所”，即认识对象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等。王夫之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入地批判，对佛教哲学中“能”与“所”的范畴作了改造。
他认为“能”指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和作用，“所”指在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的知行观，他从反映论出发，全面阐述知行的关系，认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既相联系又相互区别。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性在自然界的给予和影响下产生，继随着人的生长而逐渐形成，人性的好坏可以由后天改变，因此后天的培养与修炼显得更加重要。
《尚书引义·召诰无逸》：以有为幻，以无为实，“唯心唯识”之说，抑矛盾自改而不足以立。于是诡其词曰：“空我执而无能，空法执而无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则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说又不足以立。则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谓“能”为“所”，以立其说，说斯立矣。故释氏凡三变，而以“能”为“所”之说成。
这段话是王夫之批判佛教主、客观关系论的名言。佛教把实有当作虚幻，把虚幻又当作实有，这种“唯心唯识”的学说，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于是又诡辩说“空我执而无能，空法执而无所”。佛教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甚至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本身也是虚幻的。然而，既要用思想去反映真理，那就必须具有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这是天经地义不容抹煞的事实。佛教的这种说法又不能成立。于是它便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客观代替主观，把客观消融在主观之中，佛教大体上经历了这三次变化。王夫之提出的佛教以主观吞并客观的要害，也正是宋明理学所固有的特征。
1．天曰命于人，人曰受命于天。
2．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3．释氏以有为幻，以无为实，“唯心唯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
4．格物．致知二者相济，各有所致。
5．“所”不在内，“能”不在外。
6．境之俟用者曰“的”，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
7．故释氏凡三变，而以“能”为“所”之说成。
8．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9．知行终始不相离。
10．民岩石之可畏，小氏之所依，耳苟未闻，且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
王夫之《尚书引义》是评史论政的哲学著作，其所论述的主、客观关系，知行理论和人性学说，至今对我们还有指导意义。读者阅读此书，可从中吸取营养，知行结合，同时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因为人性可以在后天改变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