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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
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更法篇》是围绕“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
视实力为立国之本、实现国家的强大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维持稳定也是《商君书》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农战篇》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壹言篇》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农也。”
同时，在《商君书》中，还有转嫁国内危机于外国之策划。《靳令篇》曰：“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去强篇》曰：“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把一切斗争的矛头指向于外，从而保证国内局势的稳定。《史记·商君列传》云秦人“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又云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可见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富国强兵与政治社会稳定相互表里，富国强兵，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关键在于，社会及政治的稳定，不会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稳定主张的提出，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众仍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为了能使民众成为驯服的统治工具，《商君书》反复重申法制、以法治国的原则。
1．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2．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
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4．法者，所以爱民也。
5．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6．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7．法者，国之权衡也。
8．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9．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
10．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人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