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

章太炎先生讲恉
弟子金震草录

余往昔在北京、日本等处，亦曾讲学，所讲与今日学校中讲授者无殊，但较为精细而已。今昔时代不同，今日之讲学，不如往昔矣。第一只须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若欲学者冥心独往，过求高深，则尚非其时，故余今日之讲学，与往昔稍异其趣。惟讲学贵有宗旨，教人不将旧道德尽废者，亦即教人“如何为人”之宗旨而已。为人之道亦多矣，如宋儒教人如何静坐、如何精修之语甚夥，余虽不反对，却不愿如此说，因高谈性命，似觉宽泛，概说做人，亦无着落。今日听讲者，多为苏州人，故余即于近处取譬，姑举苏州已往二位人物，作为听讲者之模范。一、范文正，二、顾亭林。此二人者，求之今日，真如凤毛麟角，余亦因之不能不一讲二公之道德学问事业，俾学者共勉焉。

范文正——文正平生，无致力于理学之名，惟彼提倡理学，不遗馀力，当时一辈理学师儒，颇多受渠汲引者。盖五代宋初之际，风俗败坏，人格堕落，文正蹙然忧之，力倡气节，缘文正于军事政治等为全才，而志行抱负亦独高也。自来讲求气节之士，往往不易与人和合，空山寂寞，孤行独往，不为世合，而又不苟合于世，比比皆然。惟文正则不然，温温自处，休休有容，人既不见嫉，世亦不为怪，性格豪迈，绰有才调，此儒者而具豪杰之风者也。儒而豪侠，固无妨于儒。当宋之时，范文正与司马温公先后齐名，司马公之学问，固精博矣，惟不无擿节太甚之处。时有人因欲纳妾，乞借钱五百千于司马，既不借贷，又以洋洋千馀言之长函覆之，自述清贫，使人难受，此事正司马公所独短。若文正则渊渊之度，汪汪之量，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司马公之建独乐园，专以自娱者，志趣甚异。惟宋儒讲理学，得司马公之风者独多，得范文正公之风者绝少，故宋儒做事，恒做不开。吾人追慕宋贤，如以范文正公一派为模范，则庶几有益于世道矣。

顾亭林——亭林先生学问博大，儒而兼侠，一切均务平实，做事亦颇举得起，即垦荒事业，彼亦能为。考其行事，与宋之迂儒不同，即与范文正亦非全同，学者试一比较，即可知我说之不谬也。当清之时，学者都贱视六朝人，亭林独不谓然，而推崇六朝人之崇尚礼法，其见识之远大可见矣。今日举世毁法灭礼，而苏州士人尚能保存礼教，此风得之于亭林先生之遗教者独厚，惟苏州今日尚无亭林其人。即以中国之大，亦迄无亭林者挺生于世，此所以中国之祸乱，日甚一日而不已也。顾氏精警博大之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但我人今日尚谈不到精研学术，只能将顾氏“博学以文，行己有耻”二语提出，其第二语，勉力躬行，正今日做人之要旨也。

做人根本，究竟何在？研究做人之根本书，又有何种？其实不外《论语》一部。《论语》之外，当为《孝经》，馀则《礼记》中《大学》篇、《儒行》篇与《仪礼》中之《丧服》篇尚已。《论语》为做人之根本书籍，不读《论语》，真如终身长夜。《孝经》为经中之纲领，在昔学人，最重视之，今则为一辈讲新道德者与提倡家庭革命者所反对。惟《孝经》所说之语，句句系自天性中来，非空泛者可比，故反对者无论如何激烈，余可断其毫无效用。《大学》一篇，与《中庸》不同，《大学》即太学之谓，所载语平实切身，为脚踏实地之言，与《中庸》牵及天道者有异。我人论学，贵有实际，若纯效宋儒，则恐易流入虚泛。且一言及天，便易流入宗教。基督教处处言天，以“天”之一名辞，压倒一切人事，此余辈所不欲言者。《大学》修齐治平之道，有程序，有办法，可为包括修己、治人二大事之书。《儒行》篇在今日尤为重要，儒者，柔也，此种倾向，自来深入人心。因数千年来，儒者专尚谦恭和平，做事处处让步，以退为是，其弊至于奄奄一息，毫无生气，此儒者之大病也。惟《儒行》篇所云，大都慷慨任侠，与庸谨之儒大异。昔宋太宗当新进士及第进谒时，赐以《儒行》一篇。至高宗时仍拟依太宗旧法行之，而拟加赐《中庸》一篇，卒为秘书省正字高闶驳回，以为《儒行》所说，近于七国纵横之言。此言足以代表两宋诸儒意见，盖儒风日趋于懦矣。今观东汉重视《儒行》，类多奇节伟行之士，学风振起，人心刚果。至宋则不然，虽有理学诸师，绝少气魄宏伟之士，不过称为善士而已，等而下之，则不免于乡愿矣。《丧服》一篇，今之学者不注意已久，余必欲提出此篇者，盖“礼教”二字，为今之时流所不言，然《仪礼》十七篇中，多诸侯大夫之礼，本与今日我国之政治制度无干。其纯为士人者，冠礼亦久无人用；昏礼亦仅存六礼名目；乡饮酒礼，前明一代，尚有行之者，清则尚存乡饮大宾之虚号，而未尝行其礼；士丧礼虽偶有行之者，然亦不尽依古礼；惟丧服则历代改易者甚少。民国以来，交通繁盛之区，染濡欧风，丧服渐废，居丧者仅悬墨纱于臂袖间，以为了事，然此亦仅少数通商口岸之现象耳。以全国论，则内地各处，丧服制度，依然存在。且彼等濡染欧风者，讣告上尚赫然书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文，是实替而名犹在也，惟此一事，今尚葆存，然亦几为新学者反对。故余于《丧服》，不得不略事讲述，以告诸学者。

此次余来苏讲学，仅二十日，二十日内，无论如何讲学，亦难讲尽。故以上余所提出之五种书籍，除《论语》因人人必须诵读，暂不讲解外，馀四种书，即《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亦仅讲大意而已。学者于听讲之馀，苟有疑难，尽可至余寓所质问。

《孝经》——我国素以《孝经》为修身讲学之根本，教育根源，亦依于此，汉人且以《孝经》为六经之总汇。此书共计一千九百字，字句易读，文理易解，学者大都读过，无烦余之详述。按本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带宗教意味者，实赖此言。盖《孝经》专言人事，与天道无涉，故我国之教育，完全为“人事教育”、“实事教育”。试书其义，盖父子系于天性，生来便是如此。古代教育之术，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宗旨已尽于此，绝不如宗教家之专言“天命”、“上帝”，科学家之专研“物理”、“化学”也。然汉人极重孝道，最讲《孝经》。而汉人说经，亦有喜言“天”者，如“天人相与之际”等语。“天”与“人”究有何关系？荀子《天论》篇言之独详，直将“天”之一字，排斥净尽。扬雄云：“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谓之技。”其言虽正，尚不免拖泥带水。今观《孝经》“教之所由生”一语，正是专讲人事，何尝论及天地？其云“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此乃以人之德行，支配天经地义。换言之，即人之德行，实为天经地义是也。然谓《孝经》为六经之总汇者，究于何处见之？按本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为谁，郑康成以为“禹”，三王之最先者。其意盖谓自“禹”以后，政治上之元首，为世袭制，故天子之孝，由此而起。是说也，余不甚谓然。试读《尚书·尧典》与《孝经》首章比较，便不难喻晓矣。《孝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克明俊德”之“俊”字，太史公《五帝本纪》作“驯”字，“驯”与“顺”同。“黎民於变时雍”之“变”字，一作“蕃”，见汉成帝诏书，一作“弁”，见《孔宙碑》。按《诗》“弁彼鸒斯”，毛《传》：“弁，乐也。”《说文》：“昪，喜乐貌。”“於弁”者，“於乐”也，是解较“於蕃”、“於变”为妥。盖上言“协和”，而下言“蕃”，或言“变”，上下不相应，惟言“乐”则相应。此一节，《尧典》与《孝经》对照，恰相吻合。《孝经》为六经大总汇，由此可见。今日世风丕变，岂特共产党非孝，一辈新进青年，亦往往非孝。岂知孝者人之天性，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惟彼辈所恃理由，辄藉口于反对封建，由反对封建而反对宗法，由反对宗法而反对家庭，由反对家庭，遂致反对孝行。不知家庭先于宗法，非先有宗法而后有家庭。盖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家庭，一夫一妇，即为一家庭，斯时未有宗法也，且无所谓宗法也。一夫一妇一子或多子者，如父尚在，亦仍为一家庭，无所谓宗法也。父死之后，兄弟数人，然后有宗法可言。是故家庭者，不产生于宗法，而宗法者，实为家庭之产物，此不可以不明辨者。今人侈言社会国家，耻言家庭，因之言反对“孝”。然《孝经》包含之义甚广，所谓“战陈无勇非孝也”，明明直斥一辈见敌不抵抗不为国家效命之徒为不孝。孝之一字，所言至广，岂于社会国家有碍？且家庭如能打破，人类亲亲之义，相敬相爱之道，泯灭无遗，则社会中之一切组织，势必停顿。社会何在，国家何在，亦不问而可知已。我国儒者之教，一在顺人情，一在有真凭实据。“孝”为人类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极有证据。明罗近溪尝云“良知为孟子所明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二语，即是良知，此言最为精警透辟。又云：“孔孟也是说得无可奈何，只能以孝弟二字为教学之本。”所谓无可奈何者，即谓人所易行、人所共见之事，除孝弟以外，并无他事可以代替耳。

原载《国学论衡》，一九三三年（《国学商兑》自第二期起改名《国学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