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刘戈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文契约文字结构与年代研究——于阗采花》，中华书局出版在即；作者希望我能为之写序，大概是因为我曾为其前一部论著《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昆山识玉》写了“代序”，想体现一种“连续性”吧。其实，我虽然曾在新疆工作、生活十年，多年来亦参与了敦煌吐鲁番学的一些研究，对新疆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古代回鹘时期的语言文字，却是完完全全的外行；我十分赞赏和钦佩刘戈教授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尤其是她在国内外该领域权威专家的研究基础上，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疑问，勇于探索疑点与难题，大胆提出己见，并积极、热情地与同行（包括与她指导的研究生）交流。我在为《昆山识玉》撰写的代序中，曾就她从事回鹘文契约断代研究的意义及方法谈过一些粗浅的感受。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教授也撰写过中肯的书评。在此，我愿意不揣浅陋，撰写这篇短短的文字再谈点感受，聊充代序。

诚如作者所拟著作副题的形象比喻，产生于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大量古代回鹘文契约文书，是“昆山玉”“于阗花”，是研究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献，也是认识古代新疆社会经济生活、了解多民族文化交融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这些珍贵资料自科学考察、考古发掘重新面世以来，由于各种因素，对它们的整理、研究，国外学者起步在先，致使我国学者有迟到之叹。但是，正因为起步晚，也激发了我国学者要急起直追的心志。记得我曾经在拜访中央民族大学治回鹘文专家耿世民先生时提及此点，他当时患病在身，却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一定能迎头赶上！”1997年夏，我在巴黎拜访研究回鹘文专家哈密顿先生，他也特别希望中国学者，特别是维吾尔族学者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还记得，2003年春我在日本京都参加国际敦煌学联络委员会成立仪式时，见到日本研治回鹘、吐蕃文史的著名学者森安孝夫教授，提议能否将他的相关专著翻译成中文，交由我们中华书局出版，他似乎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恐怕中国国内没有人能够翻译我的书啊！”当时，我只有默然。令人高兴的是，近十几年来，我们国内已经有若干位中青年学者（如耿世民、张铁山、牛汝极教授指导的研究生阿不里克木·亚森、洪勇民、郑玲、朱国祥等），在回鹘文字及相关史料、契约文书的整理、释读和研究中做了很出色的工作。此外，刘戈教授是尤其让学界瞩目的一位。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兴起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学界最认可、常引用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的经典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关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参与新潮流，开一代学术新风，世界各国学者利用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发掘所获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写本文献，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到本世纪初，有些学者认为新材料（尤其是藏经洞文献）已经刊布、整理、研究得差不多了，相关研究就只有做“拾遗补阙”的工作了。为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老会长季羡林教授引“行百里，半九十”的古谚指出：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中国学者起步较晚的非汉文文献的研究上决不能松劲。为此，几年前我曾以“旧材料，新问题”为题，在和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兰州大学敦煌所等同仁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发言举例提及写本缀合提出新问题、写本重新释读发现新问题、新旧材料比勘来研究“旧问题”等，也提出了从“旧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几个基本条件：1.认真、仔细地释读文本、观看图像、推敲有关成果；2.加强知识积累，提高自身文史、艺术修养；3.注重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如电脑查索、缀合等等）；4.提高逻辑思辨能力，善于触类旁通。我当时并没有举刘戈教授研究回鹘文文书的例子。现在想来，她所研究的百余件回鹘文契约文书，其实也是学界早已刊布的“旧材料”，而且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她并不囿于成见，不迷信权威，凭着多年积累的释读回鹘文字的素养，运用了她所擅长的文字摹写技术，结合感性实践，加强理性思辨，硬是从中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如这本《于阗采花》即是根据1993年出版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中的文书材料，对回鹘文晚期文字现象所体现的书写特征以及条件式附加成分的年代因素提出了新的看法与推测。同时，她也指出：“从理论上解决它们，还将有待于古代突厥语专家们的努力与完善。”“对回鹘文手写契约中的所有文字以及文书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乃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她的研究“只揭示了冰山之一角，任重道远”。我很赞同刘戈教授在本书结尾时所说：

看来在回鹘文文献的研究领域里，并不是外国专家把事情都做完了，中国学者没什么事情要做了。其实不然，回鹘文化博大精深，不可轻视；回鹘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不可疏忽与大意。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大有可为。

于阗采花，群芳烂漫，学术之树常青。我衷心祝贺刘戈教授是著的问世，也热烈期盼中外学者能够进一步交流、合作，在古代回鹘文文书的整理、研究中收获更多的新成果！

柴剑虹
202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