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语音变化很大，语法的变化就小得多。因此，古代的语法，也比较好懂。但是，也有困难的地方。有些语法现象好像古今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研究古代语法，不能用翻译的方法去研究，不能先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再根据你翻译的现代汉语去确定古代汉语的结构。我们不能用翻译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汉语语法，就跟不能用翻译的方法去研究外语语法一样。用翻译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汉语是很危险、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现代汉语有所谓包孕句，上古汉语没有这种包孕句，而上古汉语有一种“之”字句，即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一个“之”字。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人之不己知”不是包孕包中的子句，而是名词性词组，它们所在的句子也不是复句式的包孕句，而是一个简单句。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之”字不翻出来很顺畅，“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如果“之”字翻译成“的”字，“不怕人家的不了解自己”，就很别扭。这就说明，在上古汉语中，这个“之”字必须有，有这个“之”字句子才通，没有这个“之”字就不成话；而现代汉语中，没有那个“的”字才通畅，有了那个“的”字，就不通了。这就是古今汉语语法不同的地方。这种“之”字，《马氏文通》里没有提到，后来好像很多语法书也不怎么提。我在《汉语史稿》中特别有一章，叫做“句子的仂（lè）语化”。“仂语”就是我们现在叫的“词组”。所谓仂语化，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句子，有主语，有谓语，现在插进去一个“之”字，它就不是一个句子了，而是一个词组了。后来南开大学有一本教材，大概是马汉麟编的，称这种结构叫“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句子，现在插进了一个“之”字，就取消了它的独立性，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形式了。叫“句子的仂语化”也好，叫“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也好，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承认它本来是一个句子，后来加“之”字以后，被“化”为仂语了，被“取消”独立性了。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最近我重写汉语史，写到语法史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感到从前的说法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种“之”字句在上古汉语中，是最正常的、最合乎规律的。这种“之”字，不是后加上去的，是本来就有的，没有这个“之”字，话就不通，那怎么能叫“仂语化”呢？不是“化”来的嘛，也不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所以那么叫，是因为先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了，在现代汉语中那个“的”字是不必要的，于是就以为古代汉语的那种“之”字也是加上去而使它成为一个词组的。这种“之”字结构，就是一个名词性词组；这种“之”字的作用，就是标志着这种结构是一个名词性词组。这种“之”字结构，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关系语和判断语。下边我举几个例子：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下》）

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孟子·公孙丑上》）

知虞公之不可谏。（《孟子·万章上》）

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论语·八佾》）

第一个例子，“民之望之”作判断句的主语，“大旱之望雨”作判断句的判断语；第二个例子，“纣之去武丁”作描写句的主语；第三个例子，“虞公之不可谏”作叙述句的宾语；第四个例子，“君子之至于斯也”作关系语，表示时间。这里的“之”字都不能不要，不要这个“之”字就不合上古语法了。

与“之”字句起同样作用的，是“其”字句。“其”字是代词，但这个代词总处于领位，因此，“其”字等于“名词＋之”。有人用翻译的方法定“其”字就是现代汉语中的“他”字，这是错误的。古汉语中的“其”字，跟现代汉语中的“他”字在语法上有很多不同。“其”字永远不能作宾语，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都不能把“其”字当宾语用。我二十七岁要去法国，买了一本《法语入门》，这本书把法语的jee′aime（我爱他）翻译为“我爱其”，就非常错误。这本书的作者，法文程度很好，中文程度就很差了。“其”字能不能当主语呢？从前有些语法学家以为“其”字可以充当主语，这是一种误解。黎锦熙先生在《比较文法》中承认“其”字可以充当子句的主语，但他有一段很好的议论，他说：“马氏又分‘其’字用法为二：一在主次，二在偏次。实则‘其’字皆领位也。”“其”字不是只等于一个名词，而是等于“名词+之”，所以只能处于领位，不能处于主位。下边举几个例子来看。

例一：《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其为人也孝弟”译成现代汉语是“他为人孝弟”，那么“其”字不等于主语了吗？刚才说了，这种翻译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古代汉语的“其”字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他”字。这个句子的主语是“其为人”，谓语是“孝弟”。“其为人”等于“某之为人”，是一个名词性词组，这个名词性词组作主语，不是“其”字作主语。

例二：《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窥测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他。“其亡”是“阳货之亡”，是一个名词性词组，作动词“时”的宾语。

这种“其”字结构和“之”字结构有同样的作用，它们都是一个名词性词组。我在重新写的语法史里举了很多的例子，大家可以看。

有时候，“之”字和“其”字交互使用，这更足以说明“其”等于“名词+之”。举两个例子：

例一：《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用“之”，“其鸣也哀”用“其”，这里的“其”字等于“鸟+之”，“其鸣也哀”就是“鸟之鸣也哀”。为什么用“其鸣”而不用“鸟之鸣”呢？因为前边已经说了“鸟之将死”，后边再说“鸟之鸣也哀”，就重复了，不如后边的“鸟之”用代词“其”表示更精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情况相同。

例二：《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其负大舟”就是“水之负大舟”。因为前边用了“水之积”，后边的“水之负大舟”的“水之”就可以用“其”字代替了。

从上边“其”字和“之”字交互使用的情况看出，“其”字绝不是一个“他”字，而是包括了“之”字在里边，它是“名词+之”，因此，它不能用作宾语，也不能用作主语，只能处在领位。

古代的“之”字句、“其”字句，其中的“之”字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汉语中没有这种句式，我们不能把这种“之”字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的”字，也不能把“其”字翻译成“他的”或“它的”。如“水之积也不厚”，不能译成“水的积蓄不多”；“其负大舟也无力”，也不能译成“它的负担大船无力”。从前我们编《古代汉语》说这些“之”字可以不译出，这种说法不够好，不是可以不译，而是根本不应该译，因为现代没有古代的那种语法。

虽然语法是最富有稳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没有发展。现在举出主要的四点来谈：

第一，双音词的发展。汉语本来是所谓单音节语。除联绵字外，都是单音词。后来逐渐产生双音词，随着历史的发展，双音词越来越多了。双音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语音系统简单化，需要产生双音词，以免同音词太多。例如北京话“眼”发展为“眼睛”、“角”发展为“犄角”，就是这个道理。广州话同音词较少，因此双音词也较少。（2）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和出现，双音词也就越来越多。新名词一般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往往是两个旧词的组合，如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火柴、肥皂等。

第二，词尾的发展。名词词尾“子”“儿”，人称代词词尾“们”，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动词词尾“了”“着”“过”，都是近代产生的。这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

第三，量词的发展。上古时代，汉语的量词是很少的，只有“车千乘”“马千匹”一类的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是放在名词后面的。“一个人”“一所房子”“三条鱼”“五棵树”等，其中的量词，是比较后起的了。另有一种动量，如“来了八次”“听了一回”“再说一遍”等，那就更晚。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第四，使成式的发展。上古时代，使成式非常罕见。《孟子》说：“必使工师求大木……匠人斫而小之。”（《梁惠王下》）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斫而小之”演变为“斫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见的。古人用的是使动词。“打败了他”，古人只说“败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说“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说“毙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说“踣之”等等。使动词只说出了结果，没有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不够明确。使成式把因、果同时说出来了，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geTleF+B9H5QEut35vZbOsLMsiDsssTqy0SAeM721qAoxet6s9vhNeuq1ZkKXg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