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人们不知道语音是发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于今音。他们念《诗经》的时候，觉得许多地方不押韵。例如《关雎》二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韵呢？于是有人猜想，诗人为了押韵，把“采”字临时改读为“此”，“友”字临时改读为“以”。这种办法叫做叶音。但是，为什么《诗经》里所有的“友”字都念“以”，没有一处读成“酉”音呢？人们没法子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明末的陈第，才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的原理。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从此引出结论说，《诗经》时代，“友”字本来就念“以”，并非临时改读。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拟音还不十分正确。直到最近数十年，我们学习了历史比较法，进行了古音拟测，才知道先秦时代，“采”字的读音是[ts‘ə]，“友”字的读音是[ ]，这样问题才解决了。这就是说语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但是语音的发展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很有系统、很有规律地发展变化着。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就要知道些古音知识。这样，古代汉语中的有些问题才容易理解。我们不要求照古音来读古书，那样做，一是不容易，二是没必要。我们只要求知道古代读音与现代读音不同，比如有些诗歌，现在念起来很不顺口，不押韵，但用古音来念就押韵，就很顺口。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要有一些古音的知识。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们读唐宋诗词时，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如果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家”“花”可以押韵，“斜”和“家”“花”就不押韵了，而它是平声字，应该是入韵的。是不是杜牧作诗出了错误呢？不是的。这是因为现代读音跟唐宋时代的读音不一样了，语音发展了。我们有些方言，读起来就很押韵，比如用上海话读成[zia]就可以和“家”“花”押韵了。这说明苏州话“斜”的读音接近唐宋时代的读音，因为上海话“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用广州话读，“除”[ts‘Øy]、“苏”[sou]、符[fu]都不押韵，用北京话读就押韵了，因为北京话“除”“苏”“符”等字接近于唐、宋音。再如宋人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之一：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照北京话来念，“麻”“家”“瓜”是押韵的，这说明这几个字北京话的读音比较接近唐宋时代的音。如果用苏州话来念，“麻”和“瓜”还是押韵的，“家”和“麻”“瓜”就不押韵了。北京人念杜牧那首诗，“斜”与“家”“花”不押韵，苏州人念这首诗，“家”与“麻”不押韵，可见要读懂唐宋诗词，需要有些古音的知识。如果懂得了平水韵，懂得了唐宋古音，就不会有不押韵的感觉了。还有一个平仄问题，写诗要讲究平仄，所谓平，就是平声；所谓仄，就是上、去、入三声，苏州话有入声字，北京话没有入声字。古代的入声字，在现代北京话中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去了。这样，北京人遇到在古代读入声而现在读阴平、阳平的字，就不易分辨了。比如刚才范成大那首诗中“童孙未解供耕织”的“织”，北京话读阴平，这就不对了，这句诗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织”字所在的位置不应该用平声字，所以北京话“织”字读阴平就与古音不合了，“织”字在古代是个入声字，这样就合平仄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懂一些古音的知识。当然，要透彻地了解古音，是不容易的，但是学习古代汉语总要有一些古音的基本知识。

声母方面，有两次大变化：

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轻唇音的产生。本来知、彻、澄母字是属于端、透、定母的。现代厦门话“直”字读[tit]，“迟”字读[ti]，“昼”字读[tiu]，“除”字读[tu]，“朝”字读[tiau]，是保存了古声母。客家话“知”读为[ti]，也保存了古声母。本来非、敷、奉、微四个声母的字是属于帮、滂、并、明的，上海“防”字读[bɔŋ]，“肥皂”说成“皮皂”，白话“问”说成“闷”，“闻”（嗅）说成“门”，“味道”说成“谜道”；广州“文”读如“民”，“网”读如“莽”，“微”读如“眉”，白话“新妇”（儿媳妇）说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声母。舌上音大约产生于盛唐时代，轻唇音大约产生于晚唐时代。

第二次是浊音的消失。本来，汉语古声母分为清、浊两类：唇音帮、滂是清，并是浊；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浊；齿音精、清是清，从是浊；牙音见、溪是清，群是浊，等等。现代吴方言还保留清、浊的分别，例如“暴”[bɔ]≠“报”[pɔ]，“洞”[duŋ]≠“冻”[tuŋ]，尽[dzin]≠“进”[tʃin]，“轿”[dʑiɔ]≠“叫”[tɕiɔ]等等。现代粤方言浊音已经消失，只在声调上保留浊音的痕迹：清音字归阴调类，浊音字归阳调类，以致“暴”与“报”、“洞”与“冻”、“尽”与“进”、“轿”与“叫”，都是同音不同调。北京话只有平声分阴阳，浊上变去，去声不分阴阳，以致“暴”=“报”、“尽”=“进”、“轿”=“叫”，既同音，又同调，完全混同了。浊音声母的消失，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

韵部方面，也有两次大变化：

第一次是入声韵分化为去入两声。上古入声有长入、短入两类。例如“暴”字既可以读长入[ ]，表示残暴；又可以读短入[bok]，表示晒干（后来写作“曝”）。后来长入的“暴”字由于元音长，后面的辅音失落，变为[bo]，同时变为去声。长入变去的过程，大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

第二次是入声韵部的消失。古代入声有三种韵尾：[-p][-t][-k]，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例如广州“邑”[jɐp]、“一”[jɐt]、“益”[jik]，“急”[kɐp]、“吉”[kɐt]、“击”[kik]。后来合并为一种韵尾：[-ʔ]，和今天的上海话一样。例如上海“邑、一、益”[iʔ]，“急、吉、击”[tɕiʔ]。最后韵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话一样。例如“邑、一、益”[i]（“一”读阴平，“邑、益”读去声），“急”“吉”“击”[tɕi]（“击”读阴平，“急”“吉”读阳平）。这最后的过程大约是在元代完成的。

语音的发展都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向邻近的发音部位发展。例如从双唇变唇齿，从舌根变舌面。有自然的变化，如歌韵的发展过程是ɑi→ɑ→ɔ→o；有条件的变化，如舌根音在[i][y]的前面变为舌面音，北京话“击”字是由[ki]变[tɕi]，“去”字是由[k‘y]变[tɕ‘y]；又如元音[u]在舌齿唇的后面变为[ou]，广州话“图”字是由[t‘u]变[t‘ou]，“苏”字是由[su]变[sou]，“布”字是由[pu]变[pou]。条件的变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G2fwGH+kBcmiTBINyo3cgupXa3MSuFkzx3CInEJ3fjKKET8xpK7QhY0e+0CqLb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