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如题目所表明的，本文拟介绍东晋名僧支遁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为他在文学史上争一席地位。

最近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文化》第9期上发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其中有一段话说道：

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八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或者甚至“换血”的过程。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

这里用“输液”这个比喻说明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所起的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季先生举出的三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当中，佛教思想传入被列为首次。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明显的事实。但在目前的学术界，对佛教的影响从正面加以阐发仍相当不足。一个重要偏颇在人们对于佛教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注意不够。本文所讨论的支遁，在时下坊间流行的各种文学史中都没有只字述及。然而实际上，他在东晋时期不仅是重要的宗教家，还是思想家，又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在许多方面开风气的文学家。

柳宗元说过：

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

这就指出支遁是在中国文坛上开拓儒、释交流传统的第一位著名僧人。这种交流对以后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深远。当然，支遁开创这一传统也是因应了形势：佛教在中国传播必然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必然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交流，而支遁凭借个人的才能与努力在促进这种结合和交流的过程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到东晋的三百余年间，对于中国高层次的思想文化影响尚微。这当然与佛教初传时基本是外来侨民的宗教，又被汉地统治者等同于神仙方术，汉人出家又长时期受到限制等客观条件有关系 。而就佛教发展形势说，还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人物；中国的知识界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足以认识佛教的文化价值的开阔眼光和知识结构，也就不可能形成把佛教融入本土文化的能力和魄力。到两晋之际，佛教传播渐广；佛典翻译渐多；晋室渡江以后，王公士族敬僧礼佛成为风气；中土人士出家构成僧团主体，其中包括具有极高传统文化教养的权贵、士族出身的人，从而使得在本土传统文化土壤上吸纳佛教和佛教文化成为形势所需与可能。在这种潮流中，教内、外出现一批儒、释兼通的文化人，名士、名僧密切交流。历史上首开风气的名士有郗超、孙绰等人，僧人中则以支遁最为杰出。《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支遁事迹竟达五十余条之多，可见他在当时士林中的活跃情形及其影响。

支遁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宗教家，他是著名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者，开创中国般若学的“即色”一派；同时他又精研老、庄，是有创见的玄学家；他在文学上取得相当杰出的成就，这在下面将着重说明；他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这多方面的才能与成就构成了进一步从事文化活动的资本。就佛教界的活动说，他树立了一种新的僧人形象与风范：他不再像中国早期佛教外来僧侣那样集中力量于译经、布道、造寺，而是在社会上层文化圈子里如鱼得水般活动，受到教内、外人士的欢迎和企羡，以自己的实践拓展了吸收外来佛教、发展中国佛教的新途径。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

支遁，字道林，俗姓关，陈留（今河南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林虑，今河南林州）。据《世说》注引《高逸沙门传》，他卒于太和元年（366），五十三岁，那么应生于西晋灭亡前的建兴二年（314）。西晋“八王之乱”，五马渡江，建立东晋。他的家庭应当是跟随朝廷避乱迁居江左。他“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 。他出身于奉佛士族家庭，早年得到良好的中土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述怀诗》说自己“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大道”指佛道；“双玄”出《老子》“玄之又玄”，指当时流行的玄学。他二十五岁出家，后来一直活动在江东山水秀丽的地区。他才艺双全，善草隶，能诗文，喜养鹰、养马。他广泛结交士类，品评人物，其人品风标，在士人中形成很大的吸引力。王羲之称叹其“器朗神隽”，《支遁别传》说他“风期高亮”，得到社会上层的普遍钦重。

汉魏以来，“名士”活跃，成为发挥重大社会影响的阶层。《礼记·月令》上说：“（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引蔡氏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这是指民间德艺双修的隐逸之士。汉魏之际的名士多身在统治阶级下层，恃才放达，议论世事，品评人物，激浊扬清，颇多坚持操守、敢于论谏的谔谔之士。因而如汉桓宽所说：“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 而后汉的名士，所谓“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不过魏晋以来玄学盛行，这是老庄化的儒学，而名士的重要能力和特征体现为善“清谈”（或称“谈玄”“玄谈”），则有力地促成玄佛合流，成为僧人和名士密切交往的重要津梁。刘师培指出：

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慧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郗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辞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孙安国所谓“南人学问，精通简要”（见《世说·文学篇》）也。

支遁既“敦大道”又“弄双玄”，是名僧而兼名士。一代新型佛教名僧的风貌也就集中体现在他身上。

《世说新语·政事》记载王濛、刘惔和林公共看何骠骑。晋康帝即位（342）以何充（292—346，字次道；官至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封都乡侯，晋康帝和晋穆帝时辅政；美姿容，善文章，性好释典，斥巨资崇修佛寺，供养沙门，为时所讥）为骠骑大将军，这表明这一年支遁已经在京城活动；又《高僧传》记载王濛评论支遁“实缁钵之王、何也”；“造微之功，不减辅嗣” 。“王、何”指王弼（226—249），字辅嗣；何晏（？—249），字平叔，都是当时的玄学名家，名士领袖。就是说，支遁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在京城士林已确立起相当大的声望，具有广泛影响。后来他出京，主要活动在山水秀丽的会稽地区。这也是名士集中驻足的地方。他先后在今余杭的支硎山建支硎寺，在今绍兴剡山的沃洲建小岭寺；晚年又移居距沃州十五里的石城山建栖光寺。他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这些寺院均遗存后世，由于他的名望而发挥影响。如唐陆广微《吴地记》：“（支硎山）在县西十五里，晋支遁道林尝隐此山，后得道，乘白马升云而去。山中有寺，号曰报恩，梁武帝置。”白居易有《沃洲山禅院记》，其中记载山有支遁岭，上有养马坡、放鹤峰云云。

汤用彤先生列举支遁所结交的“社会名流”，有王洽（323—358，字敬和，王导之子，王羲之从弟，历官至吴郡内史，征拜中书令，苦让不受；是著名书法家）、刘惔（生卒年不详，活动在晋成帝至晋穆帝初，累迁丹阳尹，为政清静，雅善言理）、殷浩（雅善言理，早年隐居不仕，后受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征召，入朝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永和九年〔353〕，受命领军北伐，兵败许昌，被权臣桓温弹劾，废为庶人，流放东阳〔今浙江东阳〕，永和十二年病死）、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善析玄理，是当时清谈家的领袖之一，文学史上与孙绰并称，为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郗超（336—378，字景兴，早年即被时为大司马的司马昱辟为掾，后来在权臣大司马桓温门下为参军；太和六年〔371〕，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所著《奉法要》是本土士人笔下最早的佛学论著）、王濛（309—347，字仲祖；孙绰品评风流名士，王濛在其列；永和元年〔345〕，司马昱辅政，王濛和刘惔被倚重；转司徒左长史，永和三年去世。王濛二子一女。长子修，官至著作郎、琅邪王文学，早卒；次子蕴，官至镇军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女穆之，晋哀帝皇后）、袁弘（328？—376？，字彦伯，初受到安西将军谢尚重视；哀帝中，入桓玄幕为大司马记室，性强直，虽为桓温所重而不能曲从；入朝为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卒官；善清谈，工诗文，精史笔，所著《后汉纪》今存，被认为价值可与范晔《后汉书》并列）、王羲之、谢安、谢朗（生卒年不详，字长度；谢安侄；有文名，尚清谈；历任东阳太守、扬州刺史、幽州之燕国诸军事等职）、谢长遐（其人不详，或以为即谢朗）等，都是活跃于士林的著名人物。

支遁等人结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而又影响深远的僧、俗士人交游的集团。《晋书》上记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 _（王） 羲之同好。

王羲之永和七年（351）为右将军、会稽内史，两年后的永和九年曾举行《兰亭序》所记述的那次著名的兰亭祓禊，支遁应是参加了的 。参与江东交游活动的人，多是东晋社会上的第一流人物，有政治家、诗人、艺术家。支遁以僧人身份参与其中，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精神上的领袖，其意义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推动了佛教在知识界的传播，开创了中国文人接受佛教的新途径，并开创了僧侣与文人交游的传统。

支遁著述很多。其佛学著述见《高僧传》卷四和《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法论目录》，有《安般》《四禅》经注，《释即色本无义》，《圣不辩知论》，《道行指归》，《学道诫》，《妙观章》，《辩三乘论》并《答谢长遐书》等，其中主要阐扬般若空观，被称赞为“追纵马鸣，蹑影龙树，义应法本，不违实相” 。他又是中国僧人中第一位留下文集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支遁集》八卷，注曰“梁十三卷”，《高僧传·支遁传》谓十卷，《唐书·艺文志》同。原集久佚。今传各本在《古诗纪》《释文纪》《法苑珠林》《广弘明集》《文选》等文献中辑出。目前尚存的有明代嘉靖年间皇甫涍辑录《支道林集》一卷和史玄辑录的《外集》一卷、清嘉庆年间《宛委别藏》二卷本和清光绪年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上、下两卷附补蒋清翊《补遗》一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诗十八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文二十六篇（有断篇），文中包括十六首铭赞。虽然佚存作品有限，仍可据以窥知他的文学成就。

支遁可说是披上袈裟的名士，也可看作名士型的僧人。他积极活跃在僧、俗两界，结交官僚士大夫，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儒释交流”“统合儒释”的先河。这一传统无论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CjGiOeUZmdM5294LNRIawyEWLwo0xsIyiftlnrJNP42aDzBCCvCCbCa10WbkCe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