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类与河流的互动

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两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决定”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

其实，被“决定”的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极限当然不可能，但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可以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如约旦河的供水量是有极限的，开发粗放的耗水农业只能维持有限的农田。以色列人用暗渠管道取代明渠水沟，以喷灌取代漫灌，同样的水量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当他们用滴灌取代喷灌时，灌溉面积又扩大了。随着节水和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农产品更加优质高产的同时，离供水极限反而更远了。而且，人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利用资源，发现新的地理空间来突破这个极限。台伯河的供水量很有限，满足不了古罗马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但罗马人找到了另外的水源，并建成长距离的水渠渡槽将水引入罗马城内。希腊半岛上的水、土地和其他资源限制了古希腊人的发展，与希腊半岛相同地理条件的地方的确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如此发达的文明，如果希腊人固守半岛，那么即使将资源用到极致，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明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希腊人早就扩散到周围的岛屿，并且越过地中海进入北非，渡过爱琴海到达小亚细亚，这才创造出希腊文明的奇迹。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

在人类早期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难以做出完全自觉、自主、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偶然性或偶然事件

当气候普遍变冷时，北半球上绝大多数群体都向南迁徙，但有个别群体迷失方向，往北迁徙。等到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冷时已经来不及再往南走了。有的群体死亡灭绝，但有的群体偶然发现冰雪层可以隔绝冷空气，在冰洞雪屋中找到栖身地。通过猎取驯鹿、捕杀鲸鱼，以鹿皮、鱼皮取暖，以鹿肉、鲸肉为生。这支部族因此免于灭绝，并且从此在北极圈内生存繁衍。

在考察古格王国遗址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古格人要选择在海拔4000多米地形崎岖、资源匮乏的地方建都？其实再往南几十千米，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植被茂盛，而且在公元9世纪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这一带并没有被其他人占据，迁入定居不会有什么阻力。原来这支吐蕃人是在政敌追杀下从前藏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迁来的，好不容易在象雄国的边缘地带落脚，而这一带正好有深厚的黄土堆积和水源，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不远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情况，或者来不及做全面的了解和比较。而一旦在这里建都，这种出于偶然性的选择就成了必然。

历史的进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确存在必然规律，但这只能体现在长时段、宏观意义上。而在这些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是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结果，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同样如此。

2.自然环境的变迁

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很难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便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

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降水量充足，温暖而湿润。加上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轻微，自然堆积形成的大塬保持完好。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他们大量开垦和耕种土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口解放出来，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工作，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都城。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体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可以说各方面都有过之无不及，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这时的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黏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海平面也不稳定，沿海地带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威胁。一般推测，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则非但不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早期的人类和文明的萌芽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有的就此灭绝，有的出现倒退，有的不得不迁离。

3.杰出人物的作用

杰出的天才本来是可遇不可求的，诞生一个天才的概率不会很高；但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总会有相对能干优秀的人，当群体数量巨大到一定程度，按概率论来说，其中必定存在着超人、天才。但这样的天才是否能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并且能掌握权力，成为领袖，概率则更低了。在同样的自然环境，在同样一条大河流域里，一个群体有没有产生天才，这个天才能否成为领袖并充分发挥作用，文明的进程和结果就可能不同。

在人类早期，一个人有体力、武力上的优势，比较容易被发现，一般都有机会得到应用。但一个人的智力优势就未必能被发现，被发现后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完全可能被当作妖魔、异类而招来杀身之祸。很多群体产生领袖的方式是通过占卜、抓阄，或由巫师祭司转达神的意旨，或者通过格斗及一些极端的测验，都很难使天才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实行世袭制的话，非其家族的天才自然没有机会；就是在实行禅让、举荐制的群体中，即使过程和标准完全公正，也取决于候选人已经取得的政绩或声望，而天才未必具备积累的条件。根据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理：如果舜被他的父母蒙上恶名，他就不可能成为尧的继承人；如果禹没有主持治水的机会，他也不会得到舜的禅让。无须推理的事实是，伯益已经获得推举，却被禹的儿子启以强力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