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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环境危机有着深层的根源。数百年来，中国帝王贪婪地追逐权力，开辟疆土，发展经济，扩大人口，导致了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开发，河流泛滥改道，水利疏于兴修，土地因过度开垦而退化。本书第二章还要论及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反过来极大地引发了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使得中国数百年来灾祸不断。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人口迁徙、经常性的剧烈政治动荡循环往复，不能停止。
更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中国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都是在传统的认识和哲学，比如儒家思想中形成的，而儒家思想常常激发人的需求，从而役使自然，获取利益。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很少考虑建立保护环境体制。从古到今，中国的领导人在环境问题上依靠高度个人化的道义劝告，很少有环境规定，更没有成文的环境法律。清朝时期，统治者下了很大力气建立详细的法律体系，然而，清朝灭亡后，这个法律体系也随之消失。中国的环境保护体制也是高度分化的，主要依赖地方官员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保护环境。
治理环境的典型做法是经常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建大坝、疏通河道，但由于极少考虑实际的环境和科学因素，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清理淮河的行动上，中央政府确定了不切合实际的污染控制目标，没有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实行适当的奖惩措施，这充分体现了通过运动进行治理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一点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还要谈到）。
因此，历史没有给毛泽东以后的改革者留下多少保护环境的智慧和遗产。伴随经济改革的进行，中国实现了年增长率超过8个百分点的快速发展，数千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然而，仍然没有人计算改革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的成本被大大低估。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是在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先发展，再治理”成为普遍的信条。
第三章阐释了改革时期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2006年，世界3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20个。今天的中国，情形依然如此。
目前，酸雨影响到中国1/3的土地，包括近1/3的耕地。流经中国城市的河流，75%以上的水不能饮用和养鱼。由于沙漠化、土壤侵蚀、盐碱化等，中国有1/4的耕地严重退化，耕地退化的速度惊人，每年退化的面积大致相当于一个新泽西州。
中国领导层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在今后10—20年时间里，由于资源的枯竭和退化，中国政府预计将有3000万—4000万人进城打工，其中有些人是主动的，但更多的是被迫的。与此同时，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mpany)2009年3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25年，将会有3.5亿农民进城打工。
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给经济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据估计，这些损失达到中国年GDP的8%—12%。
另外，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疾病也迅速上升。饮水不洁已经带来传染病的爆发，沿河居民的生命健康受到长期威胁，自发性流产、新生儿畸形和早产儿死亡的比率大大增加。仅空气污染，主要是燃煤所产生的，每年就使60万—70万个早产儿死亡。
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可能是中国人由于水质污染、作物受害、空气污染等所发出的抗议，这些抗议使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安更加严重。对于环境污染给党的执政权威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的危险，中国高层领导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中国的改革塑造了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正面形象。正如第四章所描述的，由于一些具有环境忧患意识的中国官员的建议和中国参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所受到的震动，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了漫长的设立正规环境保护部门的历程，同时开始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协议，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培训环境法规方面的律师和法官。
不过，挑战依然存在。面对环境保护的诸多问题，中国还没有建立足够强大的环保体制。环保部和地方环保局权力小，资金少，不仅在与权力更大的经济部门竞争时不能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且不能利用初创的法律机制保护环境。
而且，中央权力下放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环境保护上，各地所采取的措施却相差很大。有些地区积极主动地应对环境挑战，而有些地区，比如淮河流域，在制定必要的环保政策、提高执法能力方面，则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环境保护的困难有些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在地方上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官员与地方企业老板通常有密切的联系，有些官员甚至就是当地企业的股东之一。对于那些地方官员充当股东并利润丰厚的污染企业，当地部门是很难执法的。而且，地方环保部门也是当地政府的部门之一，地方政府关心的是无论有多大的环境代价也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给地方环保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权力的下放延续了封建王朝所特有的传统的、个人化的环保体制，并使中国各地的环境保护产生了很大差异。
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逐渐全面放开卫生、教育和环保等公共福利领域，因此欢迎社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正如第五章所要分析的，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鼓励新闻媒体监督环境事宜，批准环保独立执法，从而弥补政府环保部门力量的不足。在中国的很多地区，民间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它们关注的问题范围很广，有藏羚羊的命运问题，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的恶化问题，还有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问题。一些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中心开始代表农民工以及生活和健康深受地方工厂污染危害的人们，进行集体上诉，要求补偿。
新闻媒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把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拒绝执行环境法律法规的企业，报道政府开展环境治理取得的有效成果，披露那些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行为，比如疯狂的森林砍伐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希望缩小公众对改善环境的期望和政府能力限制之间的差距。
前文提到的疏开生教授以及一些新闻媒体在淮河污染问题上敢于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意见，反映了社会层面要求建设清洁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政策力度甚至增强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诉求。
中国政府还积极学习国外的经验，寻求国外的援助。第六章对中国积极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寻求技术和经费援助进行了描述。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给予中国很大的支持，包括培育环境法体系、建立空气污染监测系统、开发能够替代煤的新能源，等等。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也面临很多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参与国际社会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援助，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环保政策力度小，环保部门协调执法的能力弱，也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大打折扣。腐败现象吞噬了经费，违背了国际捐助者的良好愿望，也影响了今后的资助。
同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邻国，其非政府环保组织尽管不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活跃，但也一直处于政治变革的前沿。在推动环保事业前进的同时，这些非政府环保组织突出暴露政府体制的腐败以及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失信。20世纪70—80年代，在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环保分子和民运分子密切联系，策划鼓动更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在这些事例中，环境保护虽然不是直接导致政权变革的催化剂，却长期为社会活动扩大了政治空间。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欲望过度膨胀，不仅要求中国走绿色道路，而且要求进一步改革中国的体制。
因此，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开创环境保护的未来，中国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还要依靠地方政府，依靠广大民众以及国际社会；不仅要正确处理过去的环境遗产，还要对目前改革所带来的环保机遇和挑战做出审慎的反应。第八章勾勒了三幅前景，论述中国政府不同的选择将形成中国未来不同的环境政策，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