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毛泽东崇尚人定胜天，迫切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这使得他决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这个群众性的运动目的旨在加速中国的共产主义进程，在工业发展上赶英超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采取的环保措施很快便淹没在全国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浪潮之中，虽然开垦土地是为了种粮，但却对森林、湿地、湖泊和河流造成了破坏。
曲格平是“大跃进”20年后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第一任局长，他对这一时期的环境状况如此描述：
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的作用，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和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在“大炼钢铁”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指导下，小钢铁和其他“小土群”遍地开花。……在工业布局上，几乎冲破一切规章制度和禁忌，随心所欲，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
为了把粮食产量提高到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当时甚至发出了很多错误的指示。比如，要求人民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到处植树，“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推广种粮新法，包括密植、深耕、广施肥料、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甚至少种（但是多收）等。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人，贾斯柏·贝克（JasperBecker)描述了当时大量进行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Lysenko)伪科学的农业革新。有些错误简直难以置信。报纸刊登了孩子坐在麦田上的照片，以显示小麦长得稠密。后来的调查则证明那些照片不过是造的假，拍照时在孩子屁股底下塞了条凳子。
毛泽东还大幅度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包括大建水库、堤坝和灌溉工程：“中国的每个县都必须垒坝修渠，建一个水库……不到两三年，大多数县的大坝都坍塌了，三门峡黄河大坝建成后不久，库区就填满了淤泥，极大地损害了水库的功能。”
诸如此类的水利枢纽工程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建设过程中，为了使水库扩容，仅从一个县就迁走了30万人。
“大跃进”运动中另一个对环境带来巨大破坏的是大炼钢铁狂潮。为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产量，中国全民用土办法炼钢。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
贝克指出：“全中国人民，从西藏高原偏远地区的农民，到北京中南海的最高领导，都在1958年和1959年搭起了炼钢炉，用土方法大炼钢铁。每个人都有指标，要把自行车、钢轨、铁床架、门把手、铁锅、铁盆、铁篦子等金属东西上缴。为了烧钢炉，中国人大量砍伐树木。”
大炼钢铁的结果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环境污染急剧上升。北京从一个“连铅笔都不生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拥有“700家工厂、2000个炼钢炉”的城市
，这些工业设施把烟尘不断地排到北京的空气中。总体来说，在“大跃进”中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0000多个。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7万个猛增到1959年31万多个。”
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环境所受的影响。比如，有专家估计，毛泽东实施的土法炼钢政策消耗了中国10%的森林。
曲格平这样描述：
环境污染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烟雾弥漫、污水横流、渣滓遍地的局面。在“大办”的冲击下，对矿产资源滥挖滥采，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破坏了许多地方的地貌和景观。更为严重的是使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特别是森林资源锐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
由于看到“大跃进”带来的危害，中国领导人开始放慢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1966年，也就是“大跃进”政策仅仅调整甚至停止实施5年后，毛泽东又发动了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同样对国家和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要比“大跃进”严重得多，对环境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曲格平认为：“在工业、农业和城市等领域建立起来的极为有限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被否定，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无遏止地迅速蔓延开来，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中实施的一些政策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环境。工业生产一味强调数量，追求高产量，很少注意采用适用的技术，因此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浪费。由于不再执行劳动和环境法规，空气和水污染不断加剧，同时还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
“文化大革命”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忽视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人民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填湖造田，建成人造平原，种植粮食。中国北部的东北和新疆的造田运动由于不能“延长生长季节或投入巨额资金改良土壤”，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瓦茨拉夫·斯密尔详细阐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土地退化的情况：
非法砍伐森林一直是缺乏木材的中国的一个难题，“文革”期间，非法砍伐变得更加猖獗，农村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在大多数地区，毁林造田后不久，就会开始环境的恶性循环：新开垦的土地种几年粮食后，土壤里积累的有机物就会急剧减少，薄薄的土壤层迅速侵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然后为了多打粮食，再去毁林造更多的田。被抛弃的、荒芜的土地就会完全侵蚀，如果全部土壤侵蚀殆尽，基岩裸露，那么就可能带来环境不可修复的后果。
毛泽东还实行“三线”建设的政策，为了不受外国列强攻击，要求把生产从沿海地区搬到内地，把工厂建在“靠山、分散、进洞”的地方。
其结果是，这些工厂把有毒废气、废物排放到山里，污染了空气和水质。
不过就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中国知识青年——后来扩大到所有领域，包括环保领域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被打倒。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被发配到农村或工厂去劳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害致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约15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秩序极端混乱，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