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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很明显不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环保的主要责任由各省巡抚承担，而这些人根本不重视环境保护。比如，对于一个清朝的巡抚来说，最重要的两项职责是刑狱和税政，还负责人丁、治安、邮政、河道（比如地方农田灌溉用的水库、大坝以及道路等）、粮仓、赈灾、救济和祭祀等，祭祀包括祭土地爷、谷神、风神、云神、雷公、雨神、山神、河伯和农神等。最后，地方官员还负有劝课农桑、疏通河道、兴修堤坝等责任。
但是，对于这些职责，没有多少官员认真履行。清朝一道皇帝的上谕对此抱怨道：“至以爱养百姓为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如循吏所为者，盖不可得。”
邓海伦这样评述：“如果探讨怎样顺利地收取土地税同时又要顾及百姓利益，那么地方官员可以做得很细致，很认真，很详尽，很合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环境的考虑通常是很少的。”
不过，仍然有一些省份的官员真正关注环保问题。比如，17世纪末期，在河南做官、负责疏通河道的俞森，提出了大规模种树的建议，以解决明末战乱造成的一些环境破坏问题。他的建议有些没有可操作性，但还是明确地提出了柳树对于控制土壤侵蚀有一定作用：“豫土不坚，濒河善溃，若栽柳列树，根枝纠结，护堤牢固，何处可冲？”
俞森还从更高的哲学角度来分析人和自然的关系：
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人物粗猛。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人环秀饬。
有些官员还非常了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制定了区域性生态系统管理的总体规划。陈宏谋1737年任云南省布政使，他对植树造林、农作物多样化、土地所有制以及如何发酵牲畜粪便制造有机肥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很关注。
他在植树造林方面的报告充分显示出其对人类如何改变了环境的清醒认识。
在多山的云南，丘陵上遍布大片大片的原始竹林，草木葳蕤，薪柴充足。但由于盐厂需要木材，矿厂、铸币厂需要木炭，树木被日夜砍伐，结果山秃了，甚至能够一览无余地极目远望。木柴和木炭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以买到，到了最后连树根和树皮都被挖尽剥光了……一度丘陵起伏的云南也难以种植粮食，但并不是不能种树。而且既然这个省以前林木繁茂，竹林葱茏，只是现在才被砍伐殆尽，那么重新让山林披上绿装是完全可能的。
也在同一时期，陕西巡抚毕沅提出了平衡人口不断增长与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的措施，制定过一个“屯田移民”的综合计划，包括在全省范围内重新分配人口，扩大灌溉设施，组织发展畜牧业，主要是饲养骆驼、马、牛、羊等。
1778年和1779年期间，他把陕南山区的10万居民进行了重新安置。
当地居民对于经济盲目发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危害也并非熟视无睹，地方工业危害农业发展是清朝人普遍关心的事。据记载，农民强烈抗议环境污染。邓海伦转述过1737年发生的一件事，有108个当地居民向当地官员递交诉状，抗议苏州虎丘地区的印染作坊污染了他们的水源，毒死了他们的庄稼，污染了他们的饮用水，损害了他们风景优美的佛教胜地。后来，官府恩准，禁止该地区开设印染作坊。
在云南，有一个居民写信，详述采矿如何污染了水源和空气，使丘陵荒芜，从而影响了当地的农业收成。
尽管有这些零散的、个人的努力，到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面临着与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水运管理体制开始瓦解，部分原因是由于水利疏于兴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水利工程建设过度。18世纪，湖南中部由于人口增长的需要大肆围堤造田，阻塞了河道，切断了排水系统，导致了这一农业富庶地区洪涝灾害连连不断。长江沿岸，由于官府和地方乡绅的利益冲突，江堤常年失修。其他地方的水运管理体制也由于类似的利益冲突和水利设施老化而受到严重破坏。尽管清朝初期通过采取良种良法成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到了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农田的亩产量开始停滞，落后于人口增长。
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公共设施投入不足、腐败、暴乱、抗税、边疆少数民族造反以及西方施压等问题，这些问题和人口增长交织在一起，变得愈发严重。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但是并没有缓解大多数中国人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很多人的生活处于赤贫状态，到处有饥馑、流民、失业、贫困以及土地掠夺。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在城市沿街乞讨；父母无奈卖儿鬻女。
当时的海关官员对中国的迅速瓦解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中国“法律秩序崩溃，交通、市场瘫痪，洪涝、干旱失控”。
国民政府也不是完全忽视履行发展经济的传统责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很多大城市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国民政府还实施了一些水利灌溉和洪涝防治工程，加强农业研究，解决了农民面临的一些环境和农业问题。但是，由于“官僚作风”，这些努力多数无疾而终，只有少数“取得了一点进展”。
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征兵、提供军需和土地征用，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是，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1911—1949），无休止的战争，不管是国内军阀混战，还是抵御外寇日本，都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到了19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