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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不停地扩大人口，这成为人类给自然环境造成压力的第三个因素。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把人口众多作为国家强盛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多既可增加税源，又可以壮大军队。商鞅是促进秦朝发展的政治家，他认为大量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是统治者最大的财富。唐朝的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同样，南宋的叶适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明朝的邱浚这样论述：“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由此看出，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遇到人口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伊懋可把人口问题追溯到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年）
，邓海伦（Helen Dunstan)甚至认为至少可追溯到隋朝（589—618年）。
邓海伦说：“儒家的人文思想倡导人类的繁衍生息，如果一个地区‘人口众多、人丁兴旺’，那么就标志着这个地区富有活力。”
比如，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中国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挑战鼓励人口繁衍的传统观点。比如，管仲认为人口增长要受土地和人口构成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太多或太少都会带来效率低下和潜在的食物短缺。他说：“善者心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就第二个因素来说，都城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均衡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都城人口太多，那么“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同样，如果军队太庞大，那么就会“‘地博而国贫’，长此以往，早晚会变成‘国为丘墟’”。
明朝是人口快速增长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人口从1403年的大约6600万增长到17世纪中叶的一个亿。史书记载，随着农民“抛荒”并不断开发新的林区，森林大面积缩小，土地大面积开垦，土壤严重侵蚀，洪涝不断发生。
其结果是，为了找活干，“流动”的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向沿海城市地区流动。
到了18世纪中期，中国的官员清楚地看到人口增长和粮价提高之间的关系，开始真正认识到供养庞大人口的困难。
但是，直到又过了一个世纪，清朝学者汪士铎才提出一套措施，遏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他甚至建议采取严刑酷法，比如男人25岁以下婚娶、女人20岁以下婚嫁，就要判处死刑；比如对溺婴和流产者，给予税赋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