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都正确地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然的力量，希望人们过上富足、繁荣的生活。但是遍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儒家相信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家和官员尽管为保护环境做出了努力，但在战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面前，环境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因此周而复始的社会变迁，包括战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
，使森林减少、土地沙化、土壤侵蚀、洪水泛滥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事实上，环境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Elvin)对中国人与环境之间是否有过和谐表示怀疑：“中国某些经典著作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的环保智慧，既普通又可能被人误解：中国先哲关于开发资源的限制可能本不是古代社会和谐的表征，而是对一个虽处萌芽状态但已经露出端倪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理性反应。”
早在夏
、商（公元前1766？—前1122？）、周时期，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已经很明显：“由于完全依赖土地，人们为了获得最大产量，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
中国的初民不断寻找、耕种土质好的土地，因此“土地抛荒”问题变得十分严重。
伊懋可认为，在中国，国家和个人对权力的追逐把自然环境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工具，比如肆意砍伐森林是为了获得木炭，疯狂开发矿山、草原是为了寻找矿石，建造长矛、大炮和盔甲。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直到晚近，中国人对权力的追逐，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上，主要是基于无休止的土地改良。为了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开发水利技术，修建灌溉工程，控制洪涝干旱，修建海堤，从而确保在气候反常的季节和年份，能够保持生产的稳定……这种权力追求的一个后果是对环境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在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的逐利行为，即便是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即便是普遍认识到逐利对环境的破坏效应，对环境的“剥削”仍然难以抑制。
这种情况在持续了248年的战国时代非常明显，战国时代，仅有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590次。
《春秋》里面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在灾荒时代，交战双方掠夺对方的粮草，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
《春秋》里面还揭示，齐国宰相管仲说服诸侯国不要兴建对其他国家有害的水利工程，不要在饥馑之年禁运粮食。但是在大约350年以后，当孟子向统治者推荐《葵丘盟约》时，发现如此英明的劝告也被嗤之以鼻了。
由于不断寻找新的肥沃土地，不同诸侯国之间竞争加剧，冲突加深。正如黄仁宇所讲述的：“魏国地处黄河两岸。有一次，可能是在公元前320年，魏王告诉亚圣（孟子），如果碰到严重灾年，他就把百姓大规模地迁到河的另一边。这个时候，鲁国的疆域扩大了5倍，邻国齐国的面积增加了10倍。”
即便是战争之后对权力的巩固，也常常造成对环境的破坏。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仍称其不世之功。秦始皇和他的臣子还兴建了很多重要的灌溉工程，修建运河，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中央集权统治。
但是国家建设不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当时的人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曲格平和李金昌有详细的描述：
秦的统一是以武力对六国的征服为前提的。……自秦孝公至始皇十三年，破六国兵，斩首达一百数十万，大屠城十三次，……此外，死于饥馑和战乱的穷苦百姓的数量恐怕比战场上的死亡者还要多。……秦始皇统一后，并没有让百姓喘息一下，就大兴土木，开始了大规模的非生产性活动。修长城御匈奴去四十万，戎五岭、平百越去五十万，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去七十万，而且最后的筑墓人都成了永久的殉葬者。最终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后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历史确实做出了大的贡献，但是秦的统治者横征暴敛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却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肯定地讲，秦代的人口比统一前有减无增，必在2000万以下。……从环境的角度讲，大规模地兴建土木，势必进行大规模的砍伐和破坏。唐代杜牧的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中，不仅有“六王毕，四海一”的赞誉，也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叹息。
因此，如果战争是环境退化的一个因素，那么战后的动荡和经济发展就是环境退化的另一个因素。
汉朝（公元前202至公元220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繁荣对环境退化所造成的影响。
人口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由于耕地不足，官员把百姓迁到偏远地区开垦荒地，开垦了2000万英亩农田。
地方志记载了当时环境逐渐退化的过程。比如，在汉朝，位于长江下游的嘉兴，先是生活环境优美，物产富足，穷人即便是没有隔夜粮也能度日。但是到了汉朝后期，该地区“经济衰退、环境退化、社会动荡”。
随着中国经济在唐（618—906年）、宋（960—1279年）和元（1276—1367年）三个朝代的繁荣，大量人口南迁，造成了森林减少和土壤侵蚀。
即便如此，人们的生活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曲格平和李金昌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战争后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区域，竟闹到“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游鬼哭”的地步，耕地荒芜，水利失修，人口大量死亡和南移，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渐趋衰落。
……盛唐时，为了养活全国5300多万人口，原有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仅新垦土地即达620万顷。……这种对“高山绝壑”的开垦，不能不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重，沟壑增多且延长加宽，导致黄河又一次进入频繁泛滥时期。仅宋朝300多年间，黄河就决口50多次，给人民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
在明清时期，森林减少、洪水泛滥、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都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加剧：
这个时期环境恶化的主要标志，首先是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数量急剧减少。……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土地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相继进入秦岭北坡的深山老林垦荒，多至“结棚满山梁”。……由于新开的耕地十分肥沃，无需施肥，就可“种一收百”。过几年贫瘠后，再砍森林，另辟新地。这样，年复一年，终于使秦岭北坡老林几乎荡然无存。……环境恶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个时期的水土流失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这是流域森林破坏的直接后果。水土流失的严重恶果表现为黄河含沙量增高，决徙增多。在明朝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黄河决口127次，约两年多一次；在清朝200多年中，黄河决口增至180多次，差不多一年一次。……另外，汉、唐盛世时在西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垦区和古城，在明清时期基本上全被流沙侵吞。……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随着植被的破坏，不断扩展。而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则是清代垦殖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的。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初期开始，中国专门修建了园林和公园，主要用作观光和娱乐，这种做法有助于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然而，从总体上说，清朝经济的发展给环境带来了灾难。清朝时期，人口大量增长，土地过度开垦，草场过度放牧，鱼类过度捕捞，森林过度砍伐。所有这一切都对林业、农业和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正如伊懋可详细描述的，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成为一个被“资源枯竭”困扰的国家，“特别是林业和矿产资源枯竭，水资源缺乏，土壤侵蚀，土地由于粗放开发而盐碱化严重”。
那个时候，“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木材都有着极大的需求……经济发展加速了林业资源的消耗，资源消耗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资源再生的速度，不论是通过林业自身再生，还是通过植树造林，都不能弥补林业资源的消耗。”
自然灾害接踵而来。1876年，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干旱，造成1300万人死亡。10年后，黄河决堤，200多万人因此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