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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每一个哲学流派都试图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建构社会关系，这和西周早期的社会实践有关。西周建立了人与宇宙关系的基本原则，后世大哲学家和政治家以此为基础并加以发展。周朝人认为宇宙由全能的“天”主宰，“天”在世上选一个人，也就是周王，成为天子，来负责管理“普天之下”。中国社会在这个统治者的治理下实现统一，他的任务就是在贤能的人辅佐下治理国家，为他的臣民带来和平与秩序。
在东周春秋时期，天子尊重环境：“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孔子关于社会组织的观点主要强调道德、礼节和社会和谐。
孔子认为不仅人有道德，宇宙也有道德。他做这样的联想：宇宙和人都是由非人力所能支配的、强大的“天”统治着，天意让人快乐，并与宇宙和谐（道）
；“人对宇宙和谐所做的贡献就是过一种富有伦理和道德的生活。”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五常”，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只要君、父、夫等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就能达到和谐、自由，远离冲突。
通过成为道德楷模，统治者就会建立秩序，整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榜样而不是法律来运行。
自然的位置在长幼尊卑的秩序中体现出来。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孟子和子思发展了人和自然不可分割（天人合一）的观点，仍然认为天包括天道、鬼神和自然，是高于人的，只有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才能理解自然之道。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不过，他认为人和自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其客观法则：“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同时，他认为人有能力应对自然的挑战，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自然。
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应时而使之”的思想
，相信只要尊重自然规律，人一定能超越自然，开发自然，受惠于自然。
在秦（公元前221—前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时期，哲学家继续他们对神、自然、人之间关系的阐释。
秦朝时期，秦始皇的宰相吕不韦组织门下的学者和哲学家，编纂了《吕氏春秋》
，把天子
看作是神、人、自然这三个世界的沟通者。
自然拥有神的能力，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作为人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天子负责管理每一个人的行为，保证其都是恰当的，并且和神、自然两个世界的秩序是和谐的。
天子要认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比如，有这样一个传说：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年？）时期，“汤之时，大旱七年，剪发断爪，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何不雨至斯极也？’言未已，大雨。”
然而，学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抽象的哲学理想。比如，孟子有一次答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世界是由天、地、人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天“拥有意志，具有创造力量”；地“把天所创造的呈现出来，生长万物，哺育众生”；人则处于天地之间。
地在满足人的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了实现地的潜能，人要投入辛苦和才智，这样才能创造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创建令蛮夷敬畏的物质文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体现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论述道：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把土地以及维护土地生产的农业体系看作“命根子”，看作所有价值和所有美德的源泉。帝国王朝将主要的精力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管理土地，农业是国家和社会的命脉，其支柱作用比古埃及以后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大。皇帝每年最重要的活动是到设于都城的天坛去祭天，在那里，他扶犁稼穑，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极其尊重甚至敬畏自然秩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远胜于对人类自身的敬畏。需要指出的是，这往往带有某种说教的口吻：人要敬畏自然，就像敬畏上级和长辈一样，尤其是他的父母和顶头上司。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态度是顺从、孝顺。怀疑或者毁坏自然就是与宏大的自然秩序相悖离，有时被称为有违“天意”，因此会对中国传统中重要的等级社会秩序带来潜在的危害。
与高度秩序化、基于伦理道德的儒家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道家的信条是“顺其自然，回归自我，及时行乐”。
贺凯这样评述：
道家思想充满诗意，神秘玄奥，但决不是毫无理性地宣扬个人主义、遁世主义，而是倡导与自然（道）同生……自然是超越一切的、非个性化的、超越目的的宇宙，一切都在其中，各有其位，各司其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用自然中所不存在的标准，比如善恶标准去解释、分类和评价，只能引起曲解和误识。
道家崇尚简朴的生活，认为人应该尽可能地与自然亲近，国家不要对自然进行干预或管理。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统治者，那么他应该使人“愚”、“寡”，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黄仁宇（RayHuang)也指出，道家“认同宇宙统一，希望回归原始古朴，这种思想由于道家反对限制自由而得到进一步强化，道家反对限制自由一是通过游说劝说，二是通过倡导和谐。因此，道家受到泛神论、浪漫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欢迎。然而，这些思想并不能给当今的政治混乱提供立竿见影的药方，只能使智者遁世”
。这样一种哲学可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后来的新儒家学者如张载（1020—1077年）和王夫之把儒家的秩序和道德同道家的自然“归一”观点融为一体。道家坚持：“天为父，地为母，卑微如我者居其中。故而我身盈宇宙，我性观宇宙，人皆我兄妹，物皆我同伴。”
对于新儒学来说，人是与“石头、树木、牲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宇宙同为一体的”。
魏乐博（RobertWeller)和包弼德（PeterBol)认为：
新儒学继续把思想建立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上，认为“天地”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有机体，这与宇宙共振理论所倡导的学说极为一致。同时……自然界实际上被喻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应该师法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也要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种思想并不是让学者去真正研究自然的秩序，也不是以生物学为中心的观点来观察世界。
尽管现代的新儒学家试图解释阐明其知识遗产中含有的环境精神，但是从我们今天对环境的理解来看，他们的前辈先贤并不是环境主义者（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人）。
新儒学家更注重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并提出，人“作为最高等的生物”，“生来就具有认识世界、建构思想、付诸行动的能力，一旦这一切都实现了，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
法家提出了第三个、也是与上述两个哲学流派明显不同的规范人际关系的观点。法家思想最早发端于公元前7世纪，其后不断发展完善。法家思想“最后的集大成者”及付诸实践者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去世）。
从某些方面说，法家的思想植根于中国当时的自然环境，认为随着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食物和其他用品将变得匮乏，因此应该实行严厉的控制，制订严格的法规。法家思想家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国家的统一利益，法律应该条文清楚，内容详尽，对人的行为应该有奖惩措施。
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秦朝建立了任人唯贤的政治体制。
然而，秦朝灭亡后，法家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的一些思想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适应儒家观念的要求，比如，曾经绝对的法律法规变得相对了、有条件了。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方方面面，包括背景、动机、危害程度等等，“对法律条文的执行变得不再重要了”。
因此，要惩罚一个污染附近农民水源的当地印染厂，就要考虑印染厂雇用了多少工人，惩罚印染厂会对工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公元2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使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佛教认为人和其他众生是平等的，倡导尊重自然。
生死轮回，人就像动物和虫子一样要回归大地。因此，佛教徒不杀生，吃素食，而且还保护他们生活居住的山林环境。根据一个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今）中国三分之一的风景名山都有佛寺，佛寺古树环绕，环境优美”，这一事实反映出佛教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