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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然：它们（青蛙）如婴儿叫。
促使晚明的慈善组织形成的因素除了贫困和缺乏外，还有压力。让我们来看看1580年代（在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善会出现以前）受过知识精英们记录的那些事情吧：当看到屠夫手下待宰的一口猪或是市场上待售的鸡时，他们急忙将这些不幸的动物买下来放生。他们关心的不仅是在犁地时十分有用的牛，也关心飞鸟、游鱼、乌龟和小昆虫，不仅关心用于烹饪的肥美动物，也关心令人厌恶的苍蝇和毒蝎。在这慈善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五个人——他们组织或参与了善会，向穷人们分发食物和药品并且发起其他慈善活动——自己或是参与放生，或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而反对杀生。这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杨东明、高攀龙和祁彪佳），既为放生动物捐助，也捐钱帮助他人。其他的两个人（陈龙正和陆世仪）则坦率地表示反对花钱救动物。然而，在对两种活动的比较中，在关于善会比放生社更优越（因为人比其他动物更重要）的争论中，就算是那些反对救助动物的人也承认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比性。
支持者也好，反对者也好，放生动物这一行为已经成为了一个通常的参考，并且提供了他们在帮助穷人的讨论过程中用到的许多词汇：对身边生物的同情，生命的重要性，强大个体对贫困、弱小个体的责任。放生动物与帮助人类是可以类比的，这也是几本晚明的善书中所隐含的观点。这些书将两者都归于“善行”的标题之下。因此，正是伴随着放生动物的行为，晚明的慈善事业开始出现了。
中文“放生”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释放生命”，但由于它特指使被关着的动物重获自由或是令它们避免死亡，所以我将它翻译成“释放”、“解放”或者“拯救”动物。
放生这个词有着古老的起源，它通常可以追溯到5世纪，出现在《梵网经》
中；也可以在现代找到它的踪迹，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和纽约
，这个词还在被使用。在知道了这个词源于一本佛经并至少流传了1500年之后，这显示出佛教信仰的力量和持久力，而且使得我们认为存在一些经久而本质不变的东西。但是，在这持久的外表下，“放生”这个词时而会获得新的背景，引发新的联系，因此，它的意义是持续变化的。根据存留下来的记述，就晚明以前的时期来说，放生的倡议通常来自上层——僧侣、统治者，有时会来自想要扩大统治者利益的官员。放生这个观念激励了6世纪梁朝的统治者梁武帝，他向祖先供奉面食而非肉食；也使得智顗和尚留出61个池塘作为游鱼的避难所。这为唐代的唐肃宗在安史之乱的破坏后重获民众的好感提供了一条途径：“在帝国中传播善良和……信任的感情”。他在81个地点设有放生池。放生这个想法也促使宋朝官员向皇帝提议，每年四月初八在西湖边举行民众集会，以放生鱼鸟的方式，来为皇帝祈福。
换句话说，在明代以前，那些为了子孙后代的放生行为采取的是大规模的公共的姿态。
如果说在帝制时代中期，学者型的精英们确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释放动物——就像偶尔在白居易、苏轼或其他人的随笔和诗歌中暗示的那样——他们只是暂时或凑巧那么做，没有留下太多评论。
除了苏轼可能是个例外——据说他在担任杭州通判时
，建立了一个放生动物的集会——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个主题是次要的，可能个人的孝道问题比平常的社会活动更值得记录。
对动物的关心在晚期社会中决不是普遍的，和对动物的同情并存的是无数铁石心肠的例子：年轻人以血腥的斗鸡为乐
；有钱的家庭尽情享用精心烹制的鸟类；屠夫尽管由于他们血腥的交易而被轻视，但仍然吸引大量顾客。对动物的残忍行为经常被宽恕或忽略，尽管如此，对于放生动物的关注也应该在文人的作品中被提及，而且，也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至少标志着一些社会成员情感的改变。
或许应该根据一种源于以下情况的社会动荡来解释这种新情感的出现：扩张的经济使得商人有时能运用与拥有土地的功名士大夫一样的经济权利；文化的传播令受教育人数大大增加从而造成官场中职位的不足；商业渗透到了乡村地区，形成了一些小型商业市场；家族的命运经常发生迅速而且无法解释的改变。另外，王阳明的学说——知识的权威在于个人，知行应该做到合一——使个人能自由自在地进行精神上的追求，使激进分子的进取心能不受拘束。
这种单一因果论的解释，尽管在修辞学上是强有力的，却无法正确对待放生这种象征性行为的复杂性。比起经济、社会或精神上明显而具体的变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人们对放生的专注更表明了，士大夫们想要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操控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正如接下来马上要提到的善会一样，放生动物是十分常见的公众行为，不管贫富贵贱都参与其中。
这一章的焦点在晚明，但我有时也会引用一些在清初出生的或是经历了两个朝代的作者的话。为了方便起见，在涉及一些作者时，我偶尔会使用“明清”这个词。当然，他们大多数是晚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