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如果说完成这部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那么是因为慈善这个主题诱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不断地深入到晚明慈善者们的文字和世界中去，从杨东明和高攀龙崇高的道德声明，到祁彪佳描述的有关药局和乡村粥厂的引人入胜的具体活动细节。夫马进和梁其姿两位学者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友好的支持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研究，这两位历史学家，尽管和我差不多同时开始了有关慈善的研究，但先我分别以日文和中文出版了他们的成果。我不但利用了他们有关明清慈善事业的著作，也得益于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文献。作为研究中国荒政的先驱，魏丕信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细致地阅读了第六章并且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并作了一些顾全我颜面的纠正，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有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裘开明任馆长期间。不经意间想起他友好地允许我将明代善本带回家中，我十分感激，正是和这些善本的亲密接触，可能才促成了我对明代历史的着迷。哈佛燕京图书馆一直是一处极好的资源，不仅仅是由于它宏大的藏书量，在郑炯明先生专业的管理下，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数目，也是因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本身就是专注的学者。所有的职员都大有裨益，但我在这里必须单独提一下善本书的管理者们，沈律，他亲切地帮助我解释了许多有关中文文献的问题；埃伦·麦吉尔，指导我使用不断扩大的电子资源；还有霍斯特·休伯，和我分享了他熟悉的最近欧洲有关中国的出版物的情况。

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收集的明代作品也使我获益良多，特别是研究明代的学者，公共服务部的马丁·哈吉拉对我的帮助。

不少朋友对于本研究给予了极其慷慨的研究资料，并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特别感谢约翰·齐美尔，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古代名人编辑。感谢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穆日可·乐克思·鲍曼为本书绘制的两幅地图。不少同事和朋友相当慷慨地回应了我对资料的请求，有的还对有难度的篇章进行整理与归类。我还应特别感谢詹姆斯·卡希尔、卡特·卡利特斯、特摩斯·卡隆、派特克·哈曼、李海红、莉莉安·M.李、纳汉·斯温、莉安·斯特温、布斯·特色、涂文明、理查德·冯·格拉汉、安·瓦尔特、于春芳和朱迪·泽林，福迪科·E沃克曼、福迪科·马特这两位对本书的前几章作出评论，这里一并致谢。

本书部分内容源自别处首次出版的资料。感谢亚洲研究协会允许我使用下列资料：《晚明和清初的慈善重塑》（《亚洲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第309—337页）、《祁彪佳社交圈中的园林：晚明江南的财富与价值》（《亚洲研究集刊》1992年第1期，第55—81页）、《明代中国的放生社：佛教徒的灵感与士人想象》（《亚洲研究集刊》1999年第1期，第51—84页）。感谢孔立科力克·贝瑞尔·N.V允许我使用下列材料：《山阴地区药局的开与闭：关于晚明中国慈善协会、组织与创办的思考》（《东方经济社会史集刊》1995年秋季第3期，第371—392页）、《晚明和清初文献中的社会等级与商人博爱》（《东方经济社会史集刊》1998年第3期，第417—451页）。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下列材料：《从1640年代赈灾案例看中国慈善》，载于《世界慈善传统》，题名作者是沃仁·依切曼、斯坦利·卡特斯与爱德华·柯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