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致谢

如果说完成这部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那么是因为慈善这个主题诱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不断地深入到晚明慈善者们的文字和世界中去，从杨东明和高攀龙崇高的道德声明，到祁彪佳描述的有关药局和乡村粥厂的引人入胜的具体活动细节。夫马进和梁其姿两位学者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友好的支持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研究，这两位历史学家，尽管和我差不多同时开始了有关慈善的研究，但先我分别以日文和中文出版了他们的成果。我不但利用了他们有关明清慈善事业的著作，也得益于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文献。作为研究中国荒政的先驱，魏丕信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细致地阅读了第六章并且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并作了一些顾全我颜面的纠正，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有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裘开明任馆长期间。不经意间想起他友好地允许我将明代善本带回家中，我十分感激，正是和这些善本的亲密接触，可能才促成了我对明代历史的着迷。哈佛燕京图书馆一直是一处极好的资源，不仅仅是由于它宏大的藏书量，在郑炯明先生专业的管理下，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数目，也是因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本身就是专注的学者。所有的职员都大有裨益，但我在这里必须单独提一下善本书的管理者们，沈律，他亲切地帮助我解释了许多有关中文文献的问题；埃伦·麦吉尔，指导我使用不断扩大的电子资源；还有霍斯特·休伯，和我分享了他熟悉的最近欧洲有关中国的出版物的情况。

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收集的明代作品也使我获益良多，特别是研究明代的学者，公共服务部的马丁·哈吉拉对我的帮助。

不少朋友对于本研究给予了极其慷慨的研究资料，并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特别感谢约翰·齐美尔，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古代名人编辑。感谢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穆日可·乐克思·鲍曼为本书绘制的两幅地图。不少同事和朋友相当慷慨地回应了我对资料的请求，有的还对有难度的篇章进行整理与归类。我还应特别感谢詹姆斯·卡希尔、卡特·卡利特斯、特摩斯·卡隆、派特克·哈曼、李海红、莉莉安·M.李、纳汉·斯温、莉安·斯特温、布斯·特色、涂文明、理查德·冯·格拉汉、安·瓦尔特、于春芳和朱迪·泽林，福迪科·E沃克曼、福迪科·马特这两位对本书的前几章作出评论，这里一并致谢。

本书部分内容源自别处首次出版的资料。感谢亚洲研究协会允许我使用下列资料：《晚明和清初的慈善重塑》（《亚洲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第309—337页）、《祁彪佳社交圈中的园林：晚明江南的财富与价值》（《亚洲研究集刊》1992年第1期，第55—81页）、《明代中国的放生社：佛教徒的灵感与士人想象》（《亚洲研究集刊》1999年第1期，第51—84页）。感谢孔立科力克·贝瑞尔·N.V允许我使用下列材料：《山阴地区药局的开与闭：关于晚明中国慈善协会、组织与创办的思考》（《东方经济社会史集刊》1995年秋季第3期，第371—392页）、《晚明和清初文献中的社会等级与商人博爱》（《东方经济社会史集刊》1998年第3期，第417—451页）。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下列材料：《从1640年代赈灾案例看中国慈善》，载于《世界慈善传统》，题名作者是沃仁·依切曼、斯坦利·卡特斯与爱德华·柯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