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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年，也就是高攀龙成立善会的那一年，恰恰是朝廷中的“坏分子”对高本人以及他正直同事的攻击明朗化的一年。在朝廷中，特别是和残忍的太监魏忠贤手下的人树敌，可能促使高支持善会。
他可能希望，通过加强在家乡的慈善活动，或许可以弥补四方的诋毁者们对他名誉的破坏；或者，通过善会来提高家乡的道德水平，他最终可能使朝廷中当权的坏人转变。至少，在家乡行善的微小努力，可以抵消一些政府高层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混乱影响。
积极参加高的善会活动的还有另外四个东林书院的成员。
在他们其中一个人（刘元珍）的墓志铭中，高偶然提到了，当钱一本在武进（毗陵）建立起善会的时候，东林书院的成员帮助他劝说人们行善，从而引起了一百位好义的居民的回应；受惠者是穷人中忠诚、孝顺、贞洁、正直的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东林书院的成员都是善会的支持者。正如高说的那样，一些东林人士并不参与，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像是“画蛇添足”。
官场中残酷的党派之争以及朝廷对地方状况的疏忽，在以前的许多时期就使人感到不安，但并没有因此就产生善会。政府的运作失灵周期性地促使地方精英采取行动，但是，对于每一个时代，他们回应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晚明来说，新的因素是，繁荣、商业以及文化的传播为新类型的组织的出现开创了机会，特别是在高攀龙和他之后的善会发起者们居住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中心。
高攀龙善会的持久影响以及支持行善的作品的留存是由于他的道德权威，这通过一个异常有胆量的行动被证明是真实的。在高听说六个志趣相投的人在一场政治清洗中被折磨至死并且他自己也将被逮捕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以避免落入邪恶势力的手中——这又一次将他和那些普通的文人区别开。他已经在遗产的继承中放弃了属于他的那一份，现在，高攀龙牺牲了他的生命。高的殉难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地位，使他拥有了持久的名望。高的学生和仰慕者陈龙正，在1632年编辑、评论并出版了高的作品。
当时一位杰出的由官员转做教师的人，刘宗周，赞美高已经“与道偕行”。
刘宗周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因此高攀龙的美名就传开了。
高攀龙的自杀，无疑是对他正直的证明，改变了成立善会的境况——那时私人团体的成立遭到一些官员广泛的怀疑。在陈龙正考取进士（1634）的两年前，以及他得到第一个任命（1637）的三年前，作为一个拥有中间层次的举人头衔的拥有者，能够在他的家乡，属于繁荣的江南地区的浙江嘉善成立一个善会。当召开第一次善会会议的时候，他不像他的前辈杨东明、陈幼学和高攀龙那样，陈龙正没有高级的进士头衔，也没有回到家乡的前官员的地位。然而，在没有向嘉善的官员申请批准的情况下，陈足以要求他社区的成员进行合作。
让陈龙正跻身善会领导地位的不是年少有成的学业或是杰出的成就，而是来自于父亲的强烈影响以及值得注意的慈善家族传统。如陈所说，他的学业进展得十分缓慢。十一二岁时，他偏爱道教和佛教，经常表现出想要掌握长生之术的渴望，有时候他希望出家。他的父亲，陈于王，那时候正在南直隶的句容为官，风闻了此事从而变得特别生气。然而他并没有训斥儿子，而是斥责自己，承认“吾为人无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儿，可奈何？”接着，他进一步反省：“儿为先言，不疑避诣书耳。”这位父亲叹息说。
父亲的反应警醒了陈龙正，他不敢再提及离经叛道的倾向。十四岁的时候，他开始认真地学习。在他二十六岁和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开始对“经济之学”感兴趣，但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未有与得。”在三十岁之后，他父亲在1615年去世，这一年，他拼命地责怪自己以前忽视了学业。在走上漫长而无常的道路之后，他终于在1634年通过了会试，这个时候他已经49岁了。
尽管在为出仕的学习上进展缓慢，但陈龙正在实际行政方面从他父亲那里吸取了很多智慧。他父亲在1615年去世的时候，已经做到福建按察使。根据陈龙正在父亲去世后收集的一些他撰写、记录的指示来看，陈的父亲是一位严格而善良的官员。这些记录显示了陈于王抑制地方豪强，建立粮仓以及在其他方面改善地方条件。其中有两份记录特别表明了陈于王在严格和慈悲之间的平衡。一份讲述了他宽大地对待政府资助的养济院中的人：每当向这些人分发食品、木柴和衣物的时候，他会说：“此辈而犹有人织渔其间，或后期致困，人即无可奈何，而天亦戮之矣。”陈龙正评论说：“精感公之人情，而畏公豪明。”
在第二份材料里，陈讲述了父亲对于囚犯的处理：“狴犴之设，以惩奸宄。公外严内憨，心颇矜之，时加存恤。疾则召医珍视，冬月特设严匣，援以衣絮。仁心盎然，滥于法外。”
陈龙正满怀钦佩地记述了他父亲在行政中取得的成绩。1607年，暴雨破坏了湖广行省的收成，陈的父亲，那时候正在那里担任按察副使，发放了1000两白银来缓解饥荒，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在句容当官的时候，他改良了劳役制度，因为对劳役的大量需求使得当地居民破产。对于一些任务，他使用办事员而非被征召的劳役，而且他完全解除了劳役的其他责任，这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派人整修堤坝并且发起了一项稳定谷价的计划。通过得力和慈善的行政，陈于王完全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在他离任的那一天，他们试图留住他，说，“千秋万岁（授），何时复见吾公？”
尽管陈龙正对于他父亲赞美性的记录模仿了许多写给其他值得尊重的官员的颂词，因此显得有些陈词滥调，但我们对此却应该认真对待。毕竟，这些陈腔滥调是一个社会所关注的事务的结晶（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成为陈腔滥调），这里则指的是对于慈善和睿智的施政的尊敬。而且，作者们能理解，如果这样的赞美被毫无根据地、鲁莽地使用，则会毁掉他们作品的可信度。就像陈龙正在“家载”的前言中宣称的那样：“亲之所无，不敢饰也；其所有，不敢忘也。”
为了证实句容的百姓对他的父亲怀有深厚的感情，陈提供了一些确实的事实，因为在读者眼中，总体上的失实陈述会使得整份记录变得不可信：当地人对于他父亲离开句容感到不安，他们随后建造了一个祠堂来纪念他的父亲，而且当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哭泣了。
有关陈龙正父亲的记载提高了已经赢得了人们好感的家族的声望。陈龙正肯定知道，他的祖父由于在食物短缺时借贷谷物给人们而不强制他们归还从而在地方志中获得了称赞。就像陈龙正的儿子们后来描述的那样，大家广泛地相信这种慷慨是陈氏后代繁荣的原因。
过去行为所赢得的良好声望，逐渐积累的家学，让陈家的后人们充满了自豪，也确定了一个他们的后代需要维持的标准，让陈家的后人负有一种维持家族传统的慈善的责任感。
陈龙正的教养是由他父亲所表现出的原则所塑造的：一方面，他在学业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寻找他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他接触了——而且最终将之内在化——他父亲和祖父所树立的良好榜样。在一段时期的迷失之后，其间他也吸收了其他的影响，他最终回到了父亲所树立的标准上：1634年，他通过了会试，由此满足了父亲的期望，龙正哭了，为父亲没有活着看到他成功而感到遗憾。
陈龙正对于行善的投入也受到了袁黄的观点的影响，袁黄的祖先本来也是嘉善人，但后来流亡在外。1585年，袁黄和陈的父亲陈于王一起通过了科举考试。
当陈龙正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袁就预见了他的成功。“公二子皆贤，”他对于王说，“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这真是让人高兴的赞扬。这样的看法怎么可能不使得陈龙正在审视袁黄的观点时为他加上一种特殊的权威呢？
袁黄在巨大的不利条件下考取了进士。他之前的三代人都被禁止做官，因为他的高祖和一场政治阴谋有牵连。到了袁黄这一代，禁令已经被解除了，然而那个时候，通过从医谋生的家族传统占了上风——从这个传统中脱离出来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个算命先生预言说袁黄的选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他会通过考试，但却无法得到很高的学位；他将不会有孩子；而且他会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死去。从一个禅宗的和尚那里，袁黄得知存在另一种可能：通过记录他的美德和缺点，他能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立命”。袁黄选择追求第二个策略，通过积累德行，他最终获得了进士头衔，有一个儿子，并且活到了73岁。
他的展望得到了这样的警告，他想要改变的愿望，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决定他的命运这句话传播开来。他的话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流动不稳定的时代很合适，依据道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积累起了大量财富而有些人落入贫困之中。袁黄的教诲在本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慈善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这个想法显然也被陈龙正的父亲所接受：当陈龙正疏于学业，更糟糕的是表达了对于出家的兴趣的时候，他的父亲责怪的不是儿子，而是他自己缺乏美德以及作为一个官员的过失。
为了支持他的善会，陈龙正将城里的一个以特别慷慨著称的叫丁宾的人也吸收入会。在他年轻的时候，陈就见过丁，他是陈龙正舅舅丁铉的叔叔
，陈十五岁时，和丁氏家族的一位女性订了婚。在那种情况下，他观察到丁宾来自“吾邑甲族”。
在1571年获得进士头衔之后，丁宾做了知县（在句容，陈的父亲之后也在那里任职），但由于不服从有主见的、严厉的首辅张居正而被免职，那时候张居正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
最终，丁复职了，接着，体面且成功地在南京任职了三十年。他于1631年去世，享年九十岁。根据当时的看法，他的长寿表明他有杰出的德行。
丁宾的良好品质在嘉善的地方志中得到了称赞，其中包含了另一位嘉善人钱士升所写的对丁宾的记载。
尽管意识到丁在官场任职60年，钱还是表达了避免重复之前已经被记录过的信息；他转而集中记载丁在家乡的善行。
“万历戊子己丑间，旱潦洊剧，米价翔涌，民间搏麦屑榆以食，道殣泽量。公发先世藏粟，悉以赈之。于是四境远近之民扶老携幼，环集公所者，绵亘数里。公计口有籍，部署有法，躬亲噢咻，不间寒暑，所全活无算。戊申甲子再祲，公赈如初。概其生平，凡四赈，不惜回家鸠民，而邑中帖然，无抑价劝分之扰，则是公有造于桑梓也。”
钱士升在记载中进一步讲述了1608年和1624年食物短缺给嘉善地区带来了痛苦。就像之前一样，丁宾提供了救济。他一生中共四次提供救济，没有一次为家财损耗而吝惜。人们处于平静状态，而且城市中的人并不担忧谷价可能被人为降低（从而使得穷人们能买得起但却使得库存贬值），也不担心会被强迫进行捐献。为了当地的利益，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钱总结道，他随后又继续阐述丁对于社区的其他贡献：丁宾带头捐出盈余的俸禄来修葺城墙和抵抗倭寇；他去乡村问候那些生病的、痛苦的或者缺少朋友和亲人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帮助他们，他准备将他们在救济院中登记。他也让村里的老者将孝子和节妇报告给官府，这样他们就能得到荣誉的匾额。
同一本地方志中的另一条目表明，在1624年，丁宾向一所儒学捐献了一百亩土地，特别用来资助“贫生”，还捐献了三千两银子来减轻贫困家庭的赋税负担。
尽管钱士升全心全意地赞美了丁宾，但他概括的传记无意中暗示了我们视野之外棘手的问题和政治影响。丁宾所在的乡镇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富人或是面对被官府强迫以低价卖掉他们的谷物，或是他们自己动手进行自愿捐献。丁宾是否囤积了粮食，而通过捐赠一小部分他得以保住绝大部分。他是不是害怕当地官府用一些政策可能会压低粮价，从而减少他存储的价值？又或者，他是在审视了这些选择之后，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善境况，从而在赢得好名声的同时履行他对社区的责任感？这些关于他动机的问题很少能得到回答。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不管可能有多少动机，它们都可以回归到——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这样表达——一个贯穿了所有被公开讨论的可能选择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谷物应该通过一些方式被分发，从而减轻穷人们的痛苦。富裕的居民们可能有策略地进行活动，以有利于自己的储备，他们组织借贷来代替将谷物全部捐出，设法推迟直接分发的日子，或者提出规章来缩小受惠者的范围。但是比自私策略更重要的，或者说掩盖了这些策略的，是在坏年成时对穷人进行帮助的文化准则或者期待。
在丁宾去世前，就已经是一位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的著名楷模，也是一位文人们经常提到的行善模范。丁宾的善行为高攀龙所知。高攀龙正为1621年看到的在京师附近徘徊的赤裸、饥饿的乞丐而痛苦，他试图通过一篇有关丁宾的慷慨的奏疏来提醒皇帝，从而让他因为惭愧而采取行动。高解释说，尽管仅仅是在南京任职的一名官员，丁宾“清理南京饭堂，籍阖城饥民姓名，逐坊约期，给以钱米，具受实惠。”
简而言之，在陈龙正寻求丁宾的支持来建立善会的十年之前，丁宾的道德权威就已经被广泛地接受。陈龙正利用丁宾的威信反过来也将稳固丁的名望：在编纂高攀龙的文稿（最终在1632出版，正好在丁去世之后）的时候，陈在高1621年的纪念文章的空白处评论说，丁尚书宾在每个地方都做实事。这只不是其中一个例子。
通过加入一首称赞过去行善者的诗词，通过使得他对慈善的钦佩广为人知，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标准，对于这个标准他同样将要履行责任。
来自于有官位的丁宾支持，帮助陈龙正的善会避开了成为一个“秘密团体”的可能，也使得陈能够动员城里的人进行合作。然而，如果陈能从其他人那里找到有关成立善会这个想法的理由，他也会对其他地区的榜样做出回应。据陈的儿子们所说，陈是在从一位堂兄那里听说无锡的锡山有这样一个组织，参与其中的士大夫每一季都会捐钱帮助穷人之后，这才有了成立一个善会的想法。陈的儿子们说，“公一见其录大常，商之大司空丁公，立订同事周孝廉丕显，魏庶常学濂诸君举行。”
在举出了其他地区的例子之后，陈龙正在1631年给丁宾的一封信中也解释说：“毗陵锡山间，向有同善会……今诸公欲仿而行之，命某通数语于简端。”接着，陈用恭维铺平了道路，恳求丁宾支持这个团体：“咸谓克勤小善，偏轻硕人，得太翁领袖，则响应者必众，而事亦可久。敢以会式奉坐清览，倘不弃遗，则在事诸公之幸，亦某之幸，亦還邑之大幸也。”
在另一封信中，陈又一次评论了整个城市的和丁的威信之间的联系，“同善会得大司空翁慨倡，合邑景从。”
丁宾的支持帮助陈龙正建立了善会并且得到了地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就现存的材料来看，陈只是在那些不是集中叙述慈善的文章中附带地承认丁的支持——其中有一个例外，在一篇善会的讲词中，陈简要地提到了丁宾的慈善活动。
为了建设善会，陈龙正也非常依赖以前受到广泛尊敬的老师高攀龙（此时已经死去）的亲密关系。在他1631年的《同善会序》中，陈援引了高的威信，重申了关于善会的优点“高子忠宪序之详矣。”当陈引用高措辞直截了当的教诲时，又一次借用了他的威信：“为善如渴而饮，饥而食”——也就是说，行善是一种本能的、不可避免的东西。
陈龙正对高攀龙的认同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人们疑惑善会的指导方针到底是陈还是高提出的。这些指导方针作为出自陈龙正之手的作品出现在陈的文集中，然而，19世纪一位编写慈善的文集的人却认为这些是属于高攀龙的。
在高攀龙去世之后很久的时间里，他仍然是卓越的存在。他自杀的消息广泛地流传，给士大夫阶层带来了冲击，并且使得其道德上的正直为人所知。他勇敢地选择了自杀，这是对邪恶激动人心的反抗，维护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玷污的名望。通过和高攀龙相联系，善会获得了独立于官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之后，善会仍然需要受益于官府的认可，但是，由于高攀龙遗留的影响的支持，他们所需要的官府的支持比以前少了。
在接下去的几代中，善会的发起者承认来自于高攀龙和陈龙正的激励但却忽略了杨东明，也就是我们所知的首个善会的成立者。陈龙正承认了善会活动的先驱：张师绎、钱一本以及陈幼学，当然还有他的老师高攀龙。
他听说过杨东明，而且陈年长的老乡丁宾曾经见过杨，并且承认收到过杨的一卷文集。这卷文集，尽管标题是《闲居功课》，但毫无疑问和1624年出版的《山居功课》是同一部书，这部书收录了杨东明关于虞城的两个善会的文章。
然而，陈龙正没有提到杨东明的慈善活动。他显然有意识地选择将其善会和更让人尊敬的高攀龙联系在一起。
后人忽视杨东明在发起善会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从改朝换代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之后，昆山的善会在清初继续着它的活动，归庄简要地叙述了它的历史，这个善会由高攀龙和钱一本发起，陈龙正则将其打理得井井有条。
长洲县的彭定求在为有关一个善会的一些文章撰写序言（这些文章现在已经遗失了）的时候，特别表达了对高攀龙的讲语的钦佩。
黄泱在汇报他于1736年建立了一个善会的时候，提到这篇报道以及他自己写作的有关慈善的小册子，都从高攀龙和陈龙正的文章中得到了激励。
19世纪有关道德宣传的合集《得一录》中包括了高和陈的文章——无数清代的文章承认了他们的影响——但也忽略了杨东明。高攀龙的殉道让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所有善会发起者中最富有英雄色彩的人物，慈善者们将他们的善会和高攀龙攀附在一起，可以最大程度地使得他们的事业正统化并且得到提升。
高攀龙、陈龙正以及之后的慈善者也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忽视作为善会先行者的杨东明：杨的善会的构想是基于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很少将事业投向一个团结的地区。通过支持县里两个不同的善会，他将第一个善会中的成员和第二个善会中富裕而且有影响力居民隔离开来。杨肯定在援引了普通人成立的非正式的组织的做法作为他的善会的灵感，然而似乎他只是暂时地跨入了老百姓生活的领域，攫取了他们的想法，然而退回到他自己的安全区，即排外的善会中，在那里他可以保有他的精英身份。比较而言，高攀龙和陈龙正将他们的善会向“所有人”（当然这个词在此语境里是不包括女人的）开放，正如陈所说的，“不论种田、做生意与衙门中人。”
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其善会是一种涵盖整个城市的新型组织，陈龙正对善会自豪宣告传达了它的精神：“吾邑是个信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