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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东明回到虞城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善会的概念传播到了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存的材料很少提及这是怎么传到那里的以及是谁传过去的。一份文献提到张释绎将这个想法从杨东明的河南传到了江南。
另一份文献进一步叙述说钱一本在南直隶的毗陵建立了一个善会。
钱组织中的成员每一季度集会一次并作出捐献，而且，根据高攀龙所说，无论何时看到有人受苦，他们都会分发物品。“于是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槥。”接着，高根据团体的名字补充说：“同会者人人得为善。”
高攀龙还提到了一个叫陈幼学的人，他是南直隶无锡人，1589年考取进士之后，在距离杨东明的家乡约150里的河南确山任职。在那里，陈由于富有同情心、开明以及公正的管理而获得了声誉。他将耕牛分发给穷人，将纱轮分给妇女；他为无家可归的人建立住所，他让人们种植桑树。通过节俭地使用公共的资金，他能够发起许多有益的计划。
在听说了钱一本的善会之后，陈幼学非常高兴。在受到了善会的潜力的鼓舞之后，他表示：“夫学岂托之空言，将见之行事。”
正如杨东明设想的那样，行善的事迹传开了。
这就是在杨东明成立善会后不久的早期善会所留下的：分散的轨迹，但没有明显的痕迹；简要的短文，但没有大篇的叙述来解释为何善会的想法突然在士大夫中间扎根，为何关于这个新奇的组织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找到了适合它成长的肥沃土壤。直到1614年，才有人在文字记录中给了善会这个概念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人就是正直的官员以及喜欢思考的学者高攀龙。高攀龙承认钱一本和陈幼学是这一鼓舞人心事物的源头，他——和几个杰出的但所做的善行却鲜为人知的人一起——在他的家乡无锡创办了一个善会。
因为他认为该主题是重要的，所以在传世的著作中他留下了对于善会的简要介绍，即三篇向成员们作的演说，还有少量附带的相关评论散见于他的其他文章中。
和杨东明一样，高攀龙也具备了领导者的特质。一种不寻常的素质以及他童年的经历将他和同伴们区分开来，并促使他去寻求崇高的道德基础。五岁的时候，他就显得少年老成，“言动如成人”，他的年谱中这样记载。
特殊的环境使得他进一步地突显出来，特别是在和其他六兄弟相比。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他的父亲希望得到一个女儿，于是把攀龙过继给了一位没有子女的伯父。
当高攀龙的生父于1596年去世的时候，他以应有的尊重为父亲服丧。
尽管从服丧来看他非常孝顺，但他拒绝遵从他父亲关于财产的遗愿和遗嘱，即家庭的财富平分为7份给予7个儿子。高攀龙在1589年已经继承了他养父的财产，因此高希望将他的那一份分给他的六个兄弟，然而他们拒绝了。由于无法说服他的兄弟们，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显然可以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法，这也显示出他的慷慨：他用属于他的那一份财产来支付父亲葬礼的支出；接着，在1596年，他用剩下的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家族里贫穷的成员支付税款，也帮助那些家族里不幸的、没有儿子的偏房们。
拒绝属于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件事使得我们注意到高攀龙自己（作为亲生儿子和养子）和他的六个兄弟之间的区别，这就像素食主义者冯时可使自己有别于他八个富有的兄弟一样。通过花费属于他的那份财产来安葬生父并且造福他的家族，他证明了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或许甚至比他的六个兄弟还要强烈——来让他的族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通过巧妙处理棘手的状况，他到达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且，通过为善，他本质上是将财富——一份遗产的七分之一——变为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
作为一个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高攀龙拒绝了一些奢华的享受。像他这种地位的士大夫通常会有小妾，但他一生坚持只娶一个妻子。
他富有的朋友们沉溺于奢侈的宴会，但是，在高攀龙的家规里，他呼吁节制，坚持应该把奢华的菜肴限制在最低限度，而且，出于对动物的关爱，用蔬菜代替肉类。
为了实践他所说的，他将剩余的钱用来帮助贫穷的学者。
他是如此的好善以致于在他死后没有剩余的财产。
高严于自律，每天严格遵循生活规则。
为了始终如一地提防浪费，他每天都写日记。在“日镜篇”中，他用图表记录自己是严格的还是松懈的，是正直的还是贪婪的。他每日都检省自己；每个月他都会给自己一个评价。
遗憾的是“日镜篇”和另一本“日省编记”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它们的标题表明了在自我提高上的热切真挚的努力。
高攀龙作为一个被领养的人，显示出出众的正直和善良，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位行善者，范仲淹，他尽管生活在11世纪，却是这个研究中五位主要人物的重要参照。范由于对别人的慈善以及自身的节俭而获得了不朽的名誉。范去世的五个半世纪后，高攀龙的同时代人仍然表达了对他的钦佩并从他的善行中寻找激励。像高攀龙一样，范仲淹也曾被领养，虽然二者的情况不同。当范仲淹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她的母亲再嫁入了姓朱的家族，范仲淹在那里长大，改名朱说。丹尼斯·崔瑞德说，“范仲淹知道了他其实不是朱家的儿子，因为有一次他谴责他的养兄弟们过于放纵的时候，他被告知这不关他的事，因为他不是家族的正式成员。”范随即想要用回原来的名字，在让范氏的族人们放心他不会对财产做出任何要求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他后来变得富有时，他也将帮助扩及朱氏家族，通过设立第一笔义产，他给范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宽泛地说，范和高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被他们出生的家族排斥在外，并且因为模糊的社会位置而受到挑战。他们都了解到族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以及认同感是很重要的。他们也同样证明了他们对于族人是格外热诚和慷慨的，他们努力证明其道德价值并且相对来说是节俭和节制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们有别于他们的养兄弟或者亲兄弟们，促使他们去做一些不同于他们普通同辈们的事情。如果是追求不同这一点使得他们在官场上获得高位，那么这一点也将他们引向了，至少对于高攀龙来说，自我提高与自我克制的计划。他们属于精英阶层，然而慈善的动力却来自于高度个人化的经历。
以范仲淹为榜样，高攀龙向他的家族做出了可观的捐献。1596年，在他于1614年创立善会约20年前，他向家族里的穷人们捐赠了免租金的土地，而且，他还留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帮助那些膝下无子之人。
1608年，他又捐赠土地以解除当地服兵役的人的徭役。
然而范和高这两个经历相似的人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高的社会环境使得他超越了家族的身份而发起了一个善会。
高攀龙是有高度的原则性的，他冒险维护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伴： 1593年在京师的短暂任期内，在得知许多值得尊重的朋友都被免职之后，他写了一封抗议书，认为政府应该认错。他的直言使得他立刻被贬职到了一个远离京师和有文化的家乡的地方（建阳，广东）。几个月以后，由于他生病的双亲需要照顾，他被允许返回无锡的家中。
他差不多在那里待了30年，从1595年直到1621年他重新上任为止。
就像杨东明在虞城一样，当高攀龙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保持了一种超越他所在地区边界和日常琐事的视野。作为一个准备为政府服务的进士，他曾希望能在官场上证明自己。当这种期望受挫，并进一步意识到京师的不良的氛围——在那里政治阴谋和无情的争斗带给了他和他的同僚们许多痛苦和失望——高，作为总是有更高追求的人，在他的家乡发现了机会。他学习并思考。他参与“学术讨论”并且在私人的书院发表演说。
1604年，他帮助恢复了东林书院，在那里，志同道合的学者可以讨论古代的文献以及当代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如果高开始静养，拒绝访客，他也尽心尽力地改善当地的条件。1614这一年，他写作了深刻反省的作品“困学记”，
也创立了慈善组织——这个活动让他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由于热诚地信奉行善的最高准则，杨东明和高攀龙克服了挡在他们道路上的挫折和复杂的社会情况。他们强有力的领导力产生于他们对于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坚定责任感，这个特质将他们和同辈区分开来。高的《同善会序》中说，行善是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责任，这是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高通过回答一些听起来像是普通的、无知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来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但事实上问这些问题的人是城里人和前官员陈幼学。可以预见的是，高在知识方面是优越的。
当陈幼学问：“善所从来？”高说：“噫，大哉子之问也。”接着开始将两个同音字，“仁”和“人”联系起来解释这一问题。“人”高解释说，和天下的所有人都相关，正如肢体是身体的一部分。在详细阐述了关联性这个主题之后，高说：“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刮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
按照高攀龙的设想，慈善的其中一个目标是确保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一席之地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对于这一点，与高对话的人反对说：“君子欲万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博施济众，尧舜尤病。”高避开了这个障碍，将统治者的责任转换为个人的责任，他这样回答说：“务博者求诸人，仁者取诸己，取诸己者，力所及也。吾取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穷何达。施不亦博乎？济不亦众乎？”
根据高攀龙的记载，陈幼学提出的一个有关慈善的问题让晚明的许多作者感到困惑：“闻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高回答说：“吾为德于人，非期人之报也。又非施于人所不报，而期天之报也。求福为善，故为善无福。”
陈幼学追问高攀龙一个广泛流传的想法：一个人的善行会让他从上天那里获得好运。高仅仅重新提到，他认为行善在道德层面是势在必行的这个观点：“是不知不为善之不可尔。”接着，高依靠一个形象的比喻继续解释：“于吾之身刀斧刮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于天下颠连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则吾之为善，如渴而饮，饥而食，饮食亦望报耶？”
“善者固无福与？”陈问道。高将重点集中在仁上，这一次是通过将一个人的选择一分为二：“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仁则生，善则福，尤形影然。”重要的是带着什么样的精神来行善。“有为之心非仁，无为之善即福也。”
高攀龙将他的对话者描写为不聪慧的人。然而陈幼学可不是普通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官员，一位在河南确山发起了慈善计划的有能力的行政者，而且高承认他对于无锡的善会建立是起到激励作用的。此外，他们两人还一起经受了科举考试的严酷考验，并在同一年获得了进士头衔。通常，同一年通过考试的人会感到相互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是什么让高攀龙获得了领导地位，是什么给了他传达经久不衰的信息的能力？他异乎常人的正直以及对于名望的追求，显然和他的兄弟形成对比，毫无疑问地让高选择了高尚的道德之路。但是陈幼学生活的细节也暗示了一些其他的因素。
根据高攀龙为陈幼学的妻子写的墓志铭，陈幼学在年轻的时候“贫特甚，居荒村中”。那时候，他也是散漫的，曾经因为酗酒而花光了钱财。幸亏他妻子难能可贵的影响——她是严厉的但也给丈夫支持和帮助——他戒掉了酒，投身于学习中，在1589年取得了进士的功名并且按照顺序得到了一个职位。高告诉我们，刺激陈改过自新的是他的妻子，在他参加并通过殿试之前教给他的一课。有一天，为了让他知道失败和贫穷会带来什么，她用一种大饥荒中人们最后才会去吃的野菜给丈夫做了一碗汤，说：“他日无忘此滋味也。”这件事之后，陈就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精英社会的边缘。
在一篇庆贺陈幼学八十岁生日的文章里，高攀龙指出陈的善举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且或许可以被比作“木中之春，为枝叶花实者也”。高总结了陈值得称赞的一生，他说：“故居官而能福其民，居乡而能福其乡”。这就是陈的善良，“世不可一日无斯人也”；接着高暗示了陈“日孳孳为善”和得以长寿之间的联系，高总结说最终“天之与善人者，信矣。”
作为一个充满精力的、革新的、善良的官员，陈幼学取得的这些成就最终都被高攀龙盖过了，并且逐渐变得默默无闻。据现在所知，没有一部他写作的作品得以出版；他也没有追随者来传播他的教诲和名声。当然，如同高描述的那样——作为一个曾被妻子所教导以及在“善”的意义上受到高攀龙的点拨的人——陈缺少一种自我肯定，高则要强得多，即使在孩提时，他也“言动如成人。”总之，陈的道德地位和高是有区别的：他显然考虑了有关收获回报方面的事，而高却赞成行善在道德层面是势在必行的。
高攀龙和陈幼学不同的不仅仅在于个性，还在于个人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高是一位拥有两百亩土地的富人。
诚然，他正直并且有同情心，但他也享受由财富创造的特别机会：通过放弃他父亲的遗产，他证明了自己的高尚和正直；通过使用他大量的资源，他证明自己是个慈善家。在以高姿态支持善举方面，陈有什么资源得以和高相比呢？是陈不太富足的背景让他比高在倾尽财力来行善而不去考虑回报的问题上更仔细，更多疑么？即使是作为一名官员，陈不是通过捐献自己的薪金（像许多官员那样）来支持他的慈善计划，而是通过巧妙地规划慈善计划的经费（其中的细节是模糊的）。事实上，虽然很少被文人们提到，但财富是能力的重要来源。高拥有的财富以及他渴望舍弃它们去行善——去和其他人分享它们——为他的教诲增添了权威和可靠性。对于高来说，道德上的正直和财富强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