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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朝廷高位的同时，杨东明的目光也深入观察着家乡当地的社区。他准备利用官方的权威表彰行善者们，他依据在普通人中早已被认可的行为使得他的慈善组织概念化。他把善会的成员资格限定在那些已经发生联系或者渴望参与社会服务的人之中，但却从社会底层为善会汲取力量加以鼓舞。正如杨东明向团体成员所解释的：“贩夫耕叟尚知结社捐资，共期为善”，“况缙绅冠盖之流乎？宜俯同于俗会，各捐金若干，遇一切贫困可恤，善事宜举者，胥取给焉。”
在提及“俗会”的时候，杨东明指的是那种志愿性的组织，某个区域里的居民通过这些组织以利用资源从而达成广泛的目标，包括宗教仪式、葬礼以及危机干预。这些组织在五世纪晚期的文献中就被提及，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通常包含着一个表明是某个邑的居民或者暗示是“土地神周围的村落的集合”（社）的词汇，而且，有时会以“慈善”或者“义”来形成复合词，比如说“义邑”。但是，不管它们打着什么样的标签，这些组织的一般目的是“祈求保佑”。
在杨东明的心里可能也有互助的组织，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
几个世纪以来，普通民众为了处理危机而筹集资金已经想出了无数的策略，比如突如其来的丧葬费用以及不那么经常地救助穷人。
对于晚明来说，志愿性组织的概念和掌控危机的公共性办法都是不陌生的，新的变化在于，杨东明，作为士绅阶层的一员，本应该明确地拨出一些东西和众人分享并且重新定位他精英的中心地位。首个善会在成员方面保持了精英性，但它将一个精英的计划以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就使得善会能很容易地把它的目的传达给整个社区。
杨东明认为“道在素位”，而且，为了使慈善团体成为“俗会”之后的表率，他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为非官方的组织清理出了一片合法的空间，虞城中富裕的人们则进入了这个空间。1591年，即杨成立慈善团体一年以后，31位显然无法加入善会的虞城居民，赶快成立了另一个组织。
后者的成员资格主要是依据财富。它包括了较低阶层的人——包括当地繁荣的范氏家族的几名成员——许多不同类型的店员，以及五位乡民，毫无疑问，这些人被区分出来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经济资源。
杨东明写道，在这第二组人中，“邑之富有力者几无遗矣。”
这两个团体加起来共有42名成员，他们共捐献了70盎司的银子。
第二个团体（后来被称为广仁会）可能在帮助穷人方面要胜过第一个。杨东明的一份简要的记录中阐述了这个团体在慈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暗示了这一点，如下所述：那时候有个山人，叫做张长安，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鳏夫但懂一些医术。社团花了一些钱让他再婚并使他成为了一个提供医疗帮助的人。社团的一个成员范炳，精通医术，他为张氏选择了优秀的处方：这使得他的医疗帮助是有效的。每天都有上百人前来就医，以致于为所有人服务是不可能的。得到医治的人们偶尔会来表达他们的谢意。
广仁会使得那个山人在本质上转变为一个工具，通过他，成员们可以使用他们的同伴测试过的处方来进行医疗救助，从而获得人们的善意。
通过这位鳏夫，广仁会达成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目标。通过给他提供了新欢和新工作，使得他在社会上有了一个合适的、能创造价值的位置；通过支持他成为一名医疗从业者，使得上百名病人受益；通过这样帮助平民百姓，广仁会也赢得了广泛的感激之情以及一个好名声。正如杨东明所陈述的，鳏夫的这个事件间接地证明了另一点——这点杨本人似乎是比较惊讶的：杨将诗会转变为慈善团体的这个细小行为，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每个事件使得善行扩大，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好处。杨成立的团体激励社区中的富人们成立了第二个团体。这个团体转而资助了一位鳏夫，从而使得上百位病人被治愈。道德领导的作用生效了。
由于有善行中无穷的乐观主义的力量引领，杨东明经常表示希望“善”这个词能广为流传，从而为社区带来和谐以及吸引捐献。有关善行的信息有时会通过书面的记录流传。更常见的则是杨和他之后的慈善团体的组织者们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杨写道，在听说了广仁会之后，三位家乡是邻近地区的官员捐了一笔钱。
自信那些细小的善行能产生巨大的道德改善，杨东明的善会还赞助了另一项慈善计划。一位居民整整三年时间在父母坟墓旁的小屋里全心全意地守丧，而且，他还将捡到的一些钱物归原主。杨对这位孝顺、诚实的人表达了钦佩之情，他组织善会的成员们举办一个仪式来歌颂这个有道德的人。在为这个仪式建造了一所茅草屋之后，伴随着庄严的仪式和一些热闹的鼓笛演奏，他们向这位榜样式的人物送上了一些礼物以示祝贺——一件读书人穿的长衫和一顶帽子、一些丝绸。之所以这样做，杨解释道，“意在优一人而讽万人也。惟时观者环堵，均有感动。里市有竞锱铢利者辄退让不争。”
一个孝顺的儿子所获得的卓越地位有着这样的教育意义，即行善能够得到回报。这个特别的善行的目的不是减少贫穷——杨认为，物质财富自然会伴随着善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去面对另一个挑战，杨接下去说：“安得公此善于天下以遂我大同之愿哉？”
增进道德的教诲至少是和物质的资助同步的，虞城的善会还赞助了一个用来向长者表示尊敬的豪华典礼——这个仪式偶尔会由官方举行，从而使人们对尊重等级。1593年，杨东明和他善会中的朋友捐钱备酒并建造了一座亭子来招待当地的老人，其中有14位超过了80岁，有两位超过了90岁。善会还资助印刷了“敬老录”，提供了这16位老人的简略传记，突出了每个老人的美德——慷慨行为、孝顺、至理名言之类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尊高年所以风卑幼，而明一邑之礼教，将以兴天下之淳风”。
维持虞城两个团体的团结和集中的是对社会地位以及政治权力的尊重，有这样一种意识，在社区中谁掌握着权力，就应该向谁寻求恩惠。尽管这两个善会独立于正式的政府之外，但政治权力在他们的形成和存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个善会中成员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当地的官员和有功名的人，和一些尽管是官府的佐贰但显然和虞城贫困地区的普罗大众不一样的人），以及它排外的成员资格，增强了杨东明作为道德领袖的形象，并证明了他的努力是有功绩的，他给后来者树立了先例。
首个善会是由值得称赞的告假中的官员所领导的，这似乎激励了——或者说许可了——其他居民来成立第二个团体。竞争——或是为了社区中的声望，或是为了社会联系——驱使富人们参与其中。这一点已经在杨关于那位山人的记载的结论中意识到了。第二个团体，杨说：“与同善会争趋义焉”。
不知不觉地，杨为富人参与铺平了道路。杨在一份社仓的规约中承认了财富在行善中是十分重要的力量：“俱载簿中，先捐者先登，爵齿行辈非所拘也。”
所以富人也可以利用善会，来和社区中比他们年长的人或者持有功名的人来争夺社会地位。
杨东明拥有有效的领导所需的一切品质。他出生于虞城的一个繁盛的家族，他有赞助一些计划以及在慈善捐献方面做出榜样的经济实力。作为一个地主，他有着维持社区和谐的强烈动机。他了解，为了让他的财产能获益，他必须保护耕种其土地并交租的佃农的安乐，并使得他们变得友好。而且，作为一名告假中的官员，他需要社区对他给予尊重。当第二个团体就如何命名他们的组织的问题寻求他的意见时，他对于城里的富人们的优越感变得明显了。在指出了首个团体已经有了“同善”这个名字之后，他们说道：“今吾侪仁术所及，善不啻溥矣，会可独无名乎？”
杨的回答则暗示他们在理解方面还有缺陷：“诸公称及仁术，亦知仁之说否？”接着他发表了一个小的演说：天地将生物作为核心就是基于天地的仁，仁是保护生命的关键。只有传播仁，人们才能形成一些东西，根据杨老师的教导，这叫做“生生”。
然而，如果不用正式官员的身份以及有名的地主的较高地位，就无法解释杨东明成功的领导力，这样的特质也同样为其他一些虞城的居民所共有，特别是那两位创办诗会的正式官员。使杨与其他正式的官员不同，并使得他能够激励他的同伴放弃宴饮转而行善是由于他自己所追寻的目标恰好比其他人要高尚。在规定“同善会”的目的的时候，他在自己和耆老为了寻求快乐而建立的组织之间做了一个容易引起反感的比较：他将会放弃——也就是说，他将会大大提升组织的目标——奢侈的吟诗宴会。和第二个团体相似，杨持有一个良好的目标。杨注意到第二个团体的成员们倾向于用慈善事业作为娱乐消遣的理由，他告诫他们：“诸君慕义而来，岂其恣宴游之乐乎？意将惟善是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杨建议通过那位鳏夫来分发药品。
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他认为他的角色是道德的导师。
为了说服第一个团体中的长者，让他们知道捐助比吟诗能得到更多的快乐，杨东明既没有提及两年前就已经出现的食物短缺，也未提及其他的灾害。然而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责任。“夫世有忘贪得之戒”，他解释说，通过因果报应的力量（一个人在此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下辈子转世的形态），“为子孙作马牛者，日夜焦劳，不获晷刻之乐。语之救难恤贫则吝弗肯予，此真所谓迷人哉。”
接着，他用比喻说明了积累德行的重要性：“积善犹农之力耕，多种则多获，寡种则寡获，不种则不获。昔人活千人而后世三公，渡万蚁而身魁天下。”现在人们积善就如同农民花精力去犁地：他们种得越多，收获就越多；他们种得越少，收获就越少；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种，那么就什么都得不到。从前有个人救了一千个人的姓名，他的一个后代就成为了其中一名官位最高的官员。另有一个人帮助一万只蚂蚁渡水；后来他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卓越的地位。为了进一步陈述，他还用商业来作比喻：“天福善人，如持左券。”
杨东明通过自己的善行证明了他的教导是可信的。1590年，一回到家乡，那时河南正处于前两年（1588年和1589年）开始的可怕的食物短缺中，他把邻近地区的富人们集中起来建立了一个社仓。他叹息没有人在行善方面起带头作用——据此他觉得需要自己的介入——他希望存储谷物的方法从现在开始可以流传开来。
1596年，他为穷人建立了一所学校。
1601年，在他所在的地区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后，他联合他的兄弟以及一些社区中的杰出人物捐出了170盎司的银子用于稳定粮价。
通过在这些公共事务中的慷慨，他不断地证明着自己的领导力。
杨不断地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他的社区中去。当1602年可怕的暴风雪袭击了虞城之后，他建立了一个粥厂来帮助穷人。
1606年，他赞助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大规模的计划来把冬衣分发给穷人们。六年之后的1612年，他终于抽出时间来写写这个活动，在“施棉袄记”中：
贫人之苦，四时皆可怜矣，而隆冬为甚。夫富者之卫身也，寒则绵衣，渐寒则加衣，甚则袭重裘，居暖阁，暖炭饮醇以致和气。然防御少疏辄曰：“感寒而病。”噫！物我此身同也，其不耐寒同也。彼敝衣破裳，千孔百结之人，及蓬头跣足，枵腹裸体之众，当此隆冬盛寒时，齿不扣而自鸣，股战栗而靡定，无奈交两手以覆肩，蹲双膝以护腋。孑然一身，靡所措置。不幸遇阴雨连日，冰雪载途，处破窑野寺之中，卧冰冷霜寒之地。风急似箭，冰雪滴身，当是之时，冰为脏腑，木作胶骸。初犹呻吟，渐吐白沫，而大命去矣。嗟乎！痛哉！
之后，杨引用了那些动物放生者们所强调的即便是最弱小的生物也是有父母的说法，他问道：“夫非尽人之子欤？何其苦楚一至于是也？彼红炉暖阁中人，第洒涓滴之惠，则可缓贫人须臾之死矣。”穷人们所经受的苦难让杨东明感受到巨大的痛苦，“余蒿目伤心”，他写道。在这里引用了《庄子》中的话，“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
杨表达了他想帮助穷人的愿望，但是，由于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也解释说“然不能为广厦千间，收若人而衣食之也。不得已效施袄之事。”
杨在1606年开始了定额分发100件棉袄的计划。一年之后，他将定额扩大为200件。四五年之后，这个消息远远地传开了，因此每个人——来自梁宋燕赵地区——都来领取棉袄。在刚开始这个计划到1612年之间，有500人来领棉袄。由于没有办法回应所有人，杨和他的弟弟通过订立一些程序，并明确宣布，分发他们的大部分资源。他们把分发限定在特定的日子，他们将健全的人排除在外，只给病人和残疾人分发衣服。在预定时间，他们请那些接受捐赠的人排好队坐下来——无疑还有掌控民众的策略，杨明确表示如果谁吵闹的话，就会被赶出去。击鼓三声之后，每个人都要求向佛陀礼拜。鼓声再次响起，届时会分给每个人一碗牛肉汤和五个馒头。再三声鼓响后，棉袄被分发给民众，每个人仅限一次。“贫人以得袄为喜，余以贫人之喜为喜。”杨写道，随后他补充说受惠者们的感叹增强了他同情感，令他充满了快乐。
棉袄让那些人活下来，杨写道，但是接着他想到：穷人们仍然受着寒冷刺骨的煎熬；所有那些我们没有见到和听说的人或没有得到捐赠的人是多么悲惨啊。“其不免于死者何限？……嗟乎！富者之积余者，贫者之所恃以为命者也。”接着，他不再报告自己的善行，而是用此机会来劝说人们改变：比起把财富堆积在毫无用处的地方，难道向那些在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从而完成自己的善行不是更好么？杨自己树立了一个慷慨的榜样，他在他的社区中起着领导作用。
杨东明广阔的视野以及深深的责任感让他不同于其他人，并使他能够领导他们脱离平凡。1590年他回到家乡，观察到没人带头组织粮食存储的时候，他马上站了出来。让杨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他作为政府官员的地位以及他和城里有钱有势的人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他对普通大众真诚的同情心和强烈的道德信念。这些品质使得他为社区做出了经济上的捐献，而且让他写出了充满感情的《饥民图说》，这成功地激励朝廷为了河南的救灾捐钱捐粮。
杨东明成立善会似乎是偶然发生的，当他感到坐立不安、无趣的时候，他将一个非正式组织重新引导向了一个更为严肃的目标。这是在多灾多难的时候发生的，就在1588年和1589年的食物短缺之后以及1594年的大洪水暴发之前，那场洪水使杨为饥饿的人们向上呈递一份《饥民图说》，恳求皇帝帮助河南的居民。
然而，尽管河南的境况是令人绝望的，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杨作出的回应是以成立善会这种形式。在他表面上受到感情的驱使和特有的入会要求，背后则是已经存在的社会模式。当杨东明寻求增加他社区的幸福的策略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机遇出现在他眼前：在边上等待的是那些拥有财富却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缺少引导他们将资源用于有益的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