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

放生动物的实践得到知识精英的理解和欣赏的十年中，其中一个拥护者，杨东明，就成立了第一个有记载的慈善组织。 作为对救助动物的组织的回应，杨东明及其之后的明代的慈善组织十分看重生命的价值并且促进了所有人类的和谐和团结。就像救助动物的团体一样，他们为组织划定了新的活动场所而且公开做善事，他们和宗教或宗族机构没有明确的联系。正如放生池边上的石碑宣告这片水域是用来放生的一样，出现在市中心的礼堂是用于主持善会的事务的。随着受过教育的善人们为了向公众宣传以及永久性的保存而记载他们的慈善活动，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

晚明的善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杨东明给他的团体起名为“同善”，意思是“分享善良，”根据详尽的查询，在明代前期并没有相关的资料。

这似乎是杨的好朋友吕坤为自己建立的社仓所创造的名字；提醒人们聚敛谷物会引来灾难，吕认为通过公平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人们可以积累功德。 在杨东明之后，善会的观念传播开了。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个为我们所知的慈善团体出现了。 在清代，中国许多城市的中心——在河南和广东，也在繁荣的南直隶和浙江——支持慈善团体。不管晚明的善会在留存下来的历史记载中是多么缺乏和不引人注目，它们意味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全新的社会安排。

尽管善会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尽管偶尔会以同善会之外的名字命名，但善会从为人所知开始，一直到20世纪依然存在。我们了解到在20世纪初成立的一个同善会，到1923年，已经拥有了1000个分会；它的计划结合了敬神慈善，在它的活动里，包括“牺牲自己帮助穷人……放生和种树……以及建造道路和挖井。” “同善”这个词也为秘密社会所使用，它们的特点和目标与晚明的慈善机构是不同的：秘密社会要求会员交会费并且寻求神灵的保护。 然而，尽管二者有不同，这些组织和晚明的团体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国家、宗族以及佛寺之外行善。他们在社会中得到了一个稳固的位置，通过制度性的结构来控制成员，并且，它和一些在官府眼中属于合法的，考虑普通人福利的宗教组织还有所不同。

善会的支持者保存了许多有关他们活动的文献——所以它们可以作为证据。然而，我们发现在现存的资料中，只有五六个晚明的文人对善会作了详尽不一的评价。在这些文人中，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和陆世仪是最突出的，不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主题本身写了很多，还因为他们其他作品中的具体细节提供了其慈善活动的背景。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善会是如何让自己嵌入当地社会的，又是如何在当地社区和官府眼中获得合法性，并如何引起自发的合作，这些在早期的主持者杨东明、高攀龙和陈龙正的作品中能得到很好的理解。他们的观察表明了社会变化需要新型的团体，善会通过一连串的事件建立起了独立于官府的权威。他们的作品也进一步揭示了他们杰出的个人品格是有效的领导的关键。

杨东明，高攀龙和陈龙正都是优秀的、有修养的学者，他们的生活和作品受到很多人的钦佩。他们作为当时很受尊重的人，选择去成立、主持或参与一种新的机构，这本身就值得注意。他们三个都注意到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行善渠道——通过佛教的机构、社仓、宗族的义产、国家主持的养济院 、为应付紧急情况专设的基金。即使在建立了自己的慈善团体之后，他们依然利用这些渠道（比如用上述渠道中的其中三种来给予其宗族大量的资助）。三个人偶尔都会在团体之外自己进行慈善的馈赠。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善会来行善。 LssnuHwJiieQId2UL5yxuZoGD+RyfnKbtghbBQNKzLcuxKbRQfdYEzOP3JDayG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