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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古老的文献中就提倡同情动物——事实上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同情动物的确切范围（程度）和表现却是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少数几位统治者十分喜爱他们驯养的动物，甚至给它们举行葬礼，还因为葬礼的铺张浪费受到批评。
唐代，在佛教的影响之下，被驯养的动物所提供的服务和忠诚所感动的人们为它们祷告，希望它们顺利进入来生。然而，在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人们至少不会因为在婚礼上因为消费受到屠宰的动物而感到内疚。
保持对动物友善的古老智慧的同时，晚明的文人在对待动物方面也有些新意。在顾及忠诚的辛勤劳动的家畜的同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最小的、最没用的生物。对动物提供的服务感到感激的想法让位于它们的恭顺和依赖。
一些早期的故事证明动物理解佛经传达的信息的能力并不比人差。在其中一个故事中，有个人听到吟诵佛经的声音，他循着声音，发现这是储藏在一条船上的鱼发出的，这揭示了万物皆有佛性，这个人被感动了，他使得船上的鱼重获自由。
晚明的文献保存和复制了这样的奇闻轶事，以指出在所有生物中，佛性是普遍的。有才能的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的母亲，证明了甚至一只蜘蛛都能理教佛教的教谕。在背诵一篇佛经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只大蜘蛛：“尔听经来耶？”她问道，接着便继续读诵。当她念到某个词的时候，蜘蛛动了一下好像是在致敬，这显示它听得懂。
正如颜茂猷说的那样（在另一份文本中）：“众生皆能念佛乞怜”；而且，就像颜对苍蝇所作的评论，尽管个体缺乏力量，但能联合起来拯救受到不公正的审判的酿酒者：“世间何物无佛性。”
但是明代的作者们又给强调佛性普遍性的故事加入了另外的观点。祩宏认为人们不应该杀害动物因为它们“同有血气，同有子母，同有知觉，觉痛觉痒。”
祩宏强调对于生死的紧迫感，他说：“是故逢擒则奔，虮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
或者像受到佛教影响的儒家学者胡直说的那样：“引弓入林，则一林之鸟皆鸣；屠狗者带索行市，则一市之犬皆嗥；彼物岂甘就死亡哉？”
或是如同一位进士，支大纶所说：“独不观鱼之在渊，逐队随波游泳，自如真性甚。适一入人手，跳梁跃网，势甚皇遽。及扼吭绝脰，刳肠剖腹，血流漂刃，惨目惊心，至有身入鼎镬，鳞糜沸汤而跳跃未已者。”支大纶想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为了一筷子食物，人们会让鱼遭受巨大的痛苦，他通过阐述鱼类对生命的热爱（惬意地在波浪里游来游去）以及强调屠宰的残忍来表达这一观点的。他顺便提醒他的读者们鱼类和人类一样，有形成团体和群体的社会能力。
清代早期的周梦颜也强调动物和人在社会关系方面是相同的，他解释说，尽管人和禽兽在形态和身体上不一样，但在情感方面确实相似的：“观彼临刑之际，割一鸡，则众鸡惊啼；屠一豕，则群豕不食。与吾人类当劫掠屠城之际，亲见父母伤残，目击妻孥支解，异乎不异？”
在《太平广记》那些有关动物的救助者受到报答的故事里，对动物的遭遇多是暗示和假定，却没有详细的阐述。有一条鱼是例外：“呼呻余喘，须臾将死”
，其他不管是在梦中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出现的动物，仅仅是“祈求活命”（求命，请命，祈命）。
明清之际的故事则没有那么克制，往往对动物的遭遇详细描述，强调那些抓捕和杀死动物的用具（绳子、弓箭、刀子、锅、沸腾的汤水），以及痛苦的标志（尖叫、喷出的血液、绝望地试图逃走）。祩宏说的十分扼要：“若知盘中之物，从砧几怨号中来。”
明代的文献强调动物和人一样，都爱他们的孩子。祩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里找到了他所关注的只言片语，复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当一个猎人击倒了一头小鹿的时候，母鹿陷入了深深的哀痛之中。母鹿舔舐着小鹿的伤口，过了一会，小鹿和母鹿都死去了。当猎人剖开母鹿的时候，他发现她的内脏都碎成了碎片，她的悲痛是多么沉重。猎人十分懊悔，毁掉了他的弓和箭，从此之后隐居山中。这个故事所要表现的是，动物的母亲，就像人的母亲一样，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孩子。
明代关于救助动物的故事也强调所有生物都是有感情的（情），这是许多16和17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主题。
想想哭泣的猴子的故事。这只猴子通常能机敏地抓下所有猎人射向他的箭；然而有一天，他却呜咽了：他看到了一位有着神箭手之称的猎人，这只猴子意识到自己死到临头了。
汤显祖也认识到动物是有感情的——他描述了他曾经看到一只将要被用作牺牲的动物：祭祀到来的前几天，这只动物流泪并且不吃东西。当有人想把它牵走的时候，它一动也不动。这样它数次免于一死。最后，几个人一起把它抬到厨房，但是这只动物拼命呜咽、踢腿，最后竟然死去了。
这回应了《孟子》中梁惠王看到一头将要因为祭祀被杀的牛“不忍见其觳觫”的故事。
但是和《孟子》中沉默、驯服的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汤显祖所看到牛是勇敢的，吵闹的。
即使是对佛教超然于一切欲望的思想十分熟悉的祩宏和尚，也在他的讨论中加入了情感的因素。正是在情感的基础上，他提出：“今有杀人而食者，人必大骇而亟诛之。何也？不习行故也。使杀人无禁，行之数年，以人肉而供庖厨者遍于天下矣。”
也正是在感情的基础上，当他列出人们通常要屠宰动物的许多场合时，他才能吸引他的读者。对于这七项里面的每一项，他都重复说：“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
在仍旧谈论报应和美德的前提下，晚明的记载转变了对为什么一个人应该对动物友善的理解基础。当文选的编者们复述母鹿为她的孩子哭泣的那个故事时，他们的目的是使得读者同情母鹿（与母鹿产生共鸣）。使汤显祖同情用于祭祀的动物的则是他看到它垂死挣扎，而且，汤显祖能听从祩宏的教诲，首先在于祩宏表达了他对动物的感情。正如汤显祖说的那样：“祩宏是多么的善良，他为动物流泪。”
晚明的文献就这样偏离了《梵网经》的内容，这本书是祩宏计划里最权威的文本。那本书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
晚明的作者只将轮回作为补充或者完全避开了这个说法，他们认为放生动物主要是出于情感，通过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不跨越时间，而着眼于现世。即使对于17世纪早期的谢肇淛来说，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他说：“佛家戒杀为轮回计，吾之戒杀则不忍其死于非命而已。”
晚明的文献在人和动物的关系的描写上也和以前不同。在《太平广记》有关报答的故事里，动物和人有着几乎平等的关系：求生的动物经常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可能救它们的善人的梦中；它们可以顺畅地变成人型然后回到动物的形态。在一些故事中，动物们显示出类人的甚至超人的身体力量——一只乌龟在船难后救了他的恩人，将他驼到岸边，或是一匹被主人照顾有加的马在船倾覆的时候救出了它的主人，或是五十只被渔夫解救的乌龟以人的形象给予渔夫的父母五千文钱作为报答。
尽管这些动物被描绘成陷入困境，祈求活命，但一旦被救，它们转而主动地去回报对它们的善意。
明代的作者在对这些对动物的刻画中加入了新的描绘：他们经常把动物看成比人类更弱小，是被欺骗、被控制和被消费的东西。就像支大纶说的那样：“鸡豚犬马，人苟欲生之，饲哺煨搔，甚于养人。一旦杀而食之，谓‘若应耳’。方其饲也，不知其将杀己也，及其杀也，能不怨其罔己也？况鱼潜于渊，非有豢养之素，而百计取之，欺其不知，乘其不意……自谓巧诈弥天，而物类可尽。”在支看来，人们在喂养动物时行使了父母般的职责只不过是为了口腹之欲，动物们由于没有意识到，就成为了人类诡计的受害者。
佛教的传统并没有对放生动物的行为作出要求。
汉文佛经支持戒杀和放生的训诫与最早的佛教传说的来源——讲述佛陀诞生的《本身经》中动物的故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本身经》中几乎没有故事涉及那些最弱小的动物。中国的故事和实践特别注重于弱小的动物——报答酿酒者的苍蝇、鳝鱼、蜈蚣、蚂蚁、虱子。据祩宏所说，所有这些“皆知避死贪生”。
许多《本身经》里的故事将同一种动物进行比较：比较一只愚蠢的和一只成功的牡鹿；比较一群聪明的和一群愚昧的鸟；比较三条鱼，它们分别是过分仔细的，仔细的和粗心的。
关于戒杀和放生的训诫的中国故事不会对一种动物中的个体进行比较。
其他类型的中文文献将动物的类型比喻成人的特性。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他代表了世俗的欲望，还有《诗经》里的老鼠，它代表了贪婪的官僚。但是阐明戒杀和放生这两个道理的故事很少区分不同种类的特征，特别是体型。《本身经》里的故事既讲友善的动物，也讲恶毒的动物：一个人养了一条毒蛇，毒蛇反而杀死了它的恩人；一只有智慧的螃蟹钳断了正在吞食小鱼的鹤的脑袋。
中国的放生故事主要讲的是无辜和没用的生物们，它们存活下来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人类。就算是老鼠，在冯时可看来，也是需要人们关心的脆弱生物。
认为人类是强大的而动物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观点——而不是根据体型——抹平了所有动物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