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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晚明清初的动物保护者不是反对浪费本身，更准确的说，是反对人们的味蕾沉迷于其他生物。这种观点的确是有先例的，比如在颜茂猷编辑的著名的善书《迪吉录》中就有一个关于一位喜欢吃鹌鹑的宋代书生的故事。
在书生梦里，一只鹌鹑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形象出现，书生后来改过自新（他释放了厨房里的几打鹌鹑——这个行为或许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慷慨的），那位老者不断重复吟诵：“食君数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断数命，下箸犹未足。”
对其他生物的口腹之欲也同样引起了苏轼对杀生的厌恶——尽管他认识到放生动物也会产生浪费的后果。他说：“余平生最不嗜杀，得活鱼蟹往往放之江中不复食。凡蠢动之物非是无情，第不能言耳。奈何世之好杀者唯务恣其口腹。其谁肯以众生之命为命耶？”
事实上，节制和浪费的问题对于动物保护者来说，是偏离了主题的。明代的士大夫们则把苏轼表达以其他生物来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厌恶阐述为放生和戒杀的理由之一。注意到“普通人也会说素食主义者是瘦小肉食者相对丰满”这个观点，祩宏认为：“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杰出的演说家和哲学家高攀龙说道：“滋味入口，经三寸之舌尖耳。自喉以下，珍馐粗粝同于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轻戕物命乎？”
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也为我们留存了一幅放纵的画面，他说：“在这个衰落的时代，这是最后的劫难，士绅们吃许多肉以致于他们胖的无法挪动。”
以牺牲其他生物来获取利益给苏州一家餐馆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家餐馆的菜单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店主的轮回，同时也影响了它的客人。据18世纪的孟超然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的情况，那家店铺的特色是鳝丝面而且“获利数倍于他店者，以铁针环钉蒸笼上，使鳝鱼环走，自刳出血以和面味，最美。后数年，晚出忽不归，其子沿河岸觅之，行数里，则已死于水。将负归，见鳝鱼数万环绕其腰腹间。”孟评论说，“此亦报应之最奇者也。”——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鳝鱼在经营者的胃里复仇这件事情能让我们轻易地相信，那么这就证明了一个实在的观点：屠宰动物是为了满足食欲——或者更糟糕的，为了营利——是卑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