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代的文献比早期的文献更频繁地将戒杀和放生置于社会互动的中央。早期有关同情动物的文献谈及许多不同的情形：孤身一人深入丛林的猎人，面对他悲伤的猎物；季节性的建筑工程不能给废弃的围墙和建筑里的野生动物造成困扰
；用良知去对待作为礼物收到的动物。
在留意这些情形的同时（通常是通过重复那些老故事），明代的作品特别注意招待客人的问题。祩宏注意到，所有的活动——生日、葬礼、婚礼以及一般的节庆——都是消费肉类的场合。或者就像一本劝善书的编者所做的精要评论：“世间杀生，大约为宴客居多。”这位编者将这个评论附加到一篇与一名16世纪初的举人有关的故事中去了。这位举人来自南京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招待客人的时候，每次都要杀三到四只猪。他去世之后，棺材里传出了声音。当守丧的人们往棺材里看的时候，他们发现尸体变成了一头猪。
这个故事这样警告了杀害动物的人，它阐明了轮回的原则，指出一次杀三到四头猪是过度的杀戮——这种过度遭到了报应，使主人公在死后变成了一头贪吃的猪。但是这个故事也明确指出产生这一后果是为了招待客人。
一份16世纪的记录说，一个叫林俊的人也把个人对动物的行为置于社会环境中。在他主办的一次宴会上，林揭示了戒杀的迫切。在许多邀请来的客人之中，林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宣称他刚才去了阴间，在那里他是一位杰出先人的客人。这位先人解释说林要受到惩罚（可能是早死），因为，当林做地方官的时候，他未能阻止对牛的屠宰。林反驳说这个指责是错误的。后来经过调查，林确实发布过禁止杀牛的公告。最后，林的功德使他得以长寿——他活到了一百岁。不过，我们的目的在于一个不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使得其功德为众人所知以给予道德上的教育。在这个世界的主人和另一个世界的客人之间的角色转换——这个转换使林俊的客人和他一样，暗示他们也是可疑的——林俊告诉他的同伴这个梦。受他的经历的触动，他们随后“持斋而戒杀”。
这样林就把他个人在阴间的对质变成了一个集体的事件。
有关林的梦境的插曲仍然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证明了戒杀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这突显了一个历史人物的权威，他尽管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却是作为一个服务社会的模范儒家学者而受到人们的尊敬：阎王恰好是11世纪的范仲淹，他偶尔会在这本书中出现因为晚明的行善者们十分崇拜他，甚至说他由于乐于为善导致去世的时候身无分文。
通过和范仲淹相联系，这个梦将戒杀和广泛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禁止消费肉类已经成为了群体性事务。王衡——他吃惊地看到普通的宴席上的各种菜肴以前是用来供给皇帝和贵族的——和他村里的村民们达成了一个吃素食的协议。
钱肃乐，这位官员家里已经十年没有肉食出现了，他印刷了一些有关人和动物对生命的渴望是相似的话。他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提醒他的客人们不要指望肉菜，但毫无疑问地把自己树立成了一个好榜样。
对于冯时可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不吃肉食同样也是集体性的事业。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并且制定了公约来限制招待客人时菜肴的数量和种类。
同样地，一位17世纪的官员将他对动物的关心融入到日常社会事务中去：他把作为礼品送来的动物交付给一个寺庙；每天他从“买蔬菜的钱”里拿出30文用来买——在市场上，公众的注视下——鱼类和禽类用以放生。
戒杀的社会影响在冯时可关于乘客们由于一些同伴不吃肉而躲过了船舶失事的记载中显得更为明显。冯收集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但这只是表面，冯通过他所听闻的将这些故事重新塑造，从而使得它们和晚明人们关心的事相一致。他认为，素食乘客的美德不是私人的事务而是对社会大众都有影响。三位不吃牛肉的素食者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他们的旅伴——他们都逃脱了船只失事的噩运。他们从灾难中逃生转而使得另一艘船上的大约六十名乘客发誓不吃牛肉，那六十名乘客不是各自做出决定，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立下了誓言。这个事件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通过一名起到中介作用的目击者（他看到了三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人”，那就是风妖）和一个叙述者（他向目击者解释另一艘船是如何碰巧避免了失事的）。尽管冯时可没有亲身经历这件事，他却参与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并把它记下来以警示后人。
由此，个人的戒杀与放生动物的行为同时也给这样做的人带来了善报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不是通过等级制度的权威（比如皇帝或者官员发布一项政策，或者在每年庆祝佛诞典礼中精心安排一帮祈祷者），而是以一种较为杂乱的方式，即通过非正式的朋友、偶然的邂逅、口耳相传以及陌生人的见证。
对动物的关心也和晚明对待客人的殷勤关联起来，客人们可能会因为主人提供的菜肴感到不愉快。和周汝登以尊重主人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愉快不同，祁彪佳的兄弟根据孔子的态度来为素食辩护：大部分的食物是通过屠宰动物获得的，而孔子是同情动物的；况且奢侈的菜肴，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对风俗是有害的。
然而这两个人都认为不吃肉食（或者说对动物的善心）会影响社会关系。一本清代的家政指南（为孟超然所引用，他不喜欢佛教）明确了这种联系：“敬客亦当存爱物之念也。”
10世纪的《太平广记》提供了同情动物的一种模范：在没有见证者的情况下救助困境中的动物并且使他的美德不为人知（阴德）。晚明的行为又遵循另一种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放生动物经常是在公共场合进行，在见证人面前（他们会复述所见所闻），或是由小型的团体来完成，他们的团结使得其行为获得了正当性。放生动物在社会互动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确实是真的，就算对祩宏来说也是如此，就像于君方指出的那样，祩宏对于成立团体是十分谨慎的（因为志愿性的组织在那个时候在政治上是可疑的）而且他曾经建议，不管何时看到被出售的动物，每个人都应该购买并释放动物，而不是在团体集会时才那么做。但祩宏也支持社会层面的放生，鼓励每个人定期（每季度一次或是每年的年末）在一个地方集会，“会计所放，考德论业。”
随着明代文人的理解和实行，这两个行为就超越了个人行为和命运。文人们已经将之与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融为一体了，从而向其他人展示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