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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杀的训诫预示着素食，而这恰恰比为宴会准备的肉食更经济。因此又把对动物的同情和远古时代具有的节俭这一主题联系起来。我们再想想梁惠王这个事例，他看到一只用于祭祀的牛将要被屠宰，因为“不忍其觳觫”，就用一只羊替换了牛。
孟子将国君的反应解释为他有同情的能力，出于此，晚明的动物保护者们经常提到这段话。然而孟子也暗示了国王之所以用一只较小的动物替换了较大的动物，也可能是由于吝啬。节俭和同情这两个主题就这样被混淆起来了。或者我们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宋仁宗的故事，当下人把一盘蛤蚌呈奉给他时，他问道：“安得已有此耶？”紧接着又问：“其价几何？”当他得知每一个蛤蚌需要花费一千文钱并且总共有二十八个的时候，皇帝非常不高兴，说：“我常戒尔辈勿为侈靡，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于是他拒绝吃那些蛤蚌。
尽管这个故事后来被孟超然作为具有同情心的例子而引用，但皇帝所无法忍受的不是蛤蚌的死亡，而是它们昂贵的价格。
在晚明，节俭同样混杂在有关同情心的讨论之中。为了鼓励“节俭和朴素”，周汝登（祁彪佳家乡的一位本地人）提出有两个人们不该忽视的来自儒家的教导：“不要无理由地杀狗和猪”以及“和厨房保持距离”。
受到自己村庄里奢侈的宴会的触动，王衡写了三首诗来鼓励居民们戒杀。
冯时可不但关心保护动物的生命，也注重总体上的约束。针对一份和朋友们关于适度娱乐的约定，他解释道：“余素不侈味”；然后他列出了不应该吃的一些食物，不只是动物，还有一些昂贵的水果。
冯时可过着有节制的生活。由于他的家乡松江府太过奢侈，他选择到苏州隐居。
由此他远离并异于他八个富有的且剥夺了他很多遗产的兄弟——就像他对老鼠的放任态度与警惕啮齿类动物的兄弟不同。通过更有节制地生活，时可是兄弟九人中唯一获得进士头衔的，他的道德境界也是很高的。带着节制的态度，祩宏甚至给出了一份素食菜单：天地间出产谷物，水果和蔬菜供人们食用，人们还掌握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烹饪这些食物的技巧——他们可以包饺子，蒸蛋糕，腌制或者油炸。他说：“那应该足够了。”
由于素食和节俭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个明代的作家谴责一些动物保护者的吝啬。尽管他赞同戒杀是一种“美行”，他也为素食主义者总结出了一系列原因——包括吝啬：“又有巨室子弟，居亲之丧饮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吝于用财，灵几之前果菜而已”。在他看来：“古人之戒杀，仁也；释氏之戒杀，惧也；今人之戒杀，悭也；己不杀而食人之杀者，又可笑也。”
然而，对肉类消费的禁止并不一定是总体上保持节俭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许多晚明的动物保护者本身就过得不简朴。即使他们吃素，像祁彪佳、王衡甚至是有节制的冯时可，也拥有豪华的庄园，或者他们会欣赏私人戏剧表演，争相收集古玩，或是狎妓。
祁彪佳大约是在首次于日记中提到放生动物的八年后，面对1640年的食物短缺，才开始认真对待素食这件事。
而且，尽管明清之际的文人成立了一些食素不吃肉的团体，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对坚持素食的兴趣比放生动物要小得多。关于清初的一个放生团体，一位19世纪的评论者甚至这样表示：“今人不信戒杀。说到放生。则多方驳辨。”
鉴于素食要求人们克制，由此使得节俭成为了可能，成立放生的团体以及立碑标明游鱼的保护区域总是需要经费支出的——有些批评家，比如陈龙正就公然抨击这种经费显然是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