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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动物的流行大致可以和无数晚明的潮流相联系：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基督徒的到来带给中国本土传统的挑战，文人们对成立各种团体的热情（不管是以写诗为目的还是以互相激励为目的）以及学者型官员承担了在道德方面教育公众的义务（不论是通过乡约或是流行的教化作品）。每一个潮流都可能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于放生的兴趣，然而这几者之间的结合是不紧密的也是不持续的，没有哪个因素是十分突出的。
根据一个历史学家所说，戒杀和对动物友善这两个并行的观念可能对晚明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有以反对地主的暴动为标志的社会动荡，海盗对沿海地区的抢掠，边境线上的入侵。
毫无疑问地，对动物的关心和希望终止冲突和苦难有关，一个动物保护者，引用了一段让人绝望的佛经：“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
然而依据社会动荡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相对安定的18世纪，文人依旧很好地保持了对救助动物的关注，为什么在以前动荡的时代没有形成对动物更强烈的关爱。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何结束纷争的愿望会以拯救动物这一特殊的形式呈现出来。
基督教传教士的教义进一步促使文人们将他们关于放生动物的讨论明朗化，这些传教士们于1583年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了精英圈子中的常客并在1600年代让一些人皈依了基督教。
祩宏和一小部分动物保护者们十分熟悉并反对基督教有关动物没有不道德的灵魂，上帝创造动物是为了让人类消费以及轮回的学说是荒谬的这些观点。
可能是为了反驳上述的第二个观点，祩宏和杨东明反问说：“猛虎食人，亦将曰人之肉，虎所应食乎？”
基督徒们劝说人们皈依基督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反对。尽管如此，在1603年，放生动物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这一年，利玛窦抨击了轮回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作者们与戒杀、放生相联系的组织的壮大远远超过了基督教的传播。尽管晚明的作者们确实提及了轮回的问题，但他们更是常常详述奢侈与浪费、残忍和同情、生与死、压迫和解放这些主题——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他们在讨论慈善活动时也会用到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