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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与佛教的复兴
在16世纪云栖寺的僧人祩宏看来，放生与戒杀这两种行为在晚明以前已然沉寂很久了。历史学家认为祩宏是晚明佛教复兴的功臣。祩宏认为对动物不友好的习性已经根深蒂固。他叹息穿丝绸制品——这种材料是靠杀死蚕虫获得的——已然成为了一种广为传播的习惯，他哀叹“人类对肉食的消费”，他认为“世人食肉，咸谓理所应然。乃恣意杀生，广积冤业，相习成俗，不自觉知。”
为了给自鸣得意的人们一点警示，祩宏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分为两部分，即《戒杀文》和《放生文》，就像于君方说的那样，这演变成祩宏劝说人们改信佛教的平台。
祩宏利用了有利于信息扩散和传播的社会环境。如同王阳明的追随者督促每一个人要教育十个人一样，他劝人们改信佛教的行为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促使他的读者“分发文章以改变他人的信仰”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能劝一人不杀，如救百万生灵。劝至十人百人，以及千万亿众，阴功浩大，善果无穷。”
受到祩宏的鼓舞，富裕的赞助人和主流的学者型官员为他文章的出版筹措资金，并且在前言和注释中详细介绍了他的观点。
在其中一份前言中，一位官员引用了祩宏的话，他说：“尚从此而有一人不杀十人不杀，推而广之而至于百千万亿人不杀。”
这句话流传了开来。
祩宏的教义到达了社会上层，渗透进了皇室，皇帝的母亲受到触动，派人去传达祩宏的教义。祩宏的教诲也在乡村中传播，在那里官员和学者们利用他们的权威和地位在普通人中进行宣传。其中一个帮助传播祩宏观点的官员在12岁时就成为了一个佛教徒，他在1583年考上进士，之后，带着宗教信仰进入了官场。在作为地方长官的同时，他每天吟诵《金刚经》，重建了一座寺庙，甚至禁止人们为了祭祀祖先而献上牺牲的行为。为了捍卫他的立场，他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教导的违背
，后来他又补充说“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尝以鬼神为无有也。第鬼神享用与人间不同。人好酒肉便以酒肉祀鬼神。譬之蛆虫啖粪便以粪贡人。岂不得罪于人。盖神明清净。闻人间酒肉污秽厌恶不暇。岂肯鉴尝……我今告禀城隍。将尔等前罪赦除。后次不可再犯。若仍前杀牲污神。不惟无益且遭罪谴。此系实说。决非妄言。”
祁彪佳年长的同乡朋友陶望龄也赞成这种倾向。像祁一样，陶在1589年的会试中考中状元，是主流的精英。陶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救助动物的善会，还利用他的文学才能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写了一篇文章，以消除无神论者对祩宏放生计划的怀疑。他还作了十首与祩宏教义有关的诗歌，他希望诗歌能更容易被其他人口耳相传。
随着祩宏教义的流传，也出现了一些证实他的教义的事件。这甚至对一本清初的善书产生了影响，比如陶望龄的兄弟陶奭龄——他和杰出的儒家思想家刘宗周一起讲授经典——因为对动物的善良而得到好报：
由于他和一个朋友放生了一万条鳝鱼，他们提前通过了科举考试。
在陶望龄的同事中，有一位是四川人黄辉。
有一天晚上，黄梦见藏书家焦竑给了他一卷书，是祩宏关于戒杀的文章。他醒来之后，便终生坚持戒杀，并用他的俸禄来买动物并放生。他也把祩宏的文章印出来分发到乡村。
随着祩宏教义的迅速传播，在有生之年，他充满感激地承认“予昔作戒杀放生文劝世，而颇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犹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祩宏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许多晚明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包括祁彪佳的父亲，都和祩宏或他的追随者们有私人交情。许多放生者有了坚定的佛教信仰，而且所有我收集到的相关晚明文章都是在祩宏发扬了放生和戒杀这两个训诫之时或之后的人所写的。
然而，如果仅仅认为晚明放生的流行是祩宏成功地进行佛教复兴的结果，那么则忽视了一些其他问题。即使在唐代佛教全盛的时期，那时的文字作品中对于放生和戒杀这两个训诫的关注也是不够的，而且它也忽略了这些训诫并非源于古老的佛经，而是出于《梵网经》，这是在中国写成的一份可疑的文本。
它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祩宏将佛教中禁止伤害生命和“放生动物”这两者联系起来，在早期的佛教中是找不到类似的行为的。而且，这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设想，即对于动物的同情是佛教独有的观念。
祩宏除了向一般大众传教外，也热衷于在受过教育的官员中传播佛教，因此他努力适应儒家思想。
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佛教包罗万象的思想中，哪些问题能够吸引同时代的人们，从而为当日的佛教复兴服务：选择拯救还是杀害动物，生活的窘迫，强者对弱者不合理的统治。
一些晚明清初坚决反对佛教的人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于动物的关心。
在祩宏还在世的时候，一些学者针对拯救动物和戒杀这些行为给出他们自己不同于佛教传统的看法。王衡（女性宗教空想主义者昙阳子的兄弟）说：“余雅不谈禅而性恶杀。”
其他学者则挖掘儒家经典来为动物应该被救离死亡寻找先例。他们提醒读者们，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孔子“钓而不纲”
就已表现出了克制，孟子则教导说“君子远庖厨”
，这是为了避免见到动物死前让人难以忍受的目光。
一些坚定的儒家学者非但没有认为戒杀和放生这两者是佛教的曲解，他们还找到了理由来吸收它们。钱谦益说在古代的文献中是找不到戒杀和放生这两个词的，因为在遥远的黄金时代，所有的生命都是受到高度的重视的，为了献祭、娱乐以及丧事而宰杀动物都是有仔细的规定的，而且是本着保护生命的原则来实行的；因此，放生的概念在那时是不必要的。钱谦益写道，“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泽为一家，以鸟兽禽鱼群生万物为一体，无地而非放生之地，无物而非放生之物也。唐用阉人杀天下，宋用新法杀天下”，放生池才首次出现了。
归庄，是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孙子，承认“救生”这个词确实来源于佛教；但是他后来又说为了和古代中国皇帝的统治方针相一致，佛陀改进了这个观点。
另一位有名的散文家坚持说：“佛教，吾儒之所辟，然有不必辟者，戒杀是也。”
在佛教中寻找关爱动物的根源的努力随着18世纪一本专门为救助动物和戒杀而写的名为《广爱录》的书的问世而达到顶峰。孟超然——他以反感佛教而闻名——收集了受尊敬的儒家文献来证明对动物的关心有着单纯的本土起源。
他解释说，陈第虽然十分厌恶佛教，但他认为吃牛肉是不孝和不人道的，因为这是对基本价值的忽视。
孟赞扬了11世纪的程颐、程颢兄弟（伟大的儒家思想家朱熹推崇他们）对飞鸟和游鱼的慈爱，他评论说：“余尝劝人戒杀而人多以为外氏之教。夫二程子岂皈依佛教者乎？”
孟的《广爱录》最后写到一位他同时代的人，贺先生，当被问到为什么他如此不喜欢佛教但也费心不去杀生时，他以一种儒家理想中具有至高道德感的“君子”的口吻回答说：“君子不会伤害动物来取悦人的肠胃，”之后还说“在圣人眼里，戒杀并非违反常情的，但却是培养一个人慈悲心的方法。”
随着文人们赞同戒杀和放生，他们也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了改造。他们用钓竿不用渔网，他们不把素食当做理所当然，而只在特定的场合才这么做；或者，他们不吃某种肉食而不是所有肉类都不吃；或者，他们仔细区分为了消费而被杀的动物和吃已经被屠宰的动物；或者，像杨东明，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善会的创立者一样，他们遵循孔子要有节制的号召（也就是说，“钓而不纲”），同时他们坚持用肉类来祭祀祖先。
尽管总体上祩宏支持严格的方针，但有时候他允许在行为上有一些自主性：如果一个人一定要坚持吃肉，那么就应该直接去买而不是自己屠宰动物。
关于“钓而不纲”的那段文字，祩宏怀疑地表示：“钓矣弋矣。直不纲不宿耳。是仁有未至也。”，他暗示“疑有脱文也”。
他也坚持说甚至穿丝织品也是没有考虑到蚕虫的生命。许多文人无法达到祩宏那么严格的标准——或者说，他们完全和佛分离。然而他们——在他们之中儒家的坚定拥护者们——发现把放生动物这个观点作为他们写作和成立团体的主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