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这个社团的背景现在已经交待了。人们管我们叫蓝衣分子或恐怖分子。这没关系。关键是如何制造一个新的革命气氛来引导革命群众……在中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暂缓局势，这也是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根本的对策。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日本人。我们的问题不是东北省份及热河受到侵略。假如我们能够维持现状，目前就够了。作为一个革命政府，丢失一点领土关系不是太大。当我们的力量不足时，撤退是自然的。今天我们丢失了领土，但当我们有力量时，我们将把它们夺回。历史告诉我们，失去领土的人们必须努力才能收复它。重要的问题是民族的生存。为使中国免遭毁灭，我们应当重振民族精神。虽然我们仅有一个县的领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振中国民族精神，我们就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为了这个根本解决办法，我们的组织应当担负起责任——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忠、孝顺、德性、爱、和与平应当成为我们取得礼、义、廉和耻的核心指导原则——中国的民族精神由它们组成。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全靠了这些。我们若要革命成功，我们必须建立党的独裁。

传说中的蒋介石秘密演讲（1932年春）

外围组织

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创始人们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定的该组织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 该社第一年的常务干事兼书记是总书记滕杰。 次年由贺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刘健群担任。 除书记处以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的总务处 ，萧赞育下面的组织处 ，康泽领导的宣传处 ，以及先由桂永清、后由戴笠指挥的特工处。

1933年1月，从各外围组织来力行社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多，又一个检察会成立了。它负责指导分支机构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其成员听从干事会指挥，但他们有权在组织内关押和枪决不法分子，而相关的秘密报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

为执行保密原则，他们都宣誓不泄密，干部们决定建立两个前沿组织。 第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潘佑强为常务干事和总书记。 这个同志会很快就办得非常成功，其会员也迅速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资助，该同志会被当作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军队里的一个臂膀。 结果，革命军人同志会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以它会干扰军队里的正常指挥系统为理由，命令废除革命军人同志会。 但他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了军事处，并任命杜心如为其头目。

第二个外围组织存在的时间与力行社一样长，它叫“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一个“内层”。 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 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它的名字被用来招收新成员，在它的资助下，许多力行社的特务活动得以在其他组织和机关里展开。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或其他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另外还有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党组书记、科长、处长、局长和厅长这类的中层官僚。组织内层的所有骨干或书记要么是力行社成员，要么是在该社通过支会扩大后的中央级干部。 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校友信息局的调查处里面。

革命青年同志会一度有两万成员 ，经过“民主集中”和预算制度得到加强。该会的每一层经费由上一级拨给。总经费由会员费补贴，但主要资金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该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地方机构显然都是军事委员会下属调查局的通讯处，负责调查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学校毕业生，同时又与黄埔校友会挂钩。所有省市的分支机构的门上都挂有通讯处的牌子，它有权向本机构工作人员颁发身份证。不过，书记们和各组的头目能以参谋一类的军事头衔公开活动。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代名。选定的代名须经省一级或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讯中使用。高一级的组织会以“弟”称呼低一级的组织，下级组织则以“兄”称呼上级组织。

“长”和“少”，“核心”与“内层”很快在一起控制了军政官员们参加的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灌输项目。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军需部门干部的政治培训，并彻底渗透到内政部领导下的地方人事管理的会议以及在庐山为党的高级干部和军政人员举办的夏季培训项目当中。 力行社的成员们还指挥军官高等教育纵队。1932年，有600名学员毕业于该纵队为中央军事学校头六个班举办的为期六个月的培训班。

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还进一步控制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的领导。这个训练单位的四个纵队在1932年8月合并后有1,700名干部，其级别在中尉至上校间，他们离开原单位来此受训一年，其忠诚不渝可在他们的班歌“领袖歌”中略见一斑：

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纵队有三个德国顾问，其毕业生大都回到原单位，小部分留在军校，成为教导纵队的成员。

复兴社

力行社建立的最重要的附属组织是复兴社。1932年7月，在任觉五担任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书记时，这个第三外围组织被补充到力行社—革青会的组织结构里。一天干事们到设在南京三益里4号任觉五住宅里的办公室开会。那天闷热得出奇，会后，一组与会的干事爬到楼顶上纳凉。任觉五吹着凉风，随口提议再建立一个外围组织：

以现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组织者多，未便不顾，为了保密并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复兴社”名义吸收，作为第三级组织？

干事们正式将任觉五的建议列进了力行社下次会议的议程。那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并把它提交给蒋介石。蒋也表示赞同，于是复兴社很快就诞生了。 据干国勋说，复兴社名声很大：

【因为】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其事务一律由青会办理，因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

卫星组织的成员由内向外自动属于力行社的成员。但在其他方面，越是接近内部核心，越是得到严格控制。作为一个相对保持距离的卫星组织，复兴社相对比较容易加入，只要有老会员或前会员的介绍即可。申请表很简单，入会仪式由十来个人一组在蒋介石的像前进行。在南京有几次蒋介石亲自到场接受宣誓，每次有300到600个人参加入会的宣誓仪式。

另一方面，如果复兴社的人员被提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他必须由所属组织的大会赞成通过，然后在此人的名字送到最高领袖那儿审批之前，得经过力行社的审查。 再上一级层次的程序同样如此。“但【想加入力行社的】青会会员，必须经力行社会议通过，呈领袖核准后，才提升再宣誓得为社员。”

复兴社没有任命干部的权力，但它的高层次干部在政训处则保有委员的职位。 至于它的内部管理，复兴社由一个干事会控制。 但其实权则掌握在由会长蒋介石直接指定的书记长手中。 在总书记（一般来说是滕杰）下有管组织、宣传和培训的组或处，它们分别由周复、康泽和桂永清领导。 自然，特务处由戴笠掌握。省市一级采用同样的结构，它们的基本分支单位一般是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议。

除了股和分会偶然聚会以外，全社大会很少开。所有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贯彻，也没有全会或由代表们参加的核心会议。 支部周会的内容是根据上一级组织的书面指示。通常这些会议是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重大宣传要点、地方组织的活动，以及对共产党嫌疑分子和“CC”圈子嫌疑分子的调查等。每次会议之后，支部负责人得写一个报告送到上一级。情报汇报会越过分会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组织。

复兴社从中央总部到分会的每一级组织，都是与革青会内相对的同一级别机构挂钩的。它们间互相包含，革青会的负责人也是复兴社的负责人。 不过有人曾试图将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区分开来。革青会的人互相以“挚友”称呼，而复兴社的人只能以“好友”相称。复兴社和革青会的人只要每月的收入超过200元，就应该向组织上缴收入的10%（几乎没人履行这个义务）。但在违反组织纪律的情况下，复兴社的成员只会被开除，而革青会的人则会遭到软禁，有时甚至会被枪决。 事实上，两个组织的会员经常重叠，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支部和复兴社支部之间的区别也往往含糊不清。 一个在省级任两个组织的书记的人解释说：“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由三个层次组成，力行社为“核心”，另两个组织作外围。 这三个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等级平行的结构，并从首都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和职业团体到各省，柱形地自上而下展开。 在它活动的高峰期，这个三环结构一共有50多万成员，外围的人在被吸收为内部成员以前，并不知道内层人员的存在。 最核心的部分总是在力行社，它的名字有时被简称为“力社”，其中八九十个积极分子一直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 也有一些非军事人员被邀请参加，如中国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刘文岛，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有很好的关系。

要是连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的成员都把自己各自的“内层”和外围笼统地叫作复兴社的话，那么便难怪一般公众把它们整个的结构一起叫作复兴社了。另外，人们总是不加区分地将复兴社与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的“蓝衣社”混为一谈。出现这种混乱认识的原因，是某个被推荐给蒋介石加入原本的复兴社的“外人”，自称亲手创建了单独的蓝衣社。

1932年2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官邸里召开的第二次“筹备部门”的晚会上，韩文焕刚讲完话，桂永清突然打破了通常的论资排辈的惯例。按理说应该轮到邱开基发言，但他还没开口，在前一天晚上滔滔不绝讲述其欧亚之行的桂永清突然举起了手。他说他要在众人面前向领袖推荐一个“人才”。此人是何应钦的秘书——贵州的刘健群将军，跟何将军一样担任过战争部长，是中央政治院特务委员会成员，也是蒋介石在军队里的忠实支持者。

刘健群

对这些原黄埔军校生来说，刘健群是个外人。 他从来没有上过军校，而作为一位非军事人员，他仅持有“相当于”少将的头衔。不过桂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和爱国者，他对护党救国有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得到并使用他。”这时蒋介石点了点头回答说：“请他明天早上8点来军校谈话。”

介绍刘健群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与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彻底混淆了起来。这个混乱延续至今，主要是由于日本媒介长期以来，不论是特务处的行动还是一些自发的爱国抵抗活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活动统称为“蓝衣社”行动的缘故。 确切地说，这个混乱一开始是由刘健群自己造成的。他为了在蒋介石的右翼支持者中得到认可，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建立上表功。

1933年1月力行社建立11个月之后，刘健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些说法。当时他在北京，任华北宣传队队长。他在会上散发了三篇自己的论文，其中包括题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文章。他曾于1931年10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让人传阅过此文。它呼吁成立蓝衣社“作为强化党的内部组织的一种努力”，同时指出，有太多的国民党员成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刘接着说，关于这个建议中的社团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偏向“青年团”，另一些人则喜欢把它叫作“布衣团”。 刘觉得都不太合适，“前者可能被误解为共产党的青年团，而后者又不太完整，因为还有丝一类的其他国产料子”。由于国民党把青和白视为党的颜色，而且既然蓝制服被定为国民党成员的制服，同时又是自古以来老百姓的正规服装，于是刘建议把“中国国民党的蓝衣社”用来作他的新组织的名字。这些建议既含有本土文化成分，也含有民众意识：王布象征爱国，西服则表示文化背叛。“该社的成员必须处处使用国产货，而那些参加社里正式大会的人，必须穿中山装。”

那个记者招待会很可能确实开过，因为刘在力行社权力机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也想在蒋介石的亲信中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桂永清把他引荐给蒋介石之后，刘健群又被贺衷寒和滕杰介绍进了力行社的内部圈子里。通过他们的正式推荐，刘健群被邀请加入该组织的第二层内，成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名副其实的一名会员。现在，刘健群想用自称在18个月前督促蒋介石建立蓝衣社的方法，既增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又在力行社的核心与外围机构中获得更高的权力。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成功。一年之后，1934年4月，刘健群从北平的政训处被调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当书记。与此同时，在酆悌涉嫌1935年11月对汪精卫的暗杀未遂后，刘再次被任命为力行社常务干事。尽管刘健群在力行社的职位是秘密的，但他的复兴社总书记的位置想来在众人的眼里起到了强化复兴社和蓝衣社的作用。而这一点激怒了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后来对这种把他们的运动与法西斯蓝衣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表示十分不满。

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曾说刘健群这类后来的人只属于卫星组织，被有意排斥在最高层或最核心层以外，并被禁止做任何把力行社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平起平坐的联系。 干说，这类外人出于无知或恶意，把力行社与蓝衣分子混为一谈。

【他们】仅将其后虚设之三级外围“复兴社”与绝无之“蓝衣社”，挂一漏万地连在一起写出，虽然他可能迎合一般不明其真情实质的一些好奇者心理，但却难免影射其有“法西斯”和“特务组织”性之谬误。

干国勋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太可靠，因为刘健群尽管不是创社人，但在力行社核心组织里却是他的上司。对力行社其他成员来说，刘健群在蒋的最机密团社里身居总书记的高位，也许强化了其与蓝衣分子的沟通感。当然，外界继续把它们混为一体，这得归结于刘健群在国民党积极分子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

新卫星组织

神秘的力行社与复兴社及蓝衣社之间的关系，由于其他卫星成员而强化。他们中间有许多是黄埔校友中的年轻一代，他们知道，这些组织中起码有一些是在1932年3月1日左右，由蒋介石的一群在宣传、军训和情报部门里地位显赫的亲信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有一个力行社，认为这个组织是建立在三个原则基础上：蒋介石为其长期的最高领袖；黄埔毕业生为其骨干；它的成员必须遵循三民主义原则，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建立构架，并培养成员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他们认为，建立和组织力行社的实际责任交给了创始者当中的五个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 他们意识到，这个组织完全围绕着包括这五人在内、共55人左右的“核心组”转。其中包括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易德明、李一民、蒋忍坚和戴笠。他们听说力行社里有些人每周在蒋介石位于明瓦廊的官邸开会，听“校长”讲授“力行哲学”，并研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

在日本人确信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他们和蓝衣社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 这一方面来自于刘健群的新闻发布会，另一方面是傅胜蓝的文字。傅出版了一本叫作《蓝衣社内幕》 的书，他在其中讲到蓝衣社是一个秘密特务组织。傅是共产党员，他被康泽说服后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后来他转而效忠于汪精卫的伪政府，抗战时他以合作分子的身份当了杭州市长。他关于蓝衣社的书被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警察用来作教材，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据刘健群说，惟一为人所知的是蓝衣社成员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

为了达到立刻铲除封建影响、消灭赤匪和抵御外侮的目标，除了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工作必须以正式的方式来进行以外，蓝衣社的成员们得在各省、县和城市秘密地开展他们的活动。

尽管蓝衣分子应该去“发动群众运动”，但他们奉命为“秘密特工”的职责做准备，而且永远不能向他人透露他们是国民党的人。

的确，正如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别动队所说，在蓝衣社存在的七年里，人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原因是那些宣誓入社的人“禁止向外人承认是蓝衣社的成员或透露其秘密，否则将处以死刑，这也是惟一的惩罚手段”。 无须说，蒋介石对蓝衣社的存在从未公开承认过。

刘健群，在一向宣称是他提议创办力行社的同时，在正式场合则必须向媒介说没有成立过这么个组织。当他被《北平晨报》的记者问到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时，刘回答说：

1931年秋，我曾建议以促进对三民主义原则的普遍尊重为唯一目的来改组国民党。蓝衣社的成立与国民党紧密关联。现在蓝衣社将有它自己超越国民党以外的教义。我们从它最初的名称可以立刻理解这个组织的宗旨——蓝衣社，而非蓝衣党。我的这个计划只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建议。我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任何有关这类的运动。有关这个组织的活动，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1933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这个记者得出结论说：“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这个社是否存在。” 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界、外国情报机构以及警方从此以后便开始把复兴社（包括在其背后的力行社）的活动与他们中间的右翼或法西斯蓝衣分子的活动视为一体。

比如说，在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童子军的背后是谁？自1917年以来中国就有童子军运动，那时经亨颐成立的中国童子军参加了战后的世界童子军大会。 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童子军掺入了许多军国主义的成分，而且与1932年7月成立的国民军事教育组关系密切。 军校毕业、当了该教育组组长的赵范生，以及任国民军事教育组教务部门头头的杨克敬，都曾经在全国童子军总部里担任过部门的头目。

在力行社创始人干国勋的帮助下，赵和康两人起草了一个附有表格和预算的计划，用以在全国培训童子军军官。在蒋介石批准了这份计划之后，有160名学生被招来接受干部培训。其中三分之一是军校生，其余是已经在各省当童子军军官的人。六个月的培训目的是培养军官和教员们“为加强和扩大组织，增进智力和体力能力，提高觉悟，坚定爱国和革命的意志，并向这些青年们提供一些军事知识，而改革中国童子军” 。与此同时，力行社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作“力进社”，它负有向童子军渗透的具体任务。到了1933年4月，力进社的成员达300人，所有的人都是新中国童子军在各省市的干部。

力行社其他新近成立的“卫星”组织，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非汉人的活动而成立的，并包括在国外参与爱国运动的成员。这些活动由民族运动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是由力行社创办者们于1932年4月，为援助“少数民族独立运动”而成立的。 这个民族运动委员会曾秘密地援助过黄埔第四期班的朝鲜毕业生陈国斌领导的朝鲜义烈团。 这个组织与金九的朝鲜独立党是两回事，它在胡汉民被软禁的茅山深处的一个庙里组织了绝密的“朝鲜革命训练班” 。每一期约有100来个学生入学，学期为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受纵队里原籍朝鲜的军官和教员们领导。 到了1936年，这个部门由康泽领导，并经过武昌转移到重庆。训练班主任陈国斌，在1945年后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的朝鲜义烈团，但因他与李承晚不和，而最终在美国人那里失宠，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类似这样的训练行动，在日本人的眼中无疑是可恶的蓝衣社卷入他们殖民地事务的又一个例子。其实，它们是属于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的地下情报活动，所以力行社与特务处之间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

力行社的特务处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1932年2月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蒋介石已经授权戴笠组建一个独立的特务处。特务处是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32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这个日子也成了戴笠建立他秘密特务组织的官方纪念日，后来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每年的纪念活动越搞越热火。在它建立的初期，据戴笠的一个副手说，蒋介石指示他的学生借鉴《水浒传》，“因为当梁山泊好汉们聚集在忠义堂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情报与行动”。

按史书记载明代东厂、西厂 ，小说描写清初血滴子活动，均已无实录可查。唯春秋时的孙子第十三篇“用闲篇”，和民初北洋政府暗杀宋教仁、陈英士 及孙总理自广州派遣某君携款赴沪运动北方军阀等案，确属事实，则信而有征。

除了建议他们为了解凶杀而去看那本小说并研究现代仅有的一些特务运作记载以外，蒋还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实际帮助。他规定，所有涉及到这个新处的人事问题，都将由他这个领袖直接处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汇报。特务处设在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机构里，与力行社分开。

戴笠日渐独立

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部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

据干国勋后来说，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

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恪尽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的一支奇兵。

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 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李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

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但很明显，那时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

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 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 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 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

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

这帮弟子们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电报：

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

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了火。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但他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

干事会是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戴笠最后答应，对于领袖交待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领袖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得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务委员会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行动的。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

但必须承认，没有复兴社和构成其成员的所谓“蓝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务处与复兴社在名义上的关系，以及复兴社于今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在各省建立起来的地方支部，不仅向戴笠提供了掩护，而且还给了他与直属特务部的“卫星”组织“忠义救国会”公开挂钩的机会。 与其他外围组织不同的是，这个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义救国会”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会地位要低于士兵和农民，因而被视为“第四层”组织。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复兴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地方上负责特务的干事领导的，该干事直接向鸡鹅巷总部的戴笠汇报。“忠义救国会”的目的是：

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

“忠义救国会”成员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基础，在二战中作为抗日游击队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训，以支援美国在中国东南方作战。

但这是后来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复兴社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团体给戴笠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秘密机构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 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于是蒋不用像过去那样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来支付特务处的经费。据当时传说，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 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

这笔收入约为每月54,000元，大约支付了特务处一个月20万元开销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据说戴笠秘密特务活动经费增加到每月120万元。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资金来维持特务处的运作。 日本调查人员关于“蓝衣社”的报告说，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没收鸦片。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份备忘录，蒋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汉口没收了大量的吗啡，蒋让以敲诈勒索闻名的杜月笙在浦东开一个工厂来加工这种药，然后向医药行业出售，用其收入来资助蓝衣社。但实际上这给杜月笙用吗啡提炼麻醉剂，再到黑市贩卖提供了机会。杜用的吗啡是从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明（张作霖的儿子）那里弄来的。但当蒋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业后，便从别处弄来资金，而这些资金有可能得以纳入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财务中。

下面将要讲到，力行社和复兴社在上海和华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跃一时。但到了1935年6月，复兴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军队从华北赶了出来。 而在1937年9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后，复兴社按照协议应当解散。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会上蓝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干部和预算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一起，于1938年被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取代了。

虽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许多干部将以三青团的形式保存下来，但老复兴社是彻底完了。与此同时，它的成员把复兴社作为他们自己权利的坚实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灭了。例如，贺衷寒显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为力行社总书记视为自己作为蓝衣社的湖南圈领袖而走运的机会。滕杰曾与贺衷寒在南京的一个公共澡堂里秘密会面，把社里的事务转交给贺，同时希望能够阻止贺的自私自利的企图。 但贺衷寒不为所动，他与中央党部“CC”圈的关系以及与力行社同志们的关系都恶化了。后来，蒋介石终于厌烦了“领导干部间不断的摩擦和矛盾”，其结果是力行社败退了下来。

很久以后，贺衷寒在1941年对他的一个在狗肉宴上喝醉后骂蒋介石“混包”的朋友说：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贺衷寒五年前在“西安事变”期间失宠，此时这个曾任前力行社部门头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庆接受任命的途中，贺对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惯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骗”来实行他的计划和阴谋，而且说他昏是对他的辱骂。然后，贺又安慰他的朋友说：“显然，你还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无法理解。” IF56ZIKJ7Syc/OMQChMmlEjxWs/bEvjw7NrNlF2APdXSlXRkxEVApmUHstUjim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