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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它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别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随着大规模的铁路修筑各区之间经济交流加强，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二三十年代华北平原，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新近引入经济作物的区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华北经济变化的影响是有限的。马若孟(Ramon Myens)和黄宗智对华北农家经济的研究均说明，这种入侵并未改变这一地区小农经济的本质。
不过，自20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40年代时却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国家权力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始于清末新政。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与近代早期的欧洲相似，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和其他学者称这一过程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
。其相似之处包括：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bureaucrat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
蒂利和他的同事们严格地区分了“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的不同。18世纪欧洲的“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蒂利等认为欧洲各国的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
所有这些因素都汇合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展，预示着20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对1870—1970年间国家宪法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同时，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扩大。
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替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比例增长可以看出此点）。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这些新行政机构对乡村的领导构成和村财政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清末新政要求村庄建立一套财政制度以资助兴办新学堂、新的行政组织和自卫组织。而且，国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先是支付巨额赔偿，后来用来支持无休无止的混战。所有这些摊款很快便超出田赋的数倍摊款从根本上不同于田赋和过去的其他捐税，它不是按丁口或私人财产分配的，而是以村庄为单位分摊的。由村庄制定自己的摊款方式，从而使村庄具有征款权力进而发展起了村庄预算。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公共事业的扩大，为监督这些新事物并分派、征收摊款，新型的村庄领导组织亦得到加强。本书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将对20世纪上半叶村庄领导层地位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一时期地方领导层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培养一批地方领导来实现国家的目的。为了避免社会和法统危机，这一地方领导层的重建必然先于近代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的。由以上问题不难看出，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我们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这里所用的“权力”(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
，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一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人们往往重视被他们直观地认为是社会生活重要方面（如财产关系或政治活动）的研究，与此不同，为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先考察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我将揭示这些权力关系，如宗教或庇护(patronage)是如何影响乡村公共权力的施展的。这一公共权力包括规定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概括地说，我将通过考察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数个村庄之间的组织与联系，来分析乡村权力关系。对这种权力关系，我统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 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换句话说，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这是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
在第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在该章以及后面的“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节中，我将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
我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后简称“《惯调》”）。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2省6县6个村庄的情况。反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看看黄宗智之书的第二章。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据满铁调查员旗田巍和小沼正告诉我，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作为殖民统治者代表的调查员怀有疑惧，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被访问的农民性情古怪造成的(1981—1982年东京访问）。小沼和旗田都告诉我，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
在阅读这6卷本资料时，我找出一种验证这些材料是否准确的方法。在不少场合下，日本调查员对一批人进行采访，向许多人提出同一个问题，所以，通过广泛阅读这些回答，我可以用其他人提供的回答来验证某一材料。反过来，通过精读某一农民提供的材料，熟悉该人，亦可以判断其材料的真伪。而且，在《惯调》的某些卷中，1/3的资料是原始记录，如碑刻、契约和村庄向县衙的禀状，用这些中文材料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又可以检验访问材料的真伪。如此便可以去伪存真，以了解乡村社会的实况。
除《惯调》材料之外，我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我主要依据的是中文材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在方显廷的指导下，该研究所培养出了像冯华德、李陵那样的杰出学者，他们对华北乡村作了扎实的研究。我发现他们对河北县级及下层财政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根据198年我对南开大学访问时与该所农业经济学家谈话的印象，我觉得南开至今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
华北平原的村庄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末元明交替时期。明太祖(1368—1398)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残杀，不少村庄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推翻元朝之后，明太祖大力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
从庙碑、石刻、家谱等资料可以看出，永乐时(1403—1424)又是一个移民高潮。部分村庄起源于燕王夺取政权之后的永乐时期。“靖难之役”以后，倍受蒙古族蹂躏的华北平原人口更为稀少，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同时，大量移民以实畿辅。
山县干树通过对冀、鲁2省31县及14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和永乐时期。
《惯调》的材料亦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明恩溥(Arthur Smith)写道：“据传说政府从山西省洪洞县招集了大批贫民，移居到因战争而荒芜的田野。事实上，华北平原不少居民只知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其他皆已遗忘。”
担任过满铁调查员的山本斌，曾于30年代独自对华北平原进行过人种起源学研究，他也发现遍布河北全省的不少村庄的村民自称其祖先为山西洪洞移民。怀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山本斌调查了一批村庄的起源。调查结果使他相信，那些移民传说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在洪洞县有关记载中，他找到了地方官员根据永乐皇帝的谕令，动员了不少当地居民去开垦华北平原的历史材料。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一时期的移民事实上主要来自晋南的泽州和潞安二府。
清初是又一个移民时期，但是其规模远不如明初。
根据山县干树的研究，明末清初新建村庄虽不太多，但此时却是村社组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认为华北平原的多姓村庄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
总之，这两个移民时期代表着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称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区(macroregion)的两个发展周期的起点。其后，经济更为发展而且变得复杂多样、互相补充，接着是人口的增长，最后又因饥荒、瘟疫、入侵、叛乱而造成的衰落及人口锐减，如此构成周期的三个阶段。正如施坚雅指出的那样，华北经济区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是相互吻合的。这不仅是因为王朝政府对畿辅地区影响重大，而且因为“华北和西北两区更易受异族的入侵，……争取皇位的战争对此地区造成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看到华北平原人口的增减与皇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此为线索来探讨华北村落的历史一定很有意思，但本书却无力顾及这一题目。我们将目光重新凝聚到清末这一时期，来看看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本书所研究的《惯调》中的6个村庄以及其他村镇均位于华北平原的冀—鲁西北地区。这里的农作习惯和组织设置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华北平原土壤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极少（年21英寸），5、6月份经常干旱。夏季炎热，有时高达华氏100°；冬季严寒多风，气温经常在华氏0°以下。
由于严寒和干旱，此地几乎没有冬季作物。到20世纪初，山东南部有冬小麦种植，但在河北，仍然是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制耕作。春季主要种植的是高粱，次之为糜谷。棉花种植较为广泛，但冀中、冀南种植较多。在夏天，多种植玉米、高粱、糜谷、大豆、甘薯及花生。
据估计，在30年代，华北平原平均每家耕地为27亩，而冀、鲁、豫三省每农户平均耕地为22亩。
马若孟和黄宗智均认为佃户所耕土地仅占全村土地的15%。
不过，在冀、鲁两省，地主佃农并不构成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关系。我并不是要否认农村中分化的存在，而是要提醒读者，华北平原乡村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华南和华中地区，或者说，不同于租佃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其他乡村社会。
我所引用的材料因主题需要而作了适当调整，因而《惯调》中关于6个重要村庄的材料不可能集中在一处。为了方便读者，我先将这6个村庄简单地作一介绍。1986年夏天，我有幸访问了其中的两个村庄：沙井和冷水沟。沙井属于顺义县，距北京30公里，步行15分钟可到县城尽管我每次访问沙井都受到热情款待，但我总觉得它缺少在我访问中国南方村庄时所见到的那种熙熙攘攘的社区生活气息，这可能与不少沙井居民离村到县城做工有关。不过，沙井村曾有过辉煌的社区生活，我们将在“青苗会”和“庙会”活动中看到此点。真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村首们还在竭尽全力为村庄夺回庙产。《惯调》中曾记述此事，原调查员旗田巍和沙井村八旬老人张瑞（时任副村长。本书第五章将详论此事，黄宗智的书中也有论及）都向我重述了此事经过。这一故事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沙井村积极的集体生活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当石门镇的地痞樊宝山勾结城隍庙住持霸占原村有庙产时，村领导们开始时无法战胜樊宝山。后来，他们求助于在该村调查的日本人旗田巍。在旗田的干预下，该村重新夺回了庙产。至今，沙井村民还怀念和感激旗田。
冷水沟位于山东省历城县，距济南不远。同40年代一样，它至今仍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村庄。在抗战结束之前，它便有370户人家，远远高于华北平原村庄人户的平均数(100户）。直到民国初期，冷水沟的宗教活动仍很频繁，这从清朝时遗留下来的20余块庙碑可以得到证明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村史资料如今无一幸存。就我所知，华北平原村庙中的碑石大多是在“文革”中被毁坏的。
吴店位于良乡县，紧挨着北京。它处于兵家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中，常受战争的摧残，以至黄宗智称其为“分裂了的村庄”。20世纪初，这个日益贫穷的村庄仅有的一点集体生活是围绕庙会展开的。令人惊奇的是，村民们对战乱的“光临”习以为常，他们在村庙门碑上每年总重新写上“你也来了”几个字。据传，村民们相信“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也免不了面见阎王的那一天。
位于冀东昌黎县的侯家营邻近满洲，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前，不少村民到东北做工经商，该村收益不小。如其村名所示，该村以侯姓（包括其支族）为主，但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其永远控制村政权。随着其他姓氏之人在东北发财归村的增多，他们开始向侯姓挑战，争夺领导权。
恩县的后夏寨位于鲁西北。因邻近黄河，常遭水患，土地多沙而贫瘠。后夏寨是3个穷村中的一个。从其原来有的围墙来看，历史上它可能不得不预防盗贼和匪患。据我们所知，20年代该村参加了红枪会组织以抵御泛滥的盗匪袭扰。不过，该村的政治活动不是以宗教组织为中心，而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
这种政体形式在另一个村庄—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也有反映。该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据说合族宴会时座次排定相当严格，长辈中的最年长者（族长）坐于桌子的北头，其他人依辈分和年龄向下（南）排列。
根据以上的简介，我们可以依三个标准（第一，富裕还是贫困；第二，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第三，距主要城市远近），将6个村庄进行归类（见图表一）。
图一《惯调》中的6个村庄归类
不难看出，宗教型村庄邻近城市，而宗族型村庄却远离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