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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是我研究的起点，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在其后50年间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变革都与这一时刻有关，如义和团的失败、列强的赔款索要、清政府的种种集权措施都对乡村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运动以清末新政而达到顶点，它企图改变19世纪时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软弱状态。罗杰·汤普森(Roger Thompson)对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朝官员们改革努力的研究表明，在晚清政权，特别是省级封疆大吏中，维新的意识普遍存在。总督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奏折中疾呼：
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
汤普森的著作还探讨了改革者的不同思路，特别是对山西巡抚赵尔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作了比较研究：前者在保持中国传统体制的基础上做点调整；后者则效法日本和西洋体制，依靠留日归国学生制定新法，他的不少僚属在国家政府中担任要职。
当袁世凯任山东巡抚(1899—1901)和直隶总督(1901—1907)时，他普遍建立了警察制和新学堂。
这些举措表明：当政者企图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但却带来了未曾预想到的后果，加剧了乡村社会中的矛盾。
本章将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这一问题。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权在层次和利益上是复杂多样的，诸如上述两省的督抚代表着集权势力，力图推进国家政权的建设，与清廷保持一致，而另一些人则视扩张权力为捞取油水的天赐良机。在省、县两级亦存在着争权夺利的尔虞我诈。“政权建设”这一西方概念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在本章后部我引入“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一概念以尽力掌握这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