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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19世纪一个水利组织的研究将说明文化网络是如何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融合进一个权威系统（机构）的。这一地区位于太行山下，属于今河北省邢台地区。19世纪时直隶省水浇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所以下面讨论的灌溉组织并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在我的研究过程中，这类组织却经常涉及到，而且可以说是遍及中国：职务性的、祭祀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各种等级制度、乡绅网络以及帝国行政机构等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满铁对邢台地区的调查集中在地方政治之上—在这一典型中是水利控制。与更为广泛的县志资料相结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化网络如何运作的绝好机会。
浇灌邢台县东部及其相邻的任县、南和、平乡、沙河等县的水源来自牛尾河和百泉河（地图略），不少明泉，特别是百泉（与河流同名的泉眼）供应着河水。农民们在河流之上或泉眼之下修筑堤坝、安置闸门，引水浇田，种植水稻等作物。这些灌溉渠道大多挖掘于16世纪之时，在雍正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或加固。
在邢台县的水利体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单位是“闸”—它是用水者联合组织的名称，可能与“闸门”相关。这些用水的村民集团，我将其称为“闸会”，其成员包括2至10村不等，控制着灌溉用水的分配。但这并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水源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直至更大的单位—全河流域灌溉区。用水户根据距离远近和不同需要等环境的变化来参加不同层次的水利组合体，换句话说，在水利体系之中，不断出现分裂与组合。
水利组织体系往往超越了村庄及市场（集市）体系，但这两个体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闸会与村庄并不吻合是因为闸会范围大于村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村民（住户）都是闸会成员。不过，闸会与村落（住户）之间有着重要的结构联系。闸会中的管理人员—小甲，往往是特定村庄的代表。例如，普济闸会的一个管理人员总是由张村人充任。
换句话说，尽管在水利组织体系中整个村庄并未被承认为一个法人单位（百泉闸会可能是个例外），但闸会之中由同村之人作“代表”则表明，在闸会之中亦可动员村庄的政治集团意识。
当闸会中某些村庄比其他村庄更为强大之时，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有时，位置上的优势可能使某些村庄在闸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旦得势之后，它又利用在组织上的主导地位来维护它对其他村庄的控制。在邢台县第五区的最南端，有9个村庄松散地结合为百泉闸会，其中孔桥村位于三条渠道的交汇处，由于它控制着下游的水源，故其位置十分重要。1851年，孔桥村以水权混乱为借口，另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河口社，它后来成为一个拥有财产并进行土地交易的机构，其组织健全，有17位会首，其中多由村中首事充任。文献及碑记中多次提到孔桥与其他村庄发生争执，这表明，孔桥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意在加强对处于下游村庄的优势。
但总的来说，建立起自己水利组织的村庄毕竟为数甚少。在华北，很少有村庄能依靠本村的资源来控制一个闸会，而只有集镇才具有经济和政治资本来担当这一重任（控制闸会）。由于集镇往往是闸会的地理中心，集镇领袖对闸会可能拥有主导力量，东汪镇和石井镇在东汪闸会和普济闸会中即起着这样的作用。在东汪，河正（闸会之首事）是由村长任命。
进入20世纪以后，相对强大的两个村公所对两个闸会的财政状况分别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东汪，当闸会资金短缺之时，由村公所代垫，然后向居民征收。在石井，闸会会员通过村公所交纳水费。
集镇和强大的村庄能够利用其组织资源控制闸会，这样，闸会的领导机构又能较好地发挥其领导作用，从而维持闸会的内部安定并保护闸会利益不受外界侵犯。实际上，这种集镇与闸会之间拥有共同的合作中心是文化网络中不同体系之间相互联合的一种常见形式。但是，如同文化网络中其他因素一样，尽管集镇在闸会的权力结构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水利管理体系并不能为市场体系所代替。市场区域与市场体系原则与闸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十分相干。
以用水为目的的地域性组织体系并不是市场体系，而是由供给水源的3个灌溉流域所组成。这3个体系决定或限制着这一地区闸会联合的方式和规模。第一个体系利用百泉之水，该泉控制百泉河的水流。第二个体系位于百泉河之北，也利用百泉河之水。第三个体系较为复杂，它名为关湾水会，它由邢台县一个大的闸会组成，尽管该会中大部分村庄位于牛尾河以北而且利用该河之水，但其中一个水闸位于这些村庄之南第二体系东汪闸会之东的百泉河上，故该体系利用两河之水，但以北引牛尾河水为主。
自然，3个灌溉体系的流域盆地不仅不以市场体系为范围，而且与邢台县的行政区划亦不相合。牛尾河灌溉区包括行政上属于任县的一些闸会，百泉河流域包括南和县的一些村落，而百泉泉水则是灌溉沙河县部分田地的水源。尽管这一现象并未否定行政区划的存在，但它表明，就水利管理来讲，流域盆地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区域。
在流域盆地之内，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文献资料只记载了属于两个河流系统的两个集团间的一次冲突：它牵涉到关湾闸会（它的一条水渠得从百泉河引水），这一冲突最后不得不由知县出面决断。据石碑记载，冲突发生在关湾闸会与属于百泉河流域的7个闸会（其中两个闸会行政上隶属南和县）之间—也可以说，这次冲突发生于两个流域之间。
百泉河流域为我们提供了闸会之间合作的很好事例：每年各闸会会集一次，疏浚百泉河，加固或维修堤坝和桥梁。两县闸会按其使用水量之大小平等提供劳力和财力，每年3月在东汪镇开会讨论此事，各闸河正，包括远在南和县的济民闸会的首领均出席这次会议。
与水利管理体系基本上相并行的是供奉龙王的祭祀体系。不仅各村有自己的龙王庙，各闸会也另有龙王庙或在某龙王庙中供奉自己的龙王。在二月十五日新河正选出之时、龙王圣诞、旧历年末等节日或发生久旱不雨之时，闸会首领们恭诣龙王庙祭拜龙王，烧香献牲，然后会餐。
水利管理组织的这种宗教仪式在中国十分普遍。我在研究察哈尔、内蒙古、山西、河南、台湾和新界的水利组织时也遇到这种供奉水利之神的寺庙。
下面通过与一位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问：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答：我不清楚，但是人们都说它是由玉帝创造的。
问：地和人是哪里来的？
答：我不知道。
问：人为什么能活着？
答：因为他吃东西。
问：但人老了之后，为什么会死亡？
答：人的寿命由玉帝决定，一个人难以活过玉帝确定的期限。
问：植物为什么能生长？
答：因为有土地和雨水。
问：为什么？
答：因为它们从土和水内获得了能量。
问：雨水有能量吗？
答：有。
问：谁赋予雨水以能量？
答：雨水是玉帝的下属—龙王创造的。雨水中含有龙王的力量。
问：为什么龙王要下雨？
答：水是万物之源，没有它人们便无法生存，龙王下雨以救人类。
问：当雨水尚未落地之时，它归谁所有？
答：尽管龙王按玉帝的命令行事，但雨水为龙王创造，所以归龙王所有。
问：雨水落地之后它是否还归龙王所有？
答：土、水为公（归大家所有）。
祭祀仪式使闸会组织神圣化，从而赋予它更大的权威，并得到公众的承认。如果一个人违背会规，私下出售自己的用水之权，便会危及整个合作体系和控制机制。所以，在察哈尔（今属河北省）的一个龙王庙内，有这样一尊可怖的塑像：一条巨大的盘龙正将一个恶徒撕得粉碎。
在其他水会中，对违规者的处罚往往是让他向龙王祭献贡品。
龙王庙不只是区域团体，而且是权威的象征。
但是，如同祭祀内容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为变迁一样，邢台地区各级水利组织中的分裂和组合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寺庙仪式的职能。由于祭祀秩序与水利组织等级相平行，所以祭祀仪式不仅表现着集团意识，而且激发着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使整个体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百泉闸会可能是所有闸会中最松散的一个组织，来自9个村庄的用水户在闸会的龙王庙中祭祀龙王。这一庙宇坐落于百泉之旁，据说庙中居住着龙王的母亲。当龙王圣诞之时，会中所有9村均聚集于龙王庙中，但祭祀时则由两三个村结成3个小集团分别进行。祭毕后，各村会首也是单独会餐。
这表明，该闸会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其内部仍分为以村为单位的小集团。尽管在管理用水上整个闸会是一个合作单位，但很久以来，为争夺用水而在3个层次上便展开着争斗：村与村，村庄联合（小集团）与村庄联合，闸会与闸会之间均有争斗。所以，寺庙与祭礼仪式既体现着合作，又反映出各集团之间为争夺用水而出现的分裂和重新组合。
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同样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在大贤村有一座很大的龙神庙，每年二月十五日，附近3个闸会（水利、永济和普济）的首领（包括河正、副，小甲等）聚集该庙中议事并祭献龙王。毕后，各会首领分开用餐。当这些闸会成立之初，他们与处于上游的共同对手—东汪闸会—经常发生冲突。
势力强大的东汪闸会以集镇为中心，声称由于自己成立较早，因而有优先用水权。
该闸会并不按时到大贤村龙神庙中祭祀。一位来自东汪的被访问者辩护说：“大贤村龙神的辖区为下游各闸会的地面，即使我村之人到那里去烧香祷告，也不会有什么灵验。而且，本村与该龙神并无什么关系。”顺便提一下，东汪闸会还利用另一流域的水源。所以，它在两个龙王庙中烧香敬神，定期将自己的龙王抬到另一庙中接受祭献。
据以上所述，我认为，在大贤村龙神庙举行祭祀的3个闸会，不仅各自独立，而且又有联合，他们以此来对付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如东汪闸会。到20世纪时，3个闸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当然，它们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
大贤村的龙神庙不仅是以上3个闸会的祭祀中心，而且，它有时也是整个百泉河流域各闸会的祭祀（聚会）场所。农历七月初一，共同利用该流域之水并合作浚河的2县8个闸会的首领聚集于大贤村龙神庙之中祭祀龙王。1853年维修该庙时，资金来源更为广泛，南和、沙河两县的部分村民也捐献了钱财。
应该看到，该庙不仅是各闸会的祭祀中心，而且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将暗中竞争的各集团召集一处使其为了共同生存而采取某种合作。
从祭祀庙宇的不同可以看出不同闸会的不同辖区，从祭祀中亦可反映出闸会内部的潜在分裂与组合。约翰·布林姆(John Brim)在新界亦发现了类似的水利组织庙宇体系。
毋庸置疑，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
邢台地区龙王庙的等级体系代表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包容但又超出了乡村神灵的职能范围。杨庆浤和亚瑟·沃尔夫(Arthur Wolf)认为天界官僚体系是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一个重要工具。无疑，敬奉龙王在有清一代国家祭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19世纪后期，朝廷不断地发布上谕敕封或旌表龙王。1869年一道谕旨给某一龙王进加封号，褒奖龙王突然出现在河堤之上，从而防止了黄河决堤。
祭祀龙王起始于民间还是封建国家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龙王属于一个由国家承认的权威体系。同土地爷一样，它有自己相应的辖区。这样一来，祭祀仪式便可以起到维护乡村社会中杨庆浤所称的“合乎天意的政治秩序”—这正是文化网络的一种功能。
与天界官僚不同，龙王庙的等级制度代表着水利组织对神的权威的创造性运用。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各闸会总是在不断地分裂和组合。龙王庙只是一个权威的框架，其内容在不断地变动。作为权力分界和辖区的象征，龙王庙是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减小国家干预的必要，而且使乡村社会组织具有很大的可变性。
祭祀制度与水利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文化网络中一个重要特征：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既不是为上层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各集团对这些权力象征的争逐从而给权威赋予一个共同的框架，这在第五章讨论关帝崇拜时会表现得更为清楚。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利益不同，甚至冲突的情况下，各集团亦能达成这种“共识”。
当然，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竞争超出神权的管辖范围，组合或分裂的规则不再适用，竞争变为公开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网络中相关的“竞技场所”不得不进一步开放，国家政权作为行政力量，而非象征因素介入闸会组织之中。这一“开放”使与其相连的其他组织亦卷入纠纷之中，这在争斗演变为诉讼之时更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闸会内部或闸会之间的争斗由闸会首领们开会调解—其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绅士在场—这样并不涉讼，也不“惊动”官府。
闸会联合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或冲突双方跨越县界之时，诉讼便难以避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免不了要联络当地的绅士阶层。正是在这一联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联合之后的主要力量。这一策略是要最大限度地扩充各自组织（联合）的政治资源，在与官府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组织都极力争取绅士阶层的支持，这是因为绅士不仅可以影响当地官府，而且在诉讼之时可充当重要角色。
不难理解，在较大的派系冲突中，往往会牵涉到集镇之外的人力和财力。例如，在以大贤村龙神庙为中心的3个闸会与东汪闸会的冲突中，在百泉河流域所有7个闸会与关湾闸会的冲突中，双方都动员绅士加入诉讼。即使在小规模但涉及两县的冲突时，也必然会引起诉讼和绅士的介入。
由于流域盆地内常常发生争执，而此一流域又横跨行政区划（县界），故牵涉两县居民的冲突也屡见不鲜，1875年的一次冲突即属此例。在水利闸会内因征发浚挖河渠劳工而发生争执，这一闸会由邢台大村景家屯和相邻的南和县5个村庄组成。尽管事件起因甚微，而且争执限于闸会内部，但因两县绅士加入诉讼，结果使案件扩大，告到知府那里。最后经长时间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它表明一个小的争端会因行政归属不同而愈演愈烈。
这种小事弄大的事件在其他涉及两县的集团冲突中层出不穷。在流域盆地内的冲突中当地绅士往往卷入，最后惊动官府。
例如，据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一块石碑记载，当百泉闸会挖掘了数条灌溉渠道之后，沙河县村民也想利用百泉之水，他们到邢台县衙请求，被知县拒绝。但后来知府推翻了知县原判，准许沙河民众修筑一渠。在筑渠过程中，他们截断邢台县的一条老渠，而将渠水引为己用。被激怒的百泉闸会提出诉讼，状告到知府那里，最后沙河闸会被迫恢复邢台渠水。石碑上刻着一名进士和其他7位获取下层功名的人的名字。这又一次表明横跨县界的冲突往往动员绅士加入从而引起官府的重视。
这些事例说明，尽管行政界线并不是跨界合作的直接障碍，但它会在合作体内造成某种裂缝。正是由于闸会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而知县在判案时总是偏向自己的子民，而绅士阶层又往往以政权中心为自己的集结点，所以常常将小事弄大，从而牵动各政治环节直至知府。长期以来，在县界经过的流域盆地，由于存在纵向（向上）和横向（向本县绅士）联系，其向心力及组织力量往往强于其他地区。
从邢台地区水利管理组织中可以看出文化网络的一些特点。第一，文化网络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例如行政区划与流域盆地相交叉，集镇与闸会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重合，祭祀等级与不同层次的水利组织相互适应。第二，各种组织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例如，在争斗之中往往将集镇、乡绅甚至行政机构引为后援。第三，在说明对龙王的宗教信仰如何被各组织引为己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不同的利益和愿望是如何相互混杂而形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