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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基督教在西方宣扬开以后，西方人对于世界的二重观念，更为清澈鲜明。 奥古斯丁 的神之城，只在天上，不在地上。人生之终极，灵魂之救度，精神世界之重视，均为西方中古时代之特殊表征。这一趋势，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始有转变。文艺复兴，外面看是从基督教转返 希腊 ，里面看则是从灵魂转返肉体，从天上转归地上，从精神观念转归到自然现象。自此以下的西方思想，似乎“灵魂”的地位逐渐降低，“心”的地位逐渐提高，西方思想界另有一番新生气。这或许是 北欧 新民族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但因思想传统沿袭已久，此下的思想路径，似乎仍摆脱不掉已往的旧轨辙。
关于心的重要地位，其实在 奥古斯丁 的理论中已见端倪，不过到文艺复兴以后，更有进展。 奥古斯丁 虽知看重个人内心的地位，他还是说，在神的真理面前，人之内心仍只有被动。人心只是次要的，神才是主要，人的灵魂才是主要。中世以后的哲学家，渐渐认为人的心智可以自寻真理，而不在神的面前被动了。但大体论之，此下的哲学问题，仍然沿袭以前的旧路径。在人心方面，依然是取感觉与理性对立的看法。从感觉认识外界的便成了经验主义，从理性认识外界的便成了理性主义。在 英国 自 罗吉培根 以下，大体都算是经验主义。而大陆学者如 笛卡儿 、 斯宾诺沙 、 来勃尼兹 等，则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派依然喜欢讲神，也一样要讲灵魂，也依然要走入二元的世界观。此种理论，依然不离中世纪经院哲学之旧倾向，依然带有古代神与灵魂之旧信念。既然仍不能不归极于此渺茫无稽的神与灵魂，则依赖理性与智识，有时尚不如依赖信仰转为直捷。因此理性派的学者，到底只成了一种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本由怀疑而来，终必仍归到怀疑而去，折衷是一种不彻底、不到家的办法。然而如 英国 洛克 、 勃克莱 、 休 谟 一派的怀疑论，只靠经验实证，只认现象世界为真实，只在肉体感官上装置人生，全部人生只根据在各自的感觉上。因为故意要把灵魂观念排斥，遂致把人心的境界和功能也看得狭窄了。人心只是一个感受外界印象的机关，全部人生亦只是些印象与感觉。这一种人生观，实为大部分人类心理所不愿接受。接受了这一种观念，则人生太无意味。
在 英国 思想界，常有一种奇异的结合。一方面可以抱彻底的唯物见解，但同时对宗教的传统信仰与习惯犹能依然尊敬恪守，如 牛顿 即其一例。然此种极端的唯物论与宗教精神之结合，只可说是 英吉利 土壤之特殊产物，非其他民族所能追随。因此 英吉利 思想可以安于经验主义与幸福主义的圈套里，而其他民族则仍不能不另寻出路。于是有近代的 德国 哲学。 康德 从 休谟 而起，其事正如古 希腊 哲人思想之后来了 苏格拉底 与 柏拉图 。普通的概念与特殊的经验之关系，此问题乃 苏 格拉底 以后 希腊 哲学上之中心问题。近代 德国 学派，亦依然要在 英国 派专重经验与感觉的上面安放一个共同的范畴。
英 、 德 思想之对立，大体犹如中古时期唯名论与实在论之对立，依然是西方思想系统上一个旧裂痕。 康德 思想并不能彻底消融西方思想界由来已久之对立形势，先在的我 （即“灵魂”） 并不能为经验的我所实验，但他却能约束经验的我；这依然带些理性派的神秘。 康德 哲学依然沿着西方感官界与理性界对立之旧传统，依然不能不有现象界与精神界之对立。因此从 康德 而起的，如 费希脱 之我与非我论， 黑 格尔 之精神世界之发展论，大体说来，他们虽都想在唯心论的系统下求到世界之统一性，但到底还是摆脱不掉从来已久的思想界上之二元对立。这是从“心”的方面讲。若转从“物”的方面讲，一样有走不通之苦。近代西方的物质论者对于力的迷信，成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之特征。其实物质论者与宗教哲学并无二致，仅以本质观念代替神的观念，以力的主宰代替上帝的主宰；所谓不同，如此而已。因此自然主宰说与宇宙神造观，机械论与目的论，一样成为西方二元哲学衍变中应有之两大网罗，使西方思想界不陷于此，即陷于彼，有求出不得之苦。
近代西方人常在外物的经验与内心的理性之对立中找不到妥当的出路，遂复转入生活意志一条路上去。此在 德国 ，消极的如 叔本华 之幻想主义，积极的如 尼采 之超人主义，论其渊源，依然都以 康德 为出发点。 叔本华 对现世生活只想逃避， 尼采 则主张改造现世。他们的态度，显然都是极浓重的个人主义与现世主义者。个人主义与现世主义到底不能满足人类内心一种不朽与永生之要求。在 英国 方面则有 达尔 文 。 达尔文 与 尼采 正可代表近代西方 英 、 德 精神之不同。他们的相同点，只在提高生活意志一方面。但意志的重要，在中世纪 奥古斯丁 亦复先已提到。意志亦如经验与理性一般，依然解决不了个人主义与二元哲学之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