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尔摩斯有着很强的情感自制力，两个小时内似乎就把困惑我们的怪事遗忘得一干二净，专注于近代比利时大师们的绘画了。在我们动身前往诺桑勃兰旅馆的路上，除了绘画之外他什么也没谈。事实上，他对艺术的见解十分肤浅。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正在楼上等着你们。”旅馆经理说，“他吩咐我等你们一来就领你们上去。”

“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客人登记本，不会被拒绝吧？”福尔摩斯说。

“绝对不会。”

登记本表明，在巴斯克维尔住进旅馆以后，又来了两批客人。一批是菲勒斯·约翰逊一家，来自纽卡斯尔；另一批是欧摩太太及女仆，来自奥吞州亥洛基镇。

“这个约翰逊我一定认识，”福尔摩斯对经理说，“是个律师，对吧？灰白头发，走路时脚有点跛。”

“不对，先生。这位约翰逊先生是煤矿主，是一位年龄不会超过您的好动绅士。”

“您能肯定没把他的职业弄错吗？”

“是的，先生。我们很了解他，他是我们旅馆多年的老顾客。”

“哦，好了。还有欧摩太太，对这个名字我很耳熟。请原谅我的好奇心，在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朋友，这是常有的事啊。”

“先生，这位太太终年病魔缠身，丈夫曾是格洛斯特市的市长，她进城时总住我们这儿。”

“谢谢，恐怕我不能说她是我的熟人了。”

我们一起上楼时，福尔摩斯低声对我说：“华生，刚才所提的问题已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那些极关注我们朋友的人，并没有与他同住一个旅馆。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非常热衷于监视他，可同时，也非常害怕被他发现。啊，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能说明什么问题？”

“能说明——天啊，我亲爱的朋友，怎么回事？”

当我们快走到楼梯尽头时，正遇上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迎面走来。他手提一只满是灰尘的旧高筒皮鞋，由于愤怒而面色通红，说不出话来。等到他开口时，声音明显高于我们早晨听到的，而且西部口音加重了很多。

“这家旅馆的人，似乎觉得我很好欺负，”他喊道，“叫他们收敛点儿，不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开玩笑找错了对象。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他们找不着我丢失的鞋，我会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的！我根本不在乎这类玩笑，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他们也未免太过分了。”

“还在找您的皮鞋？”

“是，先生。找不着我决不罢手！”

“可是，您丢的是只浅棕色的呀？”

“是啊，先生。可现在又丢了一只黑色的旧皮鞋。”

“什么，您不是说……”

“我正要说呢。我共有三双鞋：浅棕色的新鞋，黑色的旧皮鞋和脚上穿着的这双漆皮鞋。昨夜他们偷去了一只浅棕色皮鞋，今天又偷走了一只黑色旧皮鞋——喂，你有没有找到？说呀，喂，干瞪着眼干吗？

过来一个惊慌不安的德国籍招待。

“没有，先生。我问遍整个旅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

“那好，日落前一定得找到，否则我就要去找老板，告诉他，我立即退房。”

“一定能找到，先生，请暂时忍耐一下，我保证能找到。”

“希望如此。唉，这里可真像个贼窝，我可不能再丢东西了。请原谅，福尔摩斯先生，我竟让这样的小事打扰您……”

“我可认为这事值得注意呢。”

“啊，您看得太重了吧？”

“您又是如何解释它？”

“我根本不想考虑它。在我所经历过的事情中，最令人气愤和费解的就算这件事了。”

“哦，我也不敢说我很了解。亨利爵士，您的这件案子很复杂。把这件事同您伯父之死联系起来看，我不敢说，我曾经手的五百多件案例中，有哪件比得上这件离奇，令人费解。可是目前我们已掌握了几条线索，总有一条能帮助我们查出真相。也许我们会在没用的线索上耽搁不少时间，但终究会查出正确的线索来。”

大家愉快地共进午餐，饭间几乎没有提及使大家走到一起的那件案子。饭后，福尔摩斯在起居室里问亨利爵士有什么打算。

“去巴斯克维尔庄园。”

“什么时候动身？”

“周末。”

“总的说来，”福尔摩斯说，“我觉得您的决定还是明智的。我完全能证实，有人在伦敦跟踪您，在这样的大城市里，住着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一时还难以查清他们的身份或企图。如果他们怀有恶意，很可能会给您造成不幸，恐怕我们也无力阻止。莫蒂默医生，难道您不知道今早从我家出来，你们就被人跟踪了？”

“被跟踪了？是谁？”莫蒂默大吃一惊。

“很不幸，这也正是我没法奉告的事。在达特沼泽地，您的邻居和熟人之中，是否有留着又黑又长胡须的人？”

“没有——嗯，待我想想——哦，对了，查尔斯爵士的管家巴里莫尔好像留着胡须。”

“哦？他在哪儿？”

“他总管那座庄园。”

“我们最好查证一下他有没有待在庄园，也许他正在伦敦呢。”

“怎么证实？”

“给我一份电报纸，写上‘是否一切都已为亨利爵士准备妥当？’然后发给巴斯克维尔庄园，交给巴里莫尔先生。离庄园最近的电报局在哪儿？是格林盆吗？太棒了，再给格林盆邮政局局长发封电报，写上‘发给巴里莫尔先生的电报务交本人。如不在，请回电通知诺桑勃兰旅馆的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这样，不到晚上我们就能清楚巴里莫尔是否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很好，”巴斯克维尔说，“但是，莫蒂默医生，巴里莫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已故老管家的儿子，他们负责照看这所庄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辈人了。据我了解，他与妻子在乡间很受人尊敬。”

“同时，”巴斯克维尔补充说，“只要我家的人不住巴斯克维尔庄园，他们简直就太舒服了，根本无事可做。”

“这是事实。”

“巴里莫尔究竟有没有从查尔斯爵士的遗嘱中获得好处？”福尔摩斯问。

“他与妻子各得到五百英镑。”

“哦？他们是否以前就知道这些？”

“知道，因为查尔斯爵士总喜欢谈论遗嘱的内容。”

“很有意思。”

“我希望，”莫蒂默医生说，“不要对每个从遗嘱中得到好处的人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也给了我一千英镑呢。”

“真的？还有谁得到了？”

“还有很多小额款项分给其他一些人，大额的捐赠给一些慈善机构。余下的全留给亨利爵士。”

“余下的有多少？”

“七十四万英镑。”

福尔摩斯扬扬眉毛，十分吃惊：“没想到数目如此大。”

“查尔斯爵士的富裕远近闻名，可我们在检查他的证券前，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原来他全部的财产约有一百万英镑。”

“天啊！这样大的赌注，当然有人要拼命赌上一把。可是还有一点，莫蒂默医生，假若年轻的爵士发生什么不测的话——请原谅这令人难受的假设——谁能继承遗产？”

“因为查尔斯爵士的弟弟罗杰·巴斯克维尔没结婚就死了，所以财产应传给他远房的表兄弟戴斯门家里的人，杰姆士·戴斯门是威斯特摩兰地区的一位年长的牧师。”

“谢谢，这些细节都值得留心。您见过杰姆士·戴斯门先生吗？”

“见过，他来拜访过查尔斯爵士一次。他过着圣洁的生活，态度庄重令人敬佩。我还记得，他拒绝接受查尔斯爵士的任何产业，虽然爵士曾强迫他接受。”

“什么癖好都没有的戴斯门先生真会成为查尔斯爵士万贯家财的继承人吗？”

“他将成为产业继承人，这是法律规定的。另外他还会继承钱物，除非现在的所有者另立遗嘱——他是有权任意处置的。”

“亨利爵士，你有没有立过遗嘱？”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昨天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没来得及呢。可是，无论如何钱物都不应该与爵位和产业分离，我伯父的遗愿也是如此。如果主人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产业，那他又怎么恢复巴斯克维尔家族的声望？房地产与钱物绝不能分离。”

“很对。哦，亨利爵士，您回巴斯克维尔庄园的决定与我的想法一致。不过，您是不可以单独去的。”

“有莫蒂默医生陪同。”

“但是，莫蒂默医生经常医务缠身，另外他家离您家有好几英里。尽管他对您很好，可万一有什么危险，恐怕他也力不能及啊。不行，亨利爵士，您必须另外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必须永远与您形影相随。”

“您可以亲自去吗，福尔摩斯先生？”

“一旦有危机发生，我会立刻赶来的。您知道，我接受着广泛的业务咨询和来自各方的求助，如果要我无限期地离开伦敦，那不可能。目前就有一位极为可敬的英格兰人正受到威胁和污蔑，只有我才能制止这样严重的事件。所以您得明白，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去达特沼泽地。”

“那么，您打算叫谁去呢？”

福尔摩斯拍拍我的手背说：“如果我朋友愿意接受，那么在您处于危急情况时，没有谁能比他来照顾和保护您更好的了，对这点没有谁比我更有信心。”

这个建议太意外了，弄得我不知所措。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巴斯克维尔就一把握住了我的双手，热情地摇动着。

“哦，华生医生，您的好意真令我感激不尽，”他说，“您了解我的处境，对这件事，您和我一样了解；如果您能和我同往巴斯克维尔庄园，我会感激不尽。”

冒险对我永远都有吸引力，况且我还受到福尔摩斯的恭维和准男爵真情的感激呢。

“我很乐意去，”我说，“这样使用我的时间很有价值。”

“你得向我仔细汇报，”福尔摩斯说，“当出现危机时——危机总会来到的——我会指示你如何做。我想星期六就可以出发了吧？”

“华生医生会方便吗？”

“很方便。”

“那么，星期六我们在车站会面，坐从帕丁顿开来的十点三十分的车。请一定照办，除非我另行通知。”

当我们正要起身告辞时，巴斯克维尔突然欢呼着冲向屋角，从橱柜下面捡出一只浅棕色皮鞋。

“这就是我丢的鞋。”他喊道。

“但愿所有的难题都会如这只鞋一样自动解决。”福尔摩斯喃喃自语。

“可这件事很奇怪，”莫蒂默医生说，“午饭前，我曾仔细搜寻过这间屋子。”

“我也搜过！”巴斯克维尔不解地说，“到处都翻遍了。”

“那时，屋子里根本就没有这只鞋！”

“那么，一定是我们吃饭时，招待放的。”

我们立即叫来了那个德国籍招待，可他对此事一点儿都不知道，无论怎样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奇怪的事一件接着一件，现在又多了一件。除了查尔斯爵士暴死外，在这两天中竟意外地出现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怪事：铅字拼凑成的信，双轮马车中蓄着黑胡须的盯梢人，新的浅棕色皮鞋及黑色旧皮鞋的丢失以及新的浅棕色皮鞋的失而复得。

坐在回贝克街的车上，福尔摩斯沉默不语，从他那紧皱的双眉和严峻的面孔上我能看出，他心中和我一样，正在努力思考着能解释这一串奇怪而又彼此无明显关联事件的合理假设。从下午到深夜，他都沉浸在烟草与深思中纹丝未动。

我们正要进晚餐时有两份电报送到。

第一份：

顷悉，巴里莫尔确在庄园。巴斯克维尔。

第二份：

照吩咐曾去二十三家旅馆，未发现有被剪的《泰晤士报》。抱歉。卡特莱。

“华生，我的两条线索都没用了。没有比事事不顺的案件更让人心烦的。我们不得不另外寻找线索。”

“我们还可以寻找替那个盯梢人赶车的马夫。”

“是。我已经给执照管理科发去电报，要求查清2704号马车的车夫的姓名、地址——听，有人来访，如果来的这位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会吃惊。”

事实证明，门铃声带来的结果比我们希望的更让人满意，因为开门进来的是一位举止粗鲁的人，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位。

“我得到总部的通知，说这里的一位绅士要找2704号马车的车夫！”他说，“我已赶了七年马车，还没有一位客人表示不满。我是直接从车场到此的，我要当面弄清，您有哪点儿不满意。”

“伙计，我对你并无不满，”福尔摩斯说，“恰恰相反，如果你能对我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你还可得到半个金英镑。”

车夫一听，乐了：“啊，我今天运气真好。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以后有需要我能很方便地找到你。”

“约翰·克雷屯，家住镇上特皮街3号；我的车是从滑铁卢车站附近的希波利车场租的。”

夏洛克·福尔摩斯记下了这些信息。

“现在，克雷屯，请告诉我今晨来监视这所屋子然后又在摄政街跟踪两位绅士的乘客的情况。”

车夫似乎吃了一惊，带着点不知所措的神情。

“哦，好像您知道的不比我少，似乎用不着我再告诉您了。”他说，“事实上那位绅士曾说他是个侦探，并且说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伙计，这件事严重着呢。如果你想隐瞒任何情况，你就会倒霉。你说他告诉你他是侦探？”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他什么时候说的？”

“离开时。”

“他还说过其他什么？”

“他的姓名。”

福尔摩斯以胜利者的姿态迅速地瞟了我一眼。“噢，他说到他的姓名，对吗？那太不留神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姓名是……”车夫说，“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从没见过我的朋友像这样吃惊过，一刹那，他被弄得张口结舌，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好啊，华生，好极了，”他说，“我确实认为他和我一样迅速、机敏。上次他可真让我无计可施——他叫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吗？”

“是的，先生，那位绅士就叫这个名字。”

“太好了！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上了你的车，以及后来的事情。”

“他九点半在特莱弗嘎广场雇的车，他说他是侦探，还说我如果一整天绝对地服从他而不打探任何事，他就付我两个金英镑，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先来到诺桑勃兰旅馆，一直等到两位绅士出来雇车走了，才跟着他们，然后一直到了这附近才停下。”

“就是这个大门？”福尔摩斯说。

“哦，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敢说那位乘客知道一切，一个半小时后，有两位绅士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我们就沿贝克街跟踪着，并沿……”

福尔摩斯插话说：“这个我知道。”

“当我们走过约四分之三路程时，我车上的绅士突然推开车顶的滑窗，大喊着让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滑铁卢车站。我策马快进，十分钟内就到了。他很守诺言，给了我两个金英镑就进站了。他刚要离去又忽地转过身对我说：‘如果你知道了也许会感兴趣的，你的乘客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于是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

“是这样。后来你再没见过他？”

“他进站后就再没见过了。”

“请你描述一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马车夫搔搔头有些为难地说：“嗯，这可有点困难。我觉得他大概四十岁，中等身材，好像比您要矮二三英寸，先生。穿得像绅士，留着整齐的黑胡子，面色苍白。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眼睛是什么颜色？”

“哦，我没注意。”

“还记得其他什么？”

“哦，先生，不记得了。”

“好吧，给你半个金英镑。如果你以后能带来些什么好消息，你还可拿半个金英镑。晚安！”

“晚安，先生。谢谢您！”

约翰·克雷屯高兴地笑着走了，福尔摩斯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过头来笑了笑。

“我们的第三条线索又算完了，刚摸清的线索又断了。”他说，“这个狡猾的混蛋！他很了解我们，他知道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找过我，他清楚在摄政街遇到的是我，他明白我会记下车号去找马夫，于是他就留下个戏谑的口信。华生，我告诉你，我们这次可遇上了个强劲的对手。在伦敦，我已惨败，但愿你在德文郡的运气能够好些，可是我还是很担心。”

“担心些什么？”

“为你将做的事担心。这事很难办，华生，棘手又危险。对这件事，我愈看愈烦。是的，亲爱的朋友，你有理由笑话我，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安安全全地回到贝克街，我可就太高兴了。” IwTtwlZJU9+Q9ugbDOx3/8dg6GwBRWwCxqEeCdAAN9OLp9KhUB5L/XZBJSZ+NM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