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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矩
规范执行者与规范逃避者的对决

人人都会越规逾矩。

我们还是直接摊开来说吧，不做无用的抵赖。确实，有些人逾矩的次数少些，我们钦佩有加。但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不耍一些滑头。毕竟世上条条规规太多，一一遵守难免有违人性。

对于重大规矩，大多数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抢劫、纵火、强奸、谋杀等，但是我们时不时会违反一些轻微的社会规范，比如我们会撒谎、闯红灯、私拿办公用品、报假税、违章掉头、奉承老板、搞婚外情、吸食软性毒品等。比如，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承认，上述错事至少做过一半。

为什么要越规逾矩呢？原因很简单：逾矩让我们在免于付出应有成本的情况下同等受益。美国国家游泳队队员卡尔利·吉荷说：“几乎100%的精英竞技游泳运动员都在游泳池里小便过，对此有人会矢口否认，有人会坦然承认，但每个人都干过。” 为何？毕竟在训练中途停下来上卫生间太麻烦了。

我们的祖先也经常逾矩。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证据之一便是我们的大脑会为识别逾矩行为做出特定的调整。 例如，当把人们放在一个可以进行作弊的场景中解答抽象逻辑题时，答题者的解题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是进化心理学的一大结论，经夫妻搭档的研究团队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托比推广后，现已广为人知。

当然，倘若我们祖先的大脑需要进化，以提升对于逾矩行为的识别能力，那是因为其同伴时不时想行骗逾矩，而其同伴也是我们的祖先。于是，祖先[和原人们（protohumans）]便深陷进化军备竞赛之中，无法自拔，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行骗逾矩行为层出不穷，行骗逾矩侦察辨识能力也更上一层楼。

人类大脑做了调整之后，也会帮助我们顺利行骗和逾越规范。不论是偷窃、偷腥或撒谎，逃脱惩罚最简单的方法便是隐匿行踪。大脑对此类逾矩行为会做出特定的调整反应，比如高度警惕他人的目光，尤其是聚焦到自己身上的目光。我们能很快觉察到人群中盯着我们的目光。 数十次的反复实验表明，被注视着的实验者逾矩概率相对较低——即使注视着他们的目光来自漫画。 人们身处相对敞亮的灯光下（相对于昏暗的灯光而言）， 或是联想到上帝正目睹一切时，逾矩概率也更低。

影响逾矩行为的因素中，也许羞耻感及因羞耻而引发的种种相关行为更为重要。当被他人发现自己的行为不检时，一种恼羞成怒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此时羞耻感就出现了。 我们在羞耻之时，比如沦为丑闻主角时，就会掩面低头，甚至避免和外界有任何接触。正是因为我们害怕羞耻，我们才不会违规逾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掩盖痕迹，避免东窗事发。

但需要留意的是，如果我们过多关注逾矩者如何掩过饰非，我们将忽视一种有趣的逾矩方式：公开逾矩。

想想以下两种不同的逾矩场景：

1. 考试作弊。考试时，你溜进厕所，偷看手机上的答案。

2. 在公众场合喝酒。在美国的大部分地方，公众场合喝酒是违法的。对此，长久以来的对策是将酒瓶裹在棕色纸袋中。

在第一种场景中，你的目标很简单：不让监考老师发现你作弊。老师向来公正，要成功作弊，必须尽可能谨小慎微。

然而，在公众场合喝酒的动机则隐晦多了。把酒瓶藏入纸袋根本糊弄不了所有人，尤其糊弄不了警察。如果警察想以在公众场合饮酒之名立案，他们大可径直走过来，闻闻你鼻息间的酒精味，然后逮捕你或发传票。但警察通常懒得为难你。

原因何在？

这便是本章所要研究的一个谜团：为何人们只需稍花心思便能顺利逾矩？再次声明，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形式的逾矩行为。一旦牵扯到人命时就另当别论了。但在多数情况下，一点点粉饰，用些许无花果叶，便可以让公正的天平失衡。

预先声明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热衷于将逾矩行为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在本章和本书余下的部分继续谈论逾矩这一行为时，一定不能分心。行为规范自有其应该谈论的时间和场合。但是，我们希望本书不做任何道德评判，这样我们才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坏习惯和动机，而不用责备自己尚未达到理想的标准。我们需要在本书中认识真实的自我，而非理想的自我。

此外，根据不同的道德标准，部分违规行为也谈不上“错误”，例如，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软性毒品的使用问题。不论吸食毒品是对是错，大部分地方都视之为逾矩行为，吸毒者仍需躲躲藏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我们不做道德评判。我们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违规、如何逃避规则，而非他们的行为究竟是善是恶，或规则是否公正。

公有信息

在著名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两个刚进城的骗子主动提出要为国王做一件奢华的新装。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新装”，但他们告诉国王，只有愚蠢无能的人才看不见新装。为了体现自己的智慧，皇帝佯装看到了新装，一众随从也是如此。凡是见过“新衣”的人都说：“多么华美的衣裳啊！”最后，皇帝在镇上巡游时，突然有个小孩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真相：“皇帝没穿衣服！”顷刻间，谎言不攻自破。如果一个天真的孩童看不见衣服，那就说明衣服根本不存在。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原来自己上当受骗了。

要理解这个童话故事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重点是理解公有信息这一概念。 信息要在特定群体中成为公有信息，仅仅让每个人都知晓并不够。每个人还要知道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个信息，而且还要确信其他人也知道自己知道这个信息，以此类推。简单而言，公有信息是“公开的”或“显而易见的”信息。

政治科学家崔时英在其著作《理性的仪式》（ Rational Ritual ）中，借助电子邮件的功能解释了公有信息这一概念。 假如你在邀请朋友参加聚会时同时使用了“发送”和“抄送”的功能，则这个信息会成为公有信息——因为每个收件人都可以看到其他收件人。但如果使用“密送”功能发送，虽然每个收件人仍会得知聚会的信息，但这并非公有信息。我们将这类通过“密送”方式传播的信息称为私有信息。

公有信息和私有信息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在《皇帝的新装》中，镇上的人都知道国王被愚弄了，但重要的是，这一信息尚未公开。每个人都看到皇帝一丝不挂，但同时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是否相信骗子的谎言——于是，没有人愿意冒着被视为傻子的风险说出实话。然而，当天真的孩童说出每个人内心的想法之后，特意保持缄默的默契被打破了。于是，真相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从私有领域涌向了公共领域。

公有信息就如同公开向大众宣布，而非私下告诉某个个体。如同一个同性恋者完全公开其性取向，而非处于未出柜的状态（即使其他人都怀疑他/她是同性恋）；如同每个人都安然觉察到尴尬的气氛（甚至还可以一笑了之），而非悉数有意视而不见。公有信息指完全“记录在案”的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公开获取或谈论。

或者还可以换一种思维。低调或保密的唯一标准为：信息的知情人数。事实上，保守秘密的标准有二：知情人数，以及公开度 或共有度。秘密可以广为人知，但并未公开——如未出柜的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或是皇帝一丝不挂这一事实。

逾矩的关键在于谨慎。为了逃脱惩罚，必须保密，不让他人发现真相。有些情况只会涉及保密这一个维度，例如考场上作弊的唯一标准是不让特定的人，即监考老师发现。相反，你在大街上喝酒，什么人知道或有多少人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行为的公开程度。这也是为何一个薄薄的褐色纸袋却能让结果有天壤之别的原因。

如果你肆无忌惮地举着一瓶开了盖的啤酒招摇过市，警察很可能就会找你麻烦。因为此刻你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不仅让警察发现了，而且所有路过的市民也有目共睹，这其中不乏一本正经的道德纠察队、易受影响的孩子以及忧心忡忡的家长。警察忽视偷偷摸摸在公开场合喝酒的人尚可蒙混过关，但若对堂而皇之在大庭广众之下喝酒的人也视若无睹，则必定会招致猛烈的批评，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指责他玩忽职守。褐色纸袋并不能瞒过警察的眼睛，但却为其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借口，使其免受来自公众的严厉谴责。

小心驶得万年船

“票！我要票！有要出票的吗？！”

美国约有一半的州认为黄牛交易是非法的，尤其是未经授权在音乐会或运动赛事入口处公然倒票的行为。 这也是为何倒票者不按常理，嚷嚷着买票来招揽生意的原因，毕竟买票是完全合法的。如同将酒包裹在褐色纸袋中一样，这一行为也糊弄不了执法者，警察和现场安保人员对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交易都心知肚明。但这些倒票者对这极易被识破的伪装行为却屡试不爽，从中谋利。这又很好地证明了，只要谨慎一点儿即可蒙混过关，免受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

注意，专业的规范执行者，例如警察、教师、人力资源经理等，其工作职责都是确保人们遵守规范，因此他们都具备强烈的合规动机。尽管如此，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往往疏于监督，懒得自找麻烦。面对轻微的违规行为，有时仅是考虑到可能随之而来的繁重文书工作，警察便可能就此作罢。

与此同时，对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而言，执行规范的动机便更微弱了（详见第3章）。我们可能要与同伴乃至上司对质，同时我们又缺乏官方赋予的执行权。如此看来，执行规范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似乎并无益处，稍不留意，我们便会陷入麻烦之中。

执行规范不仅需要发现违规行为，还要对该行为提出成功的指控，与其他群体成员对所发生的罪行进行一致指控。例如，尽管联邦探员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托尼·索普拉诺是黑手党，但他们完全相信自己的直觉。同理，尽管你确信老板剽窃了你的创意，但你必须要能说服你老板的老板，相信这一点。通常而言，现场目击者很容易发现犯罪行为，但要说服其他远离犯罪现场的人就困难多了。

对于潜在的逾矩者而言，我们可能从中汲取的教训便是：任何阻碍执法（或控诉）的行为都能提高逃脱惩罚的概率。此时就需要谨小慎微了。谨小慎微有多种具体方式：

这些技巧都遵循一个原理，即避免违规逾矩行为全面升级为公有信息，加大指控的难度。

下面让我们详细分析这些技巧。

借口：信手拈来的托词

1527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38岁，急需一个儿子继承王位，但其与西班牙裔的凯瑟琳王后婚后一直无子，而他能生育的时间也所剩不多了。宫里人尽皆知，亨利八世想迎娶年轻的安妮·博林为妻。不幸的是，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受前任主教特许生效，现任主教也无意将他们的婚姻改判为无效。

国王需要的便是一个言之有理的托词，以掩盖其真实意图。在与凯瑟琳成婚近20载后，国王突然“发现”凯瑟琳在新婚当夜并非处女，二人的婚姻随后被宣布无效。

该托词本身着实蹩脚拙劣，但鉴于亨利八世的国王身份，托词无须过于言之凿凿，他手中的权力足以让多数人臣服。亨利八世借这一托词与罗马天主教决裂，并引发了英国的宗教改革，借英国教会新主教之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托词可以有效地绕开违规的禁区且适用范围极广。借合理的解释，表明清白，加大指控难度。托词无须糊弄所有人，只要表面够合情合理，看起来有人会上当即可。

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托词。烟草店把吸烟器具如烟斗、烟枪、电子烟等统统以“烟具”的名义兜售；经理“自愿”辞职，因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酒店会提醒顾客在扔掉旧毛巾前要“考虑环境”，但究其根本，重点并不关乎环境，而关乎成本。但若直接要求客户为酒店节约运营成本，就违背了酒店“客户至上”的原则。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只好找一个托词。

谨慎交流

英语中“ conspire ”（共谋）一词的来源很巧妙，前缀源自拉丁语“ com- ”，意为“共同”，后面的“ spirare ”意为呼吸。

想象一下，有两个贵族正在密谋暗杀国王。他们鬼鬼祟祟地在皇宫的某个过道会合，交头接耳密谋着行动计划，他们打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低声交谈着，隐隐约约地提到什么“计划”之类的东西，而完全没有提到“刺杀国王”之类的直白字眼。他们匆匆结束会面之后就分别离开了。

这两个贵族在谈话时为何如此谨慎？首先，他们不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倘若有人看见他们在窃窃私语，他们也希望没人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倘若真有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希望没人听清具体内容。倘若有人听清了具体内容，他们则希望被听到的内容语义含糊。再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谈话被某人偷听到并搞明白了意思，他们也仍希望该计划只是私有信息，而不是扩散开来，成为公有信息。

想象一下，两个在城堡巡逻的士兵碰巧听到了这两位贵族的对话。二人都怀疑其中必有阴谋，但或许他们都曾受到国王的虐待，所以听了对话后反而暗自窃喜。他们不会公开支持这一叛国图谋，但鉴于图谋叛变的贵族轻声细语，二人因此可以假装没听到。相反，倘若这两个贵族公开高谈阔论，密谋就成了两个士兵间的公有信息，他们可能不得不逮捕密谋者。

如果陈述者谨慎而语，对话含蓄隐晦，内容含糊，陈述者十有八九准备保守秘密，避免其泄露出去，以逃避责罚。这是通用的经验之谈。具体形式包括：

即使只有两个参与者，上述技巧仍然适用。想象一下：一个男人在数次约会之后，向女方提出了做爱的请求。 如果他公然问道：“今晚共度良宵怎么样？”这会让双方尴尬，此后发生的一切都会难以推责。但如果问得委婉一点儿：“今晚要不要过来看看我的蚀刻版画？”双方都相当清楚提议的真实含义，但关键是双方的想法并没有上升至公有信息的地步。男方并不清楚，至少无法完全确定，女方是否接收到了他的性暗示。

但还有一个问题：若双方各自都领会了这一提议的含义，为何还要考虑其是否为公有信息呢？为了再现这一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群人坐在舞台的边厢里，急切地想听到约会中的情侣的对话。这对情侣就是在这群观众面前进行了隐晦交流，意在交换信息——提出发生性关系，同时给出答案，但是不希望该信息成为公有信息。真实的观众也罢，假想的观众也罢，都是如此。他们都无须刻意提醒自己面前有一群假想观众。人们为了保留颜面，在苦练数年之后才学会了既能表达隐晦的信息，又不失颜面。

我们还可以用假想的观众来模拟一下其他违规场景，无论观众是偷听或是通过某种方式间接了解到了现场信息。假设有一个犯罪团伙的老大对手下说：“照顾一下那位朋友。”这时，他面对的观众是日后可能会对他或他手下进行审问的执法人员。当然，采用这种含蓄的语气说话，他所说的话也可能会被手下误解。一些“格杀令”可能未被执行，而一些无心的话语却会被意外地解读为杀人灭口的命令。这就是在黑暗地带做生意的代价。

打擦边球

现实生活中的规范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边界模糊。这是因为，制定出人人满意的标准是不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曾提出这样一种著名的论点：永远无法用清晰的语言定义“游戏”。这亦适用于所有复杂的文化概念，包括规范。

灰色地带正是越规逾矩者试探边界点、打擦边球并挑战极限的地方。例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规定，对播出有伤风化节目的电视台征收罚款。但究竟如何定义“有伤风化”？在雅各贝利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拒绝定义“淫秽”一词，他声称“我看到的时候自然认得出来”。正是因为缺乏准确的定义，绕过规则打擦边球便成为可能。

《宋飞正传》以屡屡挑战电视节目的尺度而出名。在这个声名狼藉的节目的其中一集里，人们比赛谁能保持最久不手淫。巧妙的是，节目始终未出现“手淫”一词。该话题是如此展开的：

（乔治缓缓走入镜头，看起来郁郁寡欢）

……

杰瑞：怎么了？

乔治：我被老妈逮着了。

杰瑞：“逮着”？逮着你做什么了？

乔治：是这样……我当时一个人……开车经过我父母家，把车还给他们，我进去待了几分钟。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应该都工作去了。我看到我妈买的一本《魅力》杂志，便随手翻了起来……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

这算不算得体？“我看到的时候自然认得出来。”如果运用这一标准，便很难对上述情况做出判断，因为这还得取决于审查员如何看待对话中暗示的行为。

其他我们乐于打擦边球的规范包括着装规定、消极怠工、私下调情、在小社会团体中玩弄权术等。

小罪过

人们喜欢关注名人和拥有权力的人，原因之一便是想看他们是如何逃脱责罚的。史蒂夫·乔布斯经常对员工出言不逊，这是出了名的。约翰·肯尼迪的情妇数量之多，远远超出历史学家们所能确定的数量。 辛普森被怀疑杀人却无罪获释。

我们有时会自我安慰，苛刻的首席执行官和风流的总统我们望尘莫及。但至少就逾矩行为而言，二者间的差距大多仅为逾矩程度上的不同。名人或许可以违反重大规范而不担责（有时甚至是谋杀），但平凡如我们也能逾越边际规范，而不受罚。

我们会自吹自擂、偷懒怠工、在背后散布谣言、说人坏话。我们也会坑队友、奉承领导、暗送秋波、私下调情、玩弄权术、利用他人以达一己之私欲。总之，我们是自私的，但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只是距最高行为规范还有一点儿距离。

但我们当然不会四处张扬自己自私的一面，不会在完全公开的场合八卦或偷懒。（即使肯尼迪也不敢在杰奎琳面前放肆，只敢在门窗紧闭的私密场所出轨。）自吹自擂时，我们会尽量伪装得委婉谦虚。我们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智商或工资，因为这在旁人看来是粗鄙无理的。但如果智商或工资实在太高，值得一吹，我们便会寻找其他办法让他人知晓——例如故意夸大其词，或是入手抢眼的奢侈品。我们会借他人名气，谦虚地抬高自己。我们会穿上突显身材的衣服来炫耀好身材，或让他人充当我们的发言人介绍一番，替我们吹捧自己。

在陷入诸如教堂、办公室，或同伴之间的小规模权力之争时，我们也会动用类似的谨慎策略，为己谋利。我们试着培养盟友，削弱对手力量；我们沽名钓誉，不想承担失败的责任；我们为能从中得利的政策摇旗呐喊，置集体利益于不顾；我们说着漂亮话迎合他人。当然，我们不会公开表达。我们不会向对手直言：“我现在就在拼命损害你的利益。”我们往往以为每个人着想为由，掩盖我们的真实动机。

结语

逾矩而不受罚需要耍点儿小聪明，这有助于解决第3章最后提出的问题：如果规范的目的是减少竞争，那么人类还要硕大的脑袋何用？合理的解释之一是：规范往往只需部分执行而已，所以我们仍需要硕大的脑袋来搞清楚如何逃避规范。事实上，规则逃避者和规则执行者深陷与对方的智力之争（就如猫鼠游戏一般），而这促使彼此不断提升智力水平。

下一章将着重讨论一种尤为巧妙的行骗方式：自我欺骗。这也有助于解决本书的核心困惑：为何我们对自身的一些动机毫无察觉？ wtNxadQgrz/iZswXp88wUcCb+zik5byDr8ktd6wZj6MZTzfC8qCP5svQSC1KJHVr